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保险立法问题研究

农业保险作为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之一(农业科技、金融、保险),为世界各国所重视,成为农村经济的"稳定器"和"助推器".农业保险由于在保险标的、可保风险、保险利益、理赔等方面有其特殊性,决定了应建立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律制度.我国在农业保险的制度构建中应特别谨慎,首先应对农业保险进行准确定性;其次应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合理确定立法宗旨;再者应总结以往办理农业保险的经验与教训,对政府在农业保险中的功能作用准确定位:最后政府还有必要在现有的保险监管机构下面设置专门农业保险监管机构对农业保险进行监管.     

我国《农业保险法》的立法构想

我国农业保险的法律规制现状与立法的预期利益凸显了《农业保险法》立法的必要性。《农业保险法》的基本原则为:政府适度干预、合理补贴、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我国未来的《农业保险法》至少应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农业保险合同制度、农业保险经营管理制度和农业保险责任制度。     

论不足额保险下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

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是保险法中的一项基本制度,其反映了被保险人、保险人与第三人三方的利益平衡。不足额保险项下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与被保险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受第三人责任范围、第三人清偿能力的影响而出现了不同处理规则,反映了以不同主体为本位的价值取向。此外,我国在保险代位求偿权的立法上过于单薄,四个条款不足以囊括基本理论和具体操作问题,应参考海商法与国外保险立法等进行补充和完善。     

论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构建——域外立法经验及其借鉴

我国近年来巨灾频发,在巨灾风险分担方面存在管理机制缺失、法律制度不健全、保险市场不发达等诸多问题,仅政府拨款和社会捐助构成的灾后补偿机制无法应付巨灾损失。同时,域外巨灾风险分担比较成功的国家都通过立法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巨灾保险制度,其巨灾保险制度各有特色和优势。在我国无历史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可以借鉴域外有益经验,完善巨灾保险相关立法、打造巨灾保险组织机构、创制巨灾保险运作模式、强化巨灾保险制度监管,从而构建出一个统一、多层次、以商业运作为主、由政府支持并以人为本的中国巨灾保险制度。     

复保险法律问题研析

复保险派生于保险法上的损失填补原则 (PrincipleofIndemnity) ,是损失填补保险中的重要制度。从复保险的立法意旨出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对复保险的界定并不全面 ,还欠缺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及保险期间发生交叉或重合两个要件。对于复保险的适用范围 ,应限于具有损失填补性质的险种 ,而非任一险种均可适用。我国立法虽然规定了复保险的通知义务 ,但由于对违反此义务将承担何种法律后果缺乏相应的规定 ,使之形同具文。最后 ,对复保险的法律效力 ,应区分善意与恶意而分别规制 ,使恶意复保险归于无效 ,对善意复保险则宜采连带赔偿主义的立法模式。     

罕见病法律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域外罕见病药物法律以市场激励、软化技术规范的途径促进个体医疗平等权的实现,但是罕见病高成本与高社会价值的极端矛盾状态决定上述方式既无益于公平与效率的实现,更无法担当起价值整合的作用。我国罕见病立法应立足于公共健康而不应仅限于个体权利保障。以规制理性整合效率与公平,分析域外相关制度规制失灵的原因,在理论反思和制度参照的基础上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罕见病法律规制体系。     

我国地方立法的价值取向研究初探

笔者认为开展地方立法价值取向研究对于搞好我国地方立法工作意义重大。目前我国地方立法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 :法制统一的价值取向 ;分权式的价值取向 ;工具式的价值取向等 ,这种取向客观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失。法治统一的价值取向 ;制度创新的价值取向 ;民主、程序、效益的价值取向应成为地方立法诸多价值取向中最本质的内容。     

环境公益诉讼新探

我国现行的环境纠纷诉讼法律制度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应当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在我国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制度层面上,应当通过立法明确规定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应当体现环境公益诉讼的特殊性即诉讼主体的多元化;在立法价值取向上,应当体现环境公益诉讼的激励机制。     

论我国农业保险的立法模式及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农业保险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政府保护农业,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举措。农业保险的立法只有符合我国的国情,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则,才能从根本上发挥为农业保险的发展保驾护航的作用。     

地方立法质量提高的分析和探讨

当前,我国的地方立法质量总体上有所提高,但是在价值取向、科学性、协调性、立法技术等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立法观念落后。应树立立法的科学观念:以权利本位为主导价值取向,强化专家在立法中的实质性作用,提高民主化程度。     

保险与抵押的机制衔接及其制度构架——以按揭住房保险为视角

物上代位制度的创设同时具有价值权说和特权说的法理逻辑内涵。抵押物保险金为代位物,实现了抵押与保险的机制衔接,内涵特有的价值目标和利益平衡性。抵押权人主动援用该机制设定抵押权风险的防范措施,具有法理正当性,但应使机制运行具有公平公正性;此机制中的保险强制应具体论证。保险和抵押机制有机衔接的关键是代位效力实现的规则设置,需解决代位物的特定化、担保价值的控制、担保效力的公示等实质性问题;法定扣押模式缺陷明显,抵押权人对代位物债权一定限度的控制规则更具合理性。物权立法必须对物上代位制度重新做出科学的制度构架。     

论我国农业再保险法律制度的建构

农业再保险法律制度的建立是促进我国农业保险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课题.美国等国家的农业再保险法律制度为我国建立农业再保险法律制度提供了可借鉴的成功经验.我国农业保险法应明确规定农业再保险及其适用范围、农业再保险的经营主体、农业再保险的交易规则和利益冲突规则.     

