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的制度预防新论

职务犯罪是权力异化的产物,预防职务犯罪的关键在于通过制度建设来制约权力。科学、合理的预防职务犯罪的制度设计应当具有系统性和可操作性,通过建立并完善包括权力配置制度、权力运行制度、权力监督制度和法律惩治制度在内的制度体系,达到从根本上预防职务犯罪的目的。     

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研究

建立直接隶属于中央，摆脱地方控制的侦查机构，是职务犯罪侦查权有效行使的重要环节。我国现有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存在权力配置分散、侦查措施落后、易受不当干扰、缺乏有效监督等不足，为更有效地预防和打击职务犯罪，应从内外部职权配置和侦查监督等方面完善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与职务犯罪预防诌议

权力监督是预防腐败的必要手段,预防腐败是权力监督的根本目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是我国权力监督体系中法律层面上的监督,具有外部性和独立性.职务犯罪预防依托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是反腐败总体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开展模式有两种:一是职能型预防,即检察机关通过教育、建议、纠正、查处四种主要形式对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及其他行使公共权力的部门开展全面的法律监督,实现预防职务犯罪的目的;二是服务型预防,即检察机关利用专业优势,为社会和各系统单位提供预防公职人员腐败方面的服务.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创新实践

多年来，检察机关始终把惩治职务犯罪摆在重要位置，为强化法律监督，促进党风廉政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这说明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仅靠内部监督还是有局限性。为了在检察环节建立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从制度上保证各项检察权特别是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正确行使，根据一切国家权力都应置于监督制约的机制之中，才能确保国家权力的正确行使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的原则，最高人民检察院经中央同意并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积极稳妥地开展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努力在实践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论从源头上治理监狱民警职务犯罪

职务犯罪的本质是权力的滥用或不正确使用,其源头是异化的公权力运行。监狱民警职务犯罪是监狱中行政管理权、执法权行使过程中的异化。根据公权力运行规律,只有在"治理"理念的指导下,采取一系列措施,建立开放、科学的决策机制,消除异化权力的非正当性目的,引进多主体参与行权,打破异化权力得以实现的自满足结构,建立监狱工作与多方社会组织的流畅交流,打破监狱系统封闭的行权环境,才能从源头上治理监狱民警职务犯罪。     

党内权力制衡：预防高校职务犯罪的新机制

高校职务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在当前,高校职务犯罪呈现出犯罪人员职级越来越高、犯罪类型串案窝案增多、犯罪金额越来越大、犯罪潜伏期越来越长等特点,考察当前高校职务犯罪的原因主要有高校权力缺乏分解制衡和权力运行缺乏监督两方面,对高校的权力进行分解和制衡、为高校各权力主体合理配置权力、建立多方参与的外部监督机制,确立高校党委、行政、监管三个权力主体为平等制约关系,提升监督权形成对前三者的＂伞＂状监督模式,是预防高校职务犯罪的权力运行新机制。     

军队权力制约机制探讨

军队反腐倡廉重在治权,治权的核心是遏制权力滥用,确保科学用权。当前,权力的高度集中且缺乏制约已经成为军队领导干部腐败的直接诱因,需要进一步健全机制以制约、规范权力运行,弘扬军队正气。为此,充分发挥权力机关、广大官兵、制度机制和舆论媒体对权力的制约作用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论商事权力

商事权力存在于商事组织之中并协调其内部秩序、主导其外部运行,它以相关当事人的利益与意志为基础,通过合约与制度进行安排。商事权力制度的要素包括权力人、职权、职责、支配对象、权力位序、权力行使的程序和手段。其规则是"在我的职责范围内服从你的职权意志"。商事权力通过相关制度建立权威,并受到利益、权限、程序、权利和外部制度制约;职权赋予权力自由,职责赋予权力约束,职级关系安排权力位序,社团罚则赋予权力执行力;个人通过入职取得商事权力,通过履职行使商事权力,通过去职丧失商事权力。     

试论如何防治教育系统职务犯罪

教育系统职务犯罪由于其极大的毒害了社会风气,腐蚀了我国素质教育的顺利推进,危害了和谐社会的实现,因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和关注。防治职务犯罪是一个系统工程,应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网络体系,特别是要构建完备的法制网络体系,科学的配置权力,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改革和强化全方位、多渠道的监督机制,发挥各种监督力量的综合优势和整体效应,各个监督主体齐抓共管,才能真正达到防治职务犯罪之目的。     

试析中央与香港特区权界

在中央与香港特区的权界中,中央掌管国家政权,权力范围包括香港的外交权、防务权、缮本_法》的解释权、《基本法》的修改权、任免行政长官与主要官员的权力和在香港实施全国性法律的权力;香港特区行使地区治权,权力范围包括广泛的立法权、独立的行政管理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以及有关的对外事务;中央掌管的国家政权和香港特区行使的地区治权之间存有层次之分和范围之别。     

