非诉讼标的行政行为诉后复议问题研究

非诉讼标的行政行为是指与诉讼标的相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一种证据载体。它在诉讼中可以起到直接影响审判机关对诉讼标的作出认定和判决的依据作用。如民事判决中作为证据使用的房屋权属证书。在司法实践中,一般情况下,审判机关不会对这种非诉讼标的行政行为本身的合法性作出认定,但会作为对诉讼标的作出判决的一种理由和依据。那么,当事人如果发现审判机关将非诉讼标的行政行为作为判决的理由和依据有误,能否提起行政复议,由复议机关撤销、变更或责令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呢?由于法律对此没有     

公证涉诉中公证书证据效力类型分析

现行《公证法》已将有关公证的诉讼纳入民事诉讼范畴。在现实的诉讼中，涉及到公证的诉讼在诉讼形态上来看，从范围上，包括涉及公证书的诉讼与涉及公证活动中公证机构的各种公证行为的诉讼：在诉讼标的或质证标的上，包括公证书或公证行为直接成为诉争标的与非直接成为诉争标的。为方便起见，本文将“公证涉诉”概括定义为指对于公证行为的诉讼行为。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与《公证法》第三十六条均对公证证明的证据效力分别作出了规定。     

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行政案件的司法审查进路--从诉讼标的理论出发

长期以来，行政诉讼理论多将（具体）行政行为作为诉讼标的，但“行政行为标的论”有着明显的理论缺陷，无法涵盖不同诉讼类型，《行政诉讼法》修订后也无法解释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案件这一特殊情形。从“二分肢说”出发，复议机关共同被告案件中诉讼标的具有单一性，即当事人认为原行政行为与复议维持决定所形成的共同法律效果违法并侵害其权益，而向法院提出权利救济的主张和相应的事实理由。就诉讼结构而言，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案件不属于诉的客观合并，而是必要共同诉讼的一种特殊形式。对于复议决定实质性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对原行政行为具有治愈性，法院对实体合法性审查的侧重点在于复议决定改变的法律前提与原行政行为的法律结果能否构成一个具备整体合法性的逻辑闭环。在复议决定确认原行政行为程序违法的案件中，以复议机关与原行政行为作出机关为共同被告似乎更为符合行政诉讼制度修订后的本意。     

乡政府诉失学儿童家长案的法理困境

乡政府诉失学儿童家长案虽取得了一定的良好社会效果,但由于乡政府的起诉行为与行政行为效力相冲突、与行政权司法权的分离原则相冲突、与三大诉讼的性质相冲突,因此,其缺乏充足的法理依据,必将陷入法理困境.     

民事再审之诉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民事再审制度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是建立民事再审之诉.民事再审之诉作为一种实体法上的形成之诉,具有救济和监督功能.关于民事再审之诉的诉讼标的,有二元诉讼标的说和一元诉讼标的说,但一元诉讼标的说显得更为合理.民事再审之诉的构成要件包括主体、客体、再审事由、提起期间、管辖法院等.为了维护生效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防止再审程序的滥用,必须对民事再审之诉的提起规定极为严格的条件.     

法治国视野下行政行为对司法机关的效力

基于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分工,行政行为与司法裁判行为是并行关系。一般情况下,非诉讼标的之行政行为对司法机关具有证据效力,即司法机关对行政行为的证据资格不得审查。例外情况是,当行政行为将直接影响相对人定罪量刑时,行政行为对司法机关具有选择性证据效力。     

论民事再审之诉的诉讼标的

再审之诉的诉讼标的的确定和判断受各方因素的影响而具有不确定性,再审之诉的形成诉讼的性质及附随诉讼的性质决定了再审之诉诉讼标的的特殊性。本文指出对再审的受理问题应当以诉讼标的为角度进行参考。     

论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法律地位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被告虽同属行政机关,但它们彼此仍有差别.对后一种情况中的复议机关的法律地位如何理解,学者们有不同的认识.我们主张,经复议机关复议的行政案件,复议机关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应以复议机关和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理由如下: 一、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依照行政复议条例向行政机关申请复     

初探行政诉讼领域中司法权能否代行行政权

依照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的规定,法院对于行政行为的审查权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决定了法院对于行政相对人的现行救济是极其有限的,本文旨在探讨如何在现行的制度体系类扩大法院的审查权,使其更加有效地解决行政争议,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利益。     

行政诉讼中确认无效之诉的问题探讨

确认无效之诉是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中独立的诉讼类型,其与撤销之诉在诉讼类型上的转换与合并,有利于实现当事人权利的救济保障和诉讼经济.借鉴域外理论和司法制度,确立无效行政行为的具体识别标准,便于形成共识和司法实务的操作.对行政行为宣告无效的后果,审慎进行利益衡量区别对待.基于现行法律规定、法理念及权利救济实效性的考量,无效之诉应受起诉期限的限制.     