优先权制度与中国物权法

在罗马法上 ,优先权寓于法定抵押权制度之中 ;在法国民法上 ,优先权制度与法定抵押权制度并存 ;在日本民法上 ,优先权 (先取特权 )制度独立而成为一项完善的担保物权制度。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之所以没有规定优先权制度 ,前者是出于立法政策上的考虑 ,后者是由于立法技术上的原因。优先权制度的价值取向和我国社会生活实际之需要以及现有担保物权的特点 ,决定我国《物权法》应确立优先权制度。在立法模式上 ,日本立法例可资借鉴。     

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问题研究

检察公益诉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检察机关通过履行法律监督权依法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在助推实现全面依法治国和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展现出独特的制度价值。推动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工作不仅是落实党中央和全国人大部署、回应人民群众期待、破解制度瓶颈的必然要求，而且丰富的实践探索、已有的规范体系、研究成果及域外经验为该项工作提供了良好基础。具体立法时应积极回应现实需求，对案件范围、检察机关诉讼地位、审判管辖、调查取证权、惩罚性赔偿适用等关系制度定位、规范完善、效能发挥的关键性内容作出明确规定。     

国外农业补贴立法对中国的启示

发达国家通过建立系统的农业补贴立法体系保护本国农业和农民利益,其补贴方式呈法制化、刚性化、多样化,补贴渠道逐渐向直接补贴过渡。借鉴外国农业补贴立法经验,为发展我国农业经济,应建立我国农业法律救济体系,完善农业补贴的预算编制、审批制度,加速农村金融立法,完善农业保险法律制度。     

关于保险诈骗罪一般主体立法模式的思考

现行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对保险诈骗罪犯罪主体作了明确规定,即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由此可见,保险诈骗罪采取了特殊主体的立法模式。笔者认为这一立法模式,不但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而且在实践中也暴露出许多弊端,急需完善。     

“人大主导立法”原则下的立法体制机制重塑

"人大主导立法"是指在立法中应由人大把握立法方向,决定并引导立法的内容、原则和基本价值取向。"人大主导立法"既是党的重要主张,也已成为一项立法原则,是我国基本立法制度的强力回归。而要贯彻落实"人大主导立法"原则,则需要对我国的立法体制机制的相关方面进行更为科学合理的重塑,包括人大主导立法与党领导立法的关系定位、全国人大与地方人大立法关系机制重塑、人民代表大会与人大常委会立法关系机制重塑、人大与政府立法关系机制重塑以及人大主导立法与公众参与立法关系机制重塑。     

《民法典·继承编》:编纂争议与制度抉择

《民法典·继承编》的编纂,关乎《民法典》编纂的体系与质量,牵涉我国现行《继承法》的理念传承与制度完善。若要编纂具有本国特色与本土情怀的《民法典·继承编》,则需关注继承民俗与继承习惯,回应继承需求与继承关切,借鉴域外继承立法的规范设计与制度走向。继承立法并非仅是单纯的制度架构与模式选择,而是融合了理念、传统、希冀、情怀的价值抉择与利益博弈。故《民法典·继承编》的编纂,应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与社会责任。即通过编纂定位,实现功用价值、追求内在价值;通过争议抉择,拓展法定继承顺序、调整直系姻亲的继承地位;通过制度补益,修正继承行为、更新继承习惯。     

农业保险弱者保护制度的检讨与完善

在现代社会中,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失衡导致了公民权利义务配置的失衡和财富分配的失衡。弱者保护理念要求在双方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但实质力量悬殊的社会关系中,对诸如劳动者、消费者、农民等予以特殊关爱。在农业保险法律关系中,存在农民、农业生产经营者等投保人和保险公司、互助保险组织等保险人。它们法律地位平等,但投保人并非完全处于弱势,保险人也并非总是强势。弱者保护理念在农业保险法律制度中应作出适当的、准确的回应,对守约义务加以矫正并构建农业保险诚信制度、农业保险补贴制度、农业保险保障基金制度。     

银行风险处置的公共选择考量与制度建构

金融危机后，各国在银行风险处置的理念和处置措施上已取得一定共识，但由于国情差异，各国相应具体制度设计有所不同。历史上的金融危机在相当程度上是监管俘获的产物，银行风险处置立法可以缓解监管俘获问题，但同时也应充分意识到处置机构之间可能涉及机构竞争与利益冲突问题。我国目前的《商业银行法(修改建议稿)》与《金融稳定法(草案)》在部分吸收域外风险处置措施的同时，制定了银行风险处置机制，但这些规定仍存在一定缺陷，并可能影响相应制度建构的客观实现效果。路径依赖和公共选择理论可以作为理论工具，分析我国银行风险处置的立法模式选择和深层次的制度考量。从形式与实质双重角度而言，立法模式、处置机构的权力配置、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平衡，涉及不同主体在风险处置规则制定过程中的参与度、力量对比并且影响条款的最终内容。故此，应通盘考虑银行风险处置制度的建构与立法目标，以更好地实现制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