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

作为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在摸索中建立了中国特色的司法判例制度,即案例指导制度。其建立的初衷是为了统一法律适用,维护司法公正。但是,案例指导制度本身仍然存在着许多的问题,诸如指导性案例的效力不明、数量偏少、范围偏窄、是否发挥作用缺乏监督考评机制等,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该文仅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思考,为完善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提供一点建议。     

论实质正义的普遍化——以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为样本

司法正义是实现法律正义的主要方式,它可分为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实质正义是形式正义的源头,形式正义是实质正义的普遍化,通过司法实现正义的机制在二者的循环发展中不断得以完善。法律论证是法治社会实现司法正义的最佳方式,它展示了司法正义的产生过程,让＂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在法律实践中,两大法系通过法律论证实现司法正义的方式各有异同,给我们提供了借鉴与启示。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作为一个实用主义制度,其任务是将实质正义普遍化为形式正义,它的核心问题在于案例的创制以及推广和适用。前者对应的是实质正义的论证,后者对应的是实质正义的普遍化。创制指导性案例需要进行谨慎的论证,推广指导性案例应从案例的来源、发布、标准和效力四个方面予以考虑,适用指导性案例则关键在于确定案例之间的相似性,同时这个过程类似于适用制定法规则的过程。     

判例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上)——德国判例制度及其对构建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启示

当今全球经济走向一体化，在法律领域内表现为两大法系日益走向融合。就判例制度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大陆法系的德国建立了事实上的判例制度。判例制度适应了德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且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应当借鉴德国的判例制度，通过司法解释赋予判例事实上的效力、对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业务进行分工等方式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以满足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中持续增长的对法律的需求。     

论案例指导制度与我国现行司法制度的兼容性

案例指导制度是为应对日益复杂的法律问题、顺应司法改革的大趋势而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这一制度的建设是积极推进我国司法制度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但是应借鉴英美法系判例制度的司法改造而产生的案例指导制度究竟有无存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对其该如何定位,其能否适应我国的法律环境以及与现行的司法制度相互配合程度仍待研究。从弥补成文法缺陷和实现司法统一的角度来说,案例指导制度实现了与现行司法制度的兼容和互补;但从制度设计和与法律环境要素的协调方面又相互冲突。     

构建我国判例制度的法律思考——从司法解释权配置的角度出发

判例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但是现行司法解释体制单纯地将司法解释权作为一种机关权力配置给最高人民法院,这导致了我国司法解释过于抽象、司法裁判过于机械等弊端,从而影响了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形成。因此,应该考虑重新配置司法解释权,将司法解释权从一种机关权力转变为法官对法律的解释权力。     

论构建刑事司法案例指导制度的可行性

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案例指导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上的创新之举,但该制度并未赋予指导案例的法律效力,未能完全发挥它在克服成文法缺陷、保障司法统一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近年来,屡屡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严重损害了刑事司法的统一性、稳定性、公正性。要解决这一问题,应当构建刑事司法案例指导制度。目前,刑事司法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条件已基本具备——大陆法系国家判例制度的成功尝试提供了经验借鉴;我国悠久的判例传统提供了历史借鉴;我国法院案例指导的实践提供了实践基础;判例机制的理论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现代科技的发展提供了有效运作的技术条件。     

论案例指导制度的价值优势

案例指导制度不同于“判例”，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案例指导制度本身蕴含的独特价值优势弥补了制定法和司法解释的不足，是案例指导制度能够存在的根本原因，而其作为工具的外在价值的实现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     

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制度：价值定位、内在逻辑及优化路径

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制度是促进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精准执纪执法的重要制度创新。该项制度具有弥补制定法固有的局限、推动执纪执法活动的精准化与规范化、促进纪检监察规范体系的宣传普及等重要价值。作为一项崭新的纪检监察制度建设成果，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制度内含着对中国古代判例传统的继承和创新的历史逻辑、拓展了监察法治实现路径的现实逻辑、制度性权威与智识性权威的双重作用实现机制的理论逻辑。从制度运行现状来看，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制度面临着法治化程度不足以及具体运作机制不完善的困境，需要在宏观上明确其法治化路径，在微观上对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规范效力、遴选程序、遴选标准、参照适用的具体方法进行优化，为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证。     

论我国检察案例指导制度之建构

检察案例指导制度可以弥补成文法之不足,规范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限制审判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保障司法公正、司法独立,增强司法认同,提高司法效率。建构我国的检察案例指导制度,须得从指导性案例的来源、遴选和确认、编纂和发布、废止等方面完善其程序,并且建立检察案例指导制度的配套措施,包括建立检察案例指导制度的立法监督机制、赋予指导性案例一定程度的法律效力、增强相关检察文书的说理性、加强对检察官的培训力度。     

如何建立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以刑事案例为例

作为司法改革创新的重要举措,案例指导制度是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实现法律统一适用、确保司法的稳定性的重要保证。鉴于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不统一等问题时有发生的现实,公布指导性案例,推行案例指导制度,对于维护法律适用的统一性,确保法律统一适用,维护司法公信力,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浅析刑讯逼供的防范机制

