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变之间:“圣王今王化”到“今王圣王化”——法家历史观再认识

先秦法家的历史常变观,实质上是对于具有内在超越性的"百世可知"的"道"的否定,表现出反传统的态度,但其国家主义的立场和僵化的人性观造成了对于"不法常可"的"应时"精神的反动,并最终走向固步自封。在古今观方面,法家则展开了"圣王今王化"与"今王圣王化"的双向论证努力,前者的立论颇具针对性,而后者的效果则大可置疑。论者多持有历史进化论和进步历史观的判断,认为其认识到了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演变规律,并表现出相信今胜于古的强大自信,殊为不易。这也就是法家政治和社会实践在短期内取得了千古一帝式的成就所在,但转眼间二世而亡。面对巨大的历史教训,有必要对于先秦法家的历史观进行重新审视。     

论胡宏的哲学思想——湖湘学派学术思想发微

一 性本论——独特的本体论诠释 胡宏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对“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命题作出了新的本体论诠释,提出了“性为大体”的本体论,使得湖湘学派有别于天(理)本论的程朱学派,也有别于心本论的陆王学派。 在先秦,“性”即人性,具体说来,有的指人的自然属性(荀子),有的指人的社会属性(孟子),从而奠定了从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探讨人性的基本理论模式。宋以来,思想界     

“教化”的缘起、内涵及与道德教育的异同

教化是德育的职能,德育的教化职能源起于汉代.为巩固统治,汉代的儒学之士认识到教化的治国地位,说服了汉王朝的统治者设立太学及地方官学招收学生进行教化,并且把教化作为德育的一个根本的职能.教化超出了先秦道德教育的界限,一是把教化和巩固统治联系起来;二是教化理论的主张不只是针对百姓,也针对汉王朝的统治者及其官吏们;三是教化是有目的地通过官学来实现的,突破了先秦多半在私学里进行的状况.德育从此被赋予了政治的内涵进入了政治家的视野.     

人性论视阈下先秦道儒墨法四家利害观概要

人性善恶能否"以利害推说"是中国传统伦理史中的主要议题之一,虽于古有诸多论述,但于今尚未得到充分研究。从先秦道、儒、墨、法四家利害观中不难看出,"利害"和"善恶"紧密相联,其联结点是"趋利避害"这一"人性"或"人情"。趋利避害尽管是人在自然和社会两个层面都具有的性质,不过,在道德世界里,自然层面的趋利避害是人的一般性,而伦理层面的趋利避害则是人的特殊性,人之所为人一定程度上就在于人能够根据"善恶"的理念和准则趋利避害,这也是先秦道、儒、墨、法四家利害观的主题。     

中华法制文明的世界地位与近代化的几个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讲稿摘登

一、中华法制文明的内涵中国是一个地处东北亚大陆,资源丰富的内陆性国家,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自然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以宗法家长制家庭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以儒家纲常伦理学说为统治思想,以皇权神圣的专制主义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基本国情。这决定了饶有特色的中华法制文明的内涵。1.从先秦的法治思想到封建法律中的罪刑法定先秦时期作为显学的法家学派提出了法治思想。韩非子说:"治民无常,唯以法治"。商鞅说:"明王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言不中(合)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能领其国者,不可以须臾忘于法"。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管子》更明确提出了     

先秦时期防火救灾实践

火的使用是人类社会“有决定意义的进步”之一。火的使用提高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同时火又是一把双刃剑，人类又常会遭到火灾的侵扰。先秦时期，在长期用火过程中，人们对火的认识不断加深，对火灾的防范能力也在不断增强。先秦时期的人们在防火救灾的实践中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谈谈“以法治国”