风险社会下职务犯罪办案风险防控机制的构建

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由于职务犯罪主体的特殊性，使得职务犯罪办案风险与普通刑事犯罪相比有明显不同。特别是当前职务犯罪呈现出智能化、隐蔽性等发展趋势，传统办案风险防控机制已不能适应侦查工作发展的需要。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应建立办案风险防控的长效机制，完善风险防控的应激机制，并根据办案阶段和风险类型的不同，可呆取多种形式化解办案风险。     

从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谈起——再探滥用职权罪

关于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观点颇多,但实际上,其罪过形式只能是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司法实践中将本应定玩忽职守罪的过失行为,以及将虽出于故意但已构成其他更为严重犯罪的行为定为滥用职权罪的做法令人质疑。在目前情况下,应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以及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处理第397条滥用职权罪同其他相关条文间的法条竞合关系。另外,没有必要将滥用职权罪的主体再次恢复为“国家工作人员”,应提高和增设该罪的法定刑,将该罪和玩忽职守分列两个条文,重视对该罪未遂的惩处。     

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限制与扩张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主题思想.长久以来,由于受“重打击、轻保护”的司法传统、“犯罪控制论”的诉讼目的理念和我国反腐败形势等因素的影响,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侵犯人权现象时有发生.现行刑诉法通过确定辩护制度、证据制度、技术侦查等制度,对职务犯罪侦查权进行了扩张和限制,为人权保障提供了立法基础.     

增设非国有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的立法建议

目前,我国处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非国有单位人员利用职务的便利滥用职权的行为常有发生,且呈蔓延之势,这些行为因不符合滥用职权罪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而又没有其它罪名与之相对应,不受到刑法的处罚。这反映了我国刑法较重视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保护,而忽视了小团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保护。为了更好地惩罚非国有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的行为,保护非国有单位的合法利益,我国刑法应增设非国有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     

防范网络犯罪:技术与法律的结合

网络犯罪的本质特征在于其信息性。一方面 ,网络犯罪必须依靠信息才能实现 ;另一方面 ,受网络犯罪侵害的直接对象只能是信息。因此 ,防范网络犯罪的关键在于防止信息的误用和滥用。只有技术措施才能有效地防止信息误用和滥用 ,但技术措施又容易受到来自技术的破坏。因此 ,网络犯罪的防范必须将技术措施与法律手段结合起来 :通过技术措施防止信息误用和滥用 ,保障法律的有效实施 ;通过法律手段保护技术措施 ,确保技术措施的有效性。     

职务犯罪的概念、范围和特点

职务犯罪是指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或者亵渎职务,违反职责规定,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一类犯罪。可分为利用职务的犯罪和亵渎职务的犯罪,共有141种具体犯罪,占刑法分则规定的全部犯罪的四分之一左右。具有犯罪主体特殊、犯罪行为与职务必须有关联、社会危害严重等六个特点。     

预防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对策研究——以昆明市近郊农村为例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在现阶段呈蔓延态势,严重干扰了国家支农、惠农政策的落实,损害了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制约农村经济发展、阻碍农村法治建设的重要因素。惩治只是治标,预防方为治本,预防远比惩治重要和有效。本文以昆明市近郊农村为例,在剖析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的基本现状,梳理预防措施,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     

我国贿赂犯罪罪名设置合理化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分则第八章关于行贿、受贿犯罪的主体与对象特征规定较为混乱,影响了大众对这些犯罪的认知,笔者建议变更现有立法模式,将受贿犯罪与行贿犯罪分别予以整合形成公务受贿罪与公务行贿罪。罪名整合后不仅简化现有罪名体系,便于公众认知与学习,而且也为今后贿赂犯罪刑事立法的进一步完善做了铺垫。在此基础上,笔者对我国目前刑法关于受贿与行贿犯罪的立法规定进行整合和完善,形成关于公务受贿罪与公务行贿罪内容的具体设想。     

关于职务犯罪侦查创新的思考

为适应新形势,职务犯罪侦查必须不断更新执法观念、完善侦查机制、加强制度建设等,推动观念创新、机制创新、制度创新、手段创新、保障创新。实现这些创新,必须紧密结合职务犯罪侦查实践,从侦查模式、侦查决策、侦查重心、侦查思路、侦查组织等方面实现深刻转变,取得侦查工作主动权。     

比较法视野下的职务犯罪侦查与人权保障

世界各国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各具特色,但在诉讼构造上仍未打破两大法系界限。在平衡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过程中,当事人主义侦查模式与职权主义侦查模式相互借鉴,趋向融合。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从法治国家侦查程序中汲取了合理因素,为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模式转型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