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系统工程二十年(下)

本文基本展现了20年来法治系统工程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概貌。它向读者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作为一种现代思维方式，法治系统工程正日渐影响着中国的法学研究；而作为一种现代化的组织管理技术，法治系统工程正日益广泛地融入中国的法治实践。     

法治系统工程: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科学途径(续)

本文以系统工程在我国的发展为开端，结合法律知识解释了系统工程的基本原理；阐述了法治系统工程的基本概念与原理、法治系统工程与系统工程之本质区别，进而介绍了法治系统工程所采用的综合集成方法。此外，本文还论述了现代信息技术与法治系统工程的关系、系统工程对现代法律科学的优化功能。文章的结论是：法治系统工程是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实现“依法治国”的方略、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法治系统工程: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科学途径──纪念钱学森提创“法治系统工程”20年

本文以系统工程在我国的发展为开端，结合法律知识解释了系统工程的基本原理；阐述了法治系统工程的基本概念与原理、法治系统工程与系统工程之本质区别，进而介绍了法治系统工程所采用的综合集成方法。此外，本文还论述了现代信息技术与法治系统工程的关系、系统工程对现代法律科学的优化功能。文章的结论是：法治系统工程是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实现依法治国的方略、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法治中国的科学内涵

法治中国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最终目标,但究竟何为法治中国却是一个难以达成共识的问题.然而,厘清何为法治中国的内涵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逻辑起点.依据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和“中国”的内涵以及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关系理论可知,法治中国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完成后的结果,是指在整个中国领域范围内,法治成为一种全社会的主要生活方式和一种全民的信仰,并且形成和表现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一种良性法律秩序的现实状态.     

论“治-综治”取向的中国法治模式

30年来,我国已经孕育出一种具有内在生命力的法治模式。这种法治模式的关键词是治与综治。其中,治表征秩序,体现了中国法治模式的价值目标:这是一种通往秩序的法治。综治作为综合治理的简称,体现了中国法治模式所依赖的路径或方法。综治意味着:为了实现治的目标,不能仅仅依靠法院、法律、判决,还应依靠其他机构、规则、方法,而且还要综合运用,从而让各种机构、各种规则、各种方法形成合力,共同实现治的目标。以治与综治作为关键词,可以把握当代中国法治模式的神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思想根基、主要特性与学科定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化表达,作为一种新型的理论形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知。首先,从思想源流来看,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思想根基。其次,从理论个性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主要特性包括中国性、政治性与学术性。从学科定位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既是法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代表了法治理论谱系中的一种最新形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思想根基、主要特性与学科定位,既是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前提,也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前提。     

论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思想新战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开创治国理政新局面的战略高度,围绕全面依法治国这个主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战略,主要包括: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把法治作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全面依法治国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根本法治保障,是一项宏大系统工程,必须全面、协调、系统推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理论、法治体系“三位一体”;坚持党的领导,处理好党与法的关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法治”演进与我国法理学发展

在社会主义中国,＂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其演进变化经历了三大阶段。作为法理学的重要内容,其每一次演进都透视着我国法理学的发展轨迹。随着法治理念的确立,我国法理学的发展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     

西方法治精神和中国法治之路

<正> 法治精神是西方政治法律文化的核心层的精神。西方社会的发展与法治精神休戚相关。中国传统政治法律文化是人治精神一贯到底。中国古代法家的“以法治国”’、“垂法而治”不是体现民主精神的法治观念,而是专制制度下把法律作为统治工具,仅仅区别于儒家学说的一种思想体系。社会主义的中国发生极端专制的“文革”决非偶然,这种“文革”,西方不可能发生。在中国这样一个历来缺乏法治精神传统的国度里寻找法治之路,需要我们的理论家拿出无畏的批判精神,需要我们的政治实践家的远见卓识。没有怀疑和批判,便不会有争鸣;没有观念的革命,便没有法治意识、法治环境。中国的法治不是一般意义的工程。它的目标既是制度的,也是意识的。这个工程要达到规模效应,首要的是精神的革命。     

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法治和自由的关系视角

法治作为一种生成中的生存方式,内涵了人的自由理想。自由精神是法治产生的动力,法律是自由现实化的基本途径,自由权利是法治的核心内容。文章首先论述了法治和自由的关联性,接着从历史角度论述马克思主义法治观。最后指出对中国而言,依存于传统文化的现代法治,是其法治之路的特征。     

社会主义股份法律制度之系统观

本文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 ,以系统科学框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股份法律制度的论述、股份法律制度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在中国实施股份法律制度的必要性等问题 ,进行初步探索 ,确认股份法律制度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重要价值。     

对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法治中国的法律实践正在发生向＂司法中国＂法律实践的转向,＂司法中国＂这一时代主题预示了＂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时代＂的到来。尽管中国法律方法论的研究还仅仅是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学术个案,但以集中关注＂司法中国＂主题的中国法律方法论在推动中国法律和法律学的研究上将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时代＂到来的历史境况下,中国法律方法论的研究既需要对现有的研究作一种反思,也需要对未来可能的＂缺席＂因素作一种前瞻。当然,这种反思和前瞻也期待着各种可能的＂质疑＂。     

中国法律文化变迁及特点

法律文化是法律制度的灵魂,法律文化概念是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它经历了近代、当代的变迁,形成了自身固有的功能和特征;法律文化的演进是在西方法律文化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交融中形成的;它由义务本位观主导转变为权利本位观主导;法治文化最终取代政策文化。     

法律实证主义散论

法律实证主义是20世纪西方三大主要法学流派之一。同时，它还是一个难以精确界定的学术派剐，“法律命令说”不过是法律实证主义的伪标志。法律实证主义的意旨是：通过概念分析，从而使得法学成为一门自足的科学。法律实证主义思想在清末民初时传入我国，但并没有真正地扎下根来。法律实证主义对于当下中国的法学发展、法治建设以及司法实践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究法制之源流 显文明之转承——《中华法制文明的演进》述评

初见张晋藩先生所著的《中华法制文明的演进》一书 ,我惊其厚 :近百万言 ,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通过认真学习 ,又奇其薄 :这不仅是由于该书所要阐述的是如此之大的一个对象 ,即中国传统社会数千年法制文明的演进 ,更为关键的在于 ,该书所涵盖知识面是如此之广 ,所体现的学术价值是如此之大     

价值体系的混乱与整合:当前我国法律文化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法律文化由法律观念和法律价值体系组成,缺少法律文化就意味着缺少精神和灵魂,法律制度就很难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法律文化建设具有为法治建设奠定基础、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提升我国综合国力以及将中国建设为文化大国等功能.当前,我国法律文化建设的困境是法律价值体系的混乱.走出困境的出路则是:整合现有价值体系,提出获得人们广泛认可的、包容性强的法律价值体系；形成支撑现代强国的法律观念；约束政府权力,形成良好的政治体制.     

法律翻译在中国近代的第一次完整实践——以1864年《万国公法》的翻译为中心

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法律移植都是与法律翻译联系在一起的。后者是前者的前提,前者是后者的结果———当一个国家希望学习、借鉴、吸收其他国家的法律时,由于是不同的语言,就必须将他国的法律先翻译为本国的语言,然后才有可能作出判断、作出评价、作出采纳与否的选择。本文以1864年翻译出版的《万国公法》为具体个案,着重解读中国近代第一次完整的法律翻译实践过程及这一实践的成果与不足,分析其对中国近现代法律翻译与移植乃至本土化运动的影响,并揭示其如何促进了中国近代翻译学、语言学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