在我国历史上 ,“权”与“法”的矛盾 ,一直是治国为政者头疼的问题。毫无疑问 ,产生法治思想的久远 ,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骄傲。“以法为教” ,“以吏为师” ,这作为法家学派的政治主张 ,在战国时代就提出了。韩非集先秦法家学说之大成 ,明确提出了“以法治国”的主张 ,建立了一套在当时颇为完整的法治理论。他主张法令一经公布于众 ,就具有不可违背的威力。“境内之民 ,其言谈者必轨于法。”既重视立法 ,又重视法律的效力。这些思想作为法家学派的理论 ,无疑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追溯历史 ,它对中国封建统治确实产生过积极影响 ,并断断续…     

简述韩非法治思想的历史地位

简述韩非法治思想的历史地位孙瑞新韩非是战国末期韩国人，他出身贵族，但却是新兴地主阶级的进步思想家，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他的学说是对先秦诸子之学的法家总结，并对现实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本文只就韩非法治思想的历史地位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一、韩非的法、术、势相...     

实用:法家道德的目标设计论

法家强调严刑峻法,但并未剥夺道德存在的权利.在整体上,法家坚持法、德并重.道德生长不能没有土壤,人性趋利避害的倾向是这一土壤的主要因子.道德生于刑法,刑法依归的是人的不得为非,期在遏制人为非欲望的无限膨胀.人的欲望必须进行合理的调节,才能保证社会和谐的实现;在调节的实践里,道德因素只占有第二性的位置,物质生活是第一位的存在:实用是道德的目标和富国强兵的手段,道德只是富强活性化的因子之一.     

董仲舒的人性观及其对当代管理的启示

汉代董仲舒是继孔子、孟子之后儒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性有善恶"的人性观是对先秦时期人性论成果的批判和继承,提出人性包括善质和恶质两个方面,对人性要进行扬善抑恶。人性观决定着一个管理者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性有善恶"的人性观的很多内容都符合当代管理的需求,对当代管理有着很重要的启示。     

荀子礼法一体论及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影响

礼治法治之争是先秦思想史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在传统儒家孔孟那里，礼治与法治基本上是对立的、不相容的，而在荀子那里，礼治与法治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荀子不仅从理论上批判地吸收了春秋以来法家及其他学派法治思想的成果，改造、充实了儒家的传统礼学，克服了礼...     

荀况与《荀子》32篇

荀况(约前328—前235),战国时期赵国(故里在今安泽一带)人。他是战国末期儒家学派中具有和孟子同等地位的大师,是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李斯、韩非都是他的弟子。《荀子》共32篇,著名的《劝学篇》说:“学不可以已。青出于蓝,胜于蓝。”荀子身体力行,坚持学习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各学派,取其之长。荀子是一位以儒家学说为主体,又有法家思想的政治家。他主张性恶论,与孟子“性善论”对立。“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所以后天才要接受礼仪的教化。教养好的,以成为圣人;教养不好的,就成为人。这说明教育和学习对人非常要。荀子是儒家学…     

董仲舒人性学说的重新诠释——对“性三品”说的质疑

学界对董仲舒的人性学说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大都认可＂性三品＂说,这不符合董仲舒关于人性学说的本质。＂性三品＂说并非董仲舒首创,且其本身指意不明。董仲舒论述的重点在于＂中民之性＂,即人性总体的善恶,并着眼于论证社会教化对人性发展的作用,从而将政治、教化与人性三者相关联,实践自己的政治理念,这也符合儒家传统的人性论证逻辑。以董仲舒关于人性的意指和目的作为其人性论推演的逻辑起点,通过《春秋》＂正名＂之法的层层辨析,必然得出人性＂待教而善＂的结论,这也是对董仲舒人性学说的合理概括。     

严刑峻法，因情而施：社会运行的强制规范——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社会思想研究

法家诸子基于对人性的洞悉，主张以严刑峻法治理天下国家。他们发现：人性好利，莫不自为。法家并不象其他学派将人性追逐利益、权衡利害视作恶行而予以禁绝，他们反而要求因循人性，以大利诱导（奖赏）人们守法，以大害惩戒（刑罚）民众不违法。法令是衡量人们行动的标准，合法则赏，不合则罚。法令面前，一视同仁。刑无贵贱，功不抵罪。甚至轻罪重罚，以严刑峻法威慑人们不敢越轨。君主掌控法度刑律，并借助威势、玩弄权谋以驾驭群臣，统御万民。君主上遵天道，下凭法度；臣僚秉公办事，效忠君主。在法令刑律的威慑下，君主垂拱而无为，臣僚任事而尽责，最终天下无为而治。     