刑讯逼供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十分普遍,是我国刑事诉讼一大痼疾。刑讯逼供严重阻碍我国司法文明的进程,妨害我国司法公正。防范刑讯逼供也是履行国际义务、维护程序正义、防范冤家错案、保障人权的需要。我国刑讯逼供的发生有着多种原因:包括传统法律思想和理念的影响,法制不健全,侦查水平的限制等等。防范刑讯逼供应当从加强执法为民教育,改变侦查模式,完善法律制度,加大惩处力度等方面着手。     

传统司法文化对现代法治的冲击及反思——以司法改革为视角

我国传统的司法文化结合了儒家、法家、道家等各派的法律思想,在历史的传承中形成了自身的特点。某种程度上,我国现代法治进程也是对我国传统司法文化批判地继承的过程。我们应深刻认识到,传统司法文化中有着众多阻碍法治进程的内容,对传统司法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无疑是当前我国司法改革的题中之义。     

论同意搜查制度

作为一种无令状搜查,同意搜查由于缺乏事前的司法审查,侦查人员极易利用其启动的宽松条件规避法律的限制,在司法监督缺位的情况下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须确立并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同意搜查制度。     

海峡两岸民商事司法协助的现状、面临的困境及其解决途径

自2009年两岸共同签署《互助协议》以来，祖国大陆与台湾区际司法合作与互助有了长足的进步，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效。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经裁定认可的大陆判决无既判力、“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适用范围窄、不认可大陆法院出具的离婚调解书、欠缺判决的认可与执行机制和两岸管辖权冲突的协调机制等。因此，有必要在不断充实和完善各自单边立法与共同签署的区际协议同时，解决调解协议的有效性和执行力问题，扩大两岸法院认可与执行民商事裁判的司法文书、明确管辖权范围，将不方便法院原则作为处理两岸民商事管辖权纠纷的重要制度，使得两岸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更顺畅。     

建立检察机关案例指导制度必要性及可行性研究

案例是司法活动的结晶和法律适用的生动载体,它对于我们准确理解法律,更好地适用法律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检察机关案例指导制度尚在起步阶段,许多实体与程序上的问题尚待解决。从实证角度分析,在我国建立检察机关案例指导制度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法治 应该如此呵护——读《司法民主、公平正义与法官制度》

司法民主是我国司法改革的前进方向,人民陪审制度是我国实现司法民主的主要方式之一,应充分发挥陪审员源于民众,代表民众的优势。我国存在传统法律伦理精神与现代法治精神的冲突,导致现实中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缺失。为培育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不仅要融合有益的传统法律伦理精神,还要加强现代法治精神的宣传教育。法官制度与司法民主与公平正义在逻辑上是紧密相连的。时下的法官制度有历史遗留问题,也有遴选与任免上的不尽科学等。完善法官制度要提高法官的准入资格,增强司法独立性,打破按照行政区划设置司法机关的局面等。     

同案不同判现象研究

长期以来,"同案不同判"现象普遍存在于我国司法实践的各个领域,不仅严重破坏了我国司法权的统一适用,而且给我国司法公平公正造成了巨大的危害。这一现象具有我国成文法法律体系结构、裁判主体的主观方面和"同质化"程度以及司法程序运行过程中存在的缺陷等方面的形成原因。为了抑制该现象的发生,我国既要做到进一步细化立法技术、加大案件审判过程的公开力度,又要加强裁判主体的"同质化"和"去行政化"建设,更重要的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加快落实案例指导制度和全面推进量刑建议制度的建设。     

建立检察机关案例指导制度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构建案例指导制度作为推进司法改革、促进司法公正的重要举措之一,逐渐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司法界的重视。就我国检察机关而言,现阶段要建立行之有效的案例指导制度来指导办案,还面临诸多困难。分析面临的具体问题,提出相应对策,是探索检察机关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必由之路。     

诉之合并对审判实践的积极意义——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一条

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通常保险公司参与其中所需承担的责任有两种：一是基于交强险，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无过错赔偿责任；二是基于与被保险人签订的保险合同，对被保险人的过错承担赔偿责任。而交强险的法定赔付义务与商业险的合同赔付义务分别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能否进行合并审理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争议。此次最高法于2012年3月21日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的《关于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1条从法律依据上解决了上述争议，让本来因为分属不同法律关系而分开审理的两个诉，合并为一个诉进行审理。文章试从实践出发，讨论该条司法解释对司法实践的重要指导意义。     

完善保障机制 破解监督难题——刑事立案监督若干问题研究

立案监督工作是法律赋予人民检察院的一项重要职能,由于现行监督体系尚存缺陷以及体制机制的问题,司法实践中的刑事立案监督工作存在诸多问题,立法意图不能很好地得以实现,检察机关在具体操作时难以达到应有的法律效果。要完善和建立立案监督工作的保障机制,包括立法的保障,又包括工作机制的保障。一方面,应当把完善刑事立案监督机制与《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和推进司法改革结合起来,通过改革解决深层次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探索建立科学高效、整合检察机关内部和外部全部有效资源的立案监督工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