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第三人撤销之诉与诉讼代理制度

一、第三人撤销之诉2012年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     

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扩展——基于经济法司法实施的思考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过于狭窄,不能满足经济法司法实施的需要,必须扩展.扩展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诉讼标的应扩展到内部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非政府的公共管理行为;原告应扩展到授益行政中的利益相关者、潜在的利益受损者乃至公益代表;被告应扩展到非政府的公共管理者.     

行刑诉讼交叉案件的裁处机制——以行政权与刑罚权的双重法律关系为视角

中国法体系语境下的行刑诉讼交叉案件的产生,既源自违法与犯罪二元化处理机制中临界点的模糊性,又来自行政机关与刑事诉讼机关职权的交叉重叠,而最根本原因乃在于实体法中行政权与刑罚权的双重法律关系,即行政处罚权与刑罚权在惩罚严厉程度上的递进关系以及刑罚权对行政管理权(狭义)的保障关系。据此,行刑诉讼交叉案件可分为两类:一是以行政处罚行为为诉讼标的的行刑诉讼交叉案件;二是以行政管理行为(狭义)为诉讼标的的行刑诉讼交叉案件。前者的处理应秉持“刑事先行,先刑后行”的规则,后者的处断则应坚持“行政先行,刑事后理”的规则。     

行政登记侵权之诉研究

行政登记是一种既非赋权又非确权的准法律性行政行为 ,并没有实质的利益相关人 ,登记机关也仅负形式审查义务 ,因而所谓的行政登记侵权之诉既无实益也不可行 ;行政登记侵权之诉的诉讼结果与相关民事争议的诉讼结果往往相悖 ,有损司法的权威与统一 ;应当废除这一诉讼而让权益相冲突的当事人以民事诉讼解决其争议。     

论诉讼中附属证据性行政行为问题的解决

诉讼中附属性行政行为问题是指具体行政行为在诉讼中作为证据如何审查判断其效力的问题 ,实质是其公定力与证据效力的关系问题。具体行政行为中认定的事实具有相对公定力 ,直接确定的法律关系具有绝对公定力。应当根据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公定力、公定力的效力范围及具体行政行为所处状态 ,灵活适用行政诉讼制度和本案诉讼的证据审查规则确定其证据效力。     

南阳市幸福小区业主委员会诉南阳市房产管理局违法登记案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业管理条例》规定，业主委员会产生后需要到房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这种行政登记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业主委员会有没有诉讼主体资格?本文试从行政登记行为的性质和业主委员会的主体资格分析入手，把对业主委员会的登记行为定性为以观念表示作出的行政行为，并从可诉行政行为的结果标准和必要性标准上得出这种登记行为的不可诉性，业主委员会也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     

行政登记侵权之诉研究

行政登记行为作为准法律行为性行政行为,本身不具有权利侵犯性。司法实践允许提起行政登记侵权之诉,在原告主体资格方面存在疑问,且其结果易与相关的民事诉讼结果冲突,此外,这类诉讼并不能彻底解决争议。基此,应将其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     

行政诉讼中，被告不应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

行政诉讼中，被告不应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吕玉宝在行政诉讼中，被告能否改变其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各国有着不同的法律规定。比利时、意大利、波兰、葡萄牙法律规定，案件一经进入诉讼过程，即使双方当事人共同提起撤销诉讼的请求，也不能中止法院正在进行的诉讼。在...     

对贯彻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意见的几点阐述(下)

关于证据 《意见》关于证据问题的一条重要规定是:被告聘请的律师在诉讼过程中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这条规定的主要理由是: 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这是根据行政诉讼的特点规定的。因为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应当是先有确凿的证据、可靠的事实,然后才能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如果先裁决,然后再取证,尤其是再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之证据转化制度研究——以《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为切入点

我国目前已经形成由“一法三解释”共同构建的两法衔接之证据转化制度.由于行政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具有内在一致属性,且该制度起到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的作用,因此该制度的设置具有其法理正当性与经济效益性.同时也存在不少争议和困境,完善证据转化制度的对策有明确证据转化制度在证据法中的地位,区别不同类型证据而对其转化方式作不同规定,细化证据转化制度中的具体机制以及建立行政与司法机关合作交流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