黄老之学对西汉及当代中国的启示

战国中期至西汉初年的道家学派———黄老之学 ,不但对其时的儒、法等学派影响甚深 ,而且对西汉初年包括汉高祖、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等的统治政策的确立和实施 ,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无为”、“虚静”思想产生了西汉的“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统治政策 ,使西汉初年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丁兴旺 ,同时对当代中国也有一定的启示。一、黄老之学的内涵及其演绎历史进入到战国秦汉时期 ,以政治学说和思想理论而言 ,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当数儒家、道家和法家三家。法家作为先秦时期的社会产物 ,到秦朝时已成为一种完备的理…     

浅析四种法治观

当我们讨论法治时 ,常常会涉及四种主要法治观 ,即中国先秦法家倡行的“任法而治”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阐述的“法治优于一人之治” ;资本主义法治观 ;社会主义法治观。这四种法治观常被相提并论 ,并且在很多场合区分不严 ,甚至混为一谈。而实际上 ,这四种法治观之间 ,尤其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与中国先秦法家所倡导的法治之间 ,具有重大差异。如果不在理论上澄清和界定其中差异 ,就不能正确理解和使用“法治”这一概念。　　一、中国古代法家法治观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 ,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首倡“法治”。他们主张将新兴地主阶级的…     

人性的复杂性和道德的可能性——兼论如何才能更为有效地提升我国道德水平

人性是道德的最终根据,中西方伦理学史中的不同学派都从各自的人性理论出发论证自身伦理学及其基本道德原则的"道德性"或"合理性",规定道德的可能性。尽管如此,但是,只有从人性的复杂性出发才能正确说明道德的可能性。我们应该分别从逻辑的角度和现实的角度来说明人性的复杂性和道德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为伦理学通过设计而使人性向善提供理论支持。人性的复杂性和道德的可能性的分析对于提升我国道德建设水平至少有两个重要启示:其一,坚持人是有限的道德人,并以此为基础把道德建设置于可操作的现实之上;其二,在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的基础上重点提升违背道德的成本从而防止某些地方或某些方面道德领域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先秦儒家的伦理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主要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代表。研究先秦儒家伦理思想的发展，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把握儒家伦理思想的历史沿革，而且对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研究先秦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的伦理思想，我们就能比较准确地把握先秦儒家的伦理思想。一、孔子的伦理思想孔子是先秦儒家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性理论的思想家。他说：“性相近，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这里的“性”，就是指人性。他认为，不论是圣人还是普通人，人的本性是相近的，不差上下，由于后天的…     

先秦至两汉时期云南的农业

远在新石器时代,人类便发明了农业。农业的发明,使人类的经济生活获得根本的改变:即从没有保障的采集、狩猎等“掠取经济”变为生产经济。此后,在我国漫长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农业都是最重要的经济部门。研究古代农业,总结古代农业生产经验,对于实现农业现代化有现实意义。本文利用考古学材料,结合有限的文献记载,对先秦至两汉时期的云南农业(农业生产工具,牛耕、粮食作物品种、水利灌溉)以及与农业有密切关系的畜牧业方面的情况作一简要概述,供有关同志参考。     

先秦“乐”的地位及儒家乐论的演变

乐在先秦时期不仅是艺术与教育的问题之一,更是政治与人性的问题之一。先秦的乐论之所以具有重要的地位,正是与其所体现出来的对于人性、人的修养、国家政治有关。乐官及其乐官体系就充分地表明了其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充分地体现了先秦乐论的主要思想,也与儒家治理国家、社会与个人修养的诉求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