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保险立法问题研究

农业保险作为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之一(农业科技、金融、保险),为世界各国所重视,成为农村经济的"稳定器"和"助推器".农业保险由于在保险标的、可保风险、保险利益、理赔等方面有其特殊性,决定了应建立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律制度.我国在农业保险的制度构建中应特别谨慎,首先应对农业保险进行准确定性;其次应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合理确定立法宗旨;再者应总结以往办理农业保险的经验与教训,对政府在农业保险中的功能作用准确定位:最后政府还有必要在现有的保险监管机构下面设置专门农业保险监管机构对农业保险进行监管.     

论保险诚信原则的立法衡平价值

衡平即"平均"、"公平",其在法律技术上的含义,是指当法律规定僵化而不能适应社会需要时,对之进行补救的一种特别方法。诚实信用原则作为贯穿保险法始终的一项基本原则,其作用即为能够使保险关系双方当事人不同的权利主张在相互砥砺碰撞中达到一种法律关系的反思性平衡。法律是在不断冲突和否定重得以发展的,当某部分的法律制度的适用与其价值发生背离时,就必然需要这种能够协调利益关系的制度性妥协机制。     

农业保险弱者保护制度的检讨与完善

在现代社会中,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失衡导致了公民权利义务配置的失衡和财富分配的失衡。弱者保护理念要求在双方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但实质力量悬殊的社会关系中,对诸如劳动者、消费者、农民等予以特殊关爱。在农业保险法律关系中,存在农民、农业生产经营者等投保人和保险公司、互助保险组织等保险人。它们法律地位平等,但投保人并非完全处于弱势,保险人也并非总是强势。弱者保护理念在农业保险法律制度中应作出适当的、准确的回应,对守约义务加以矫正并构建农业保险诚信制度、农业保险补贴制度、农业保险保障基金制度。     

中国农业补贴法律制度的具体设计——以生存权和发展权平等为中心

生存和发展问题是人类自身最基本的问题,"三农"问题的本质就是农民生存利益和发展利益的实现与发展.现有的农业补贴制度对发展中成员的生存权和发展关注不多,还无法实现发展中成员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我们需要以生存权和发展权平等为中心对农业补贴法律制度进行创新性发展.通过对国外相关制度的比较借鉴,构建以生存权和发展权平等为中心的"黄箱"农业补贴法制度;通过对多哈回合中"蓝箱"改革的研究,构建以生存权和发展权平等为中心的"蓝箱"农业补贴法制度:从"绿箱"补贴的十一个内容,结合中国实施情况,构建中国以生存权和发展权平等为中心的"绿箱"农业补贴法制度;由于现有的农业补贴制度的局限性和农业发展的需要,创新性地建构以生存权和发展权平等为中心的"白箱"农业补贴法律制度.     

域外农业保险立法及其启示

域外农业保险立法始于20世纪初,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些立法在理念与制度设计等方面既有许多共同点,又各具鲜明特色。域外农业保险立法的共同特征是政府在农业保险立法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强调立法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明确规定政府在农业保险中的作用、明确规定农业保险组织制度。其个性特征是立法模式不一、价值取向不同、内容有别。域外农业保险立法对我国农业保险立法具有诸多启示意义,主要表现为:应合理取舍农业保险立法价值取向、应准确定位农业保险政策目标、应恰当选择农业保险模式、应科学构建农业保险法律规范体系。     

“倾斜”抑或“一元”：劳动权法律保护机制之理性选择

在我国,二元的、倾斜性理论与制度设计无法真正保障劳动权。从理论基础看,社会分层、追求实质正义、二元经济结构、二元劳动力市场并不必然导致二元的、倾斜性法律保护。已有的倾斜性法律保护理论与制度产生了诸多问题,如重新陷入“身份”陷阱、诱发道德风险、提高社会成本、激化社会矛盾、损害资方利益、影响经济发展进程。而劳动权保障的理想出路是剔除二元、倾斜的保护思路,实行平等的、一元的法律保护机制,在理论层面,构建从身份到契约到权利、提高劳资双方合作协调能力,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理论。在制度层面,强化国家保护劳动权的能力,界定国家对劳动权干预的边界,建立一元化的就业制度和一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网络安全保险法律政策的路线图

网络安全保险的时代已经到来。传统的保险法律框架不能完全解决网络安全保险问题,网络安全保险法律制度发展完善的路线图绝不是对保险法律制度的调整,也不是专门的一部网络安全保险法的制定。网络安全保险法律政策应当采用综合协调、多方推进的方式,网络安全保险法律政策的路线图将包括：明确网络安全保险责任和网络安全保险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建立防范网络安全保险中逆向选择和道德危险的制度;建立政府参与型的网络安全再保险制度;加快网络安全事故信息披露和网络安全标准的立法;建立防范保险金融风险和网络安全风险的网络安全保险监管法律制度。     

我国《农业保险法》的立法构想

我国农业保险的法律规制现状与立法的预期利益凸显了《农业保险法》立法的必要性。《农业保险法》的基本原则为:政府适度干预、合理补贴、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我国未来的《农业保险法》至少应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农业保险合同制度、农业保险经营管理制度和农业保险责任制度。     

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权的要素考察

作为一种授权性规范,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权不仅是一种形成权,而且是保险人的抗辩权;作为一种利益失衡的矫正方式,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权既是保险人的权利,又是对保险人的权利限制。从立法的指导思想看,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权在投保方与保险方之间的"倾斜性"配置原则体现了对保险合同当事人利益平衡的理念。在行使规则方面,我国保险立法应当在解除权的行使相对人、行使方式、行使期间上予以细化。     

WTO规则框架下的我国农业补贴法律制度建设

WTO规则框架下的农业补贴,是一国政府为了鼓励出口、平衡贸易、增强本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保护本国农业和农民利益,通过国内支持和出口补贴等非关税措施,对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和贸易所进行的转移支付和综合支持。在此背景下应进一步加强我国农业补贴法律制度建设。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     

发挥政府的转移支付职能缩小贫富差距

贫困是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缩小贫富差距是各国政府都极其重视的问题,充分发挥政府转移支付的职能,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的、基本的方式之一。转型期我国的财力还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转移支付的效用最大化,调整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减少政府投资性支出,降低行政成本,向教育科技文化、公共卫生医疗、社保、农业等领域倾斜是唯一的选择。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