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自主性变迁下的事业单位改革

提高各个组织的行政自主性是公共行政改革的基本思路。事业单位作为行政组织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不例外。宏观上,单位体制的不断分解和重组在构成公共行政改革实质内容的同时,也贯彻了增强行政自主性这个基本理念。微观上,事业单位人事制度的改革表明事业单位和其工作人员的法律关系更加多元,也能更自主地处理这个关系。深藏于制度变迁背后的是行政法治原则的拓展,即对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秩序功能的强调使得公共服务补充了行政权力作为行政主体的内涵基础,从而使建基于控制行政权力的形式法治发展为更好引导和规范行政组织实现行政任务的实质法治。     

变革期的政党制度化与国家治理体系变迁——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制度化分析

政治发展和民主转型是政党制度化研究的主流范式。两种范式及其研究路径都无视政党制度化在国家治理体系变迁中的意义。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政党制度化研究,旨在寻求政党研究在比较政治学中的"回归"。变革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制度化过程表明:政党制度化是解释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变迁动力、路径和走向的关键变量。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体制的法制化、组织和价值基础的双重理性化和政策治理网络的优化,实现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渐进性的变迁。     

乡村社会体制吸纳与协同治理的现实之辩

体制吸纳是行政权力吸引社会组织或个体精英进入公权领域运作的社会过程。它的产生与发展是多方因素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乡村社会协同治理发展的历史必然。但是这种行政权力介入乡村治理的行为,会对刚刚形塑的多元共治的协同治理理念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从而销蚀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因此,在乡村社会一定要合理界定基层政府的角色,实现适度规模的体制吸纳,继而最大程度上避免体制吸蚋的消极影响,克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实现协同治理的美好愿景。     

治理视野中我国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

由市场经济发展推动的社会权力结构变迁 ,为治理理念及其实践注入了新的动力。在社会权力结构变迁的过程中 ,社会自理能力不断增强 ,社会中介组织应运而生 ,从而影响和改变着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二元互动关系 ,并从根本上推动了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变革。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我国城市社区治理

由于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在内涵上有耦合之处,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的某些特质与社会资本相关联,因此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中是一个富有价值的解释性框架。社区社会资本包括规范、信任、居民参与、关系网络等要素。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社会资本决定了社区治理的绩效。从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历史变迁过程及现状的分析中发现:资源结构及其配置决定了社区治理结构的变迁,而目前社会资本的缺失是制约社区治理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应当培育公民精神和公共意识,为公民社会提供生长空间;通过制度和政策创新,开拓政府与公民共同运用公共权力的途径,扩大社区治理的合作网络;通过规范政府权力和非政府组织本身,促进非政府组织的良性健康发展等,从而重建社会资本,为社区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动力。     

基层社会治理:困境与对策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用词转换,蕴含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标志着执政党执政理念的重大变化。但"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传统社会管理格局所形成的治理困境继续阻碍着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因此,需要着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构建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完善社会治理的法律体系建设,强化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依法治理。     

组织创新中的制度改革:城市基层治理制度变迁逻辑

近年来,城市基层治理的制度改革逐渐反映出中国城市基层制度变迁的框架性特点。通过对深圳市月亮湾片区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的观察与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的城市基层制度变迁具有一些值得考察的内生逻辑。第一,从阶段上看,城市基层制度变迁经历了功能缺陷、组织创新、机制形成与体制确认四个阶段;第二,从动力上看,城市共同体的"吸纳局限"与城市社会群体的"政治觉醒"是城市基层制度变迁的双重改革动力;第三,从局限上看,机制建设与体制确认之间的不协调是城市基层制度变迁的主要局限。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城市基层治理的制度变迁不是国家层面制度变迁的投射,而是具有城市所特有的路径与特征。     

产业集群发展中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与变迁——以广东南庄镇建陶产业集群为例

非正式制度是在人们长期交往中形成的,由伦理规范、风俗习惯、价值观等构成,它在产业集群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经历了一个动态变迁过程。从对广东南庄镇建陶产业集群的变迁考察可见,在市场发展早期要素市场缺失的情况下,非正式制度对产业集群中企业家的出现和要素资源的聚集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产业集群中的人格化交易逐步被匿名的市场交易所替代,非正式制度治理经济交易的功能受到了严重削弱,并逐渐被正式制度所替代。     

论公办高校内部治理结构调整的路径依赖及超越

受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中国的公办高校形成了类似于政府行政管理的内部治理结构,利用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能够合理地解释制约结构变革的深层根源。作为一种制度安排,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变迁受到行政官僚制度、传统文化和社会意识以及既得利益集团等路径依赖的制约,必须引入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种外生变量才能实现结构调整,完成路径超越。     

村级财务与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图景——以D村财务收支变化(1973-2003)为例

本研究旨在通过D村30年村级财务收支关系的变化来揭示基层治理变迁的轨迹,进而把握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图景。个案研究发现: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国家政权建设以行政集权的方式渗透国家权力,村民过着集体生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国家政权建设开始呈现自主性与行政放权的特性,村民的经济生活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但在收支关系上却出现了失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后,国家政权建设的形式更加多元化,公共权力借助于各种手段向社会提取资源,国家政权的内卷化现象开始出现,村民的经济生活在提高的同时也承受着重负。由此,国家政权建设变迁的历史图景呈现出了一个"加强-松动-再加强"的过程,这一过程透过村庄的收支关系变化微观地呈现出来。     

高校院(系)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演变与内涵分析

党政联席会议制度的演变过程与高校内部领导体制变迁相伴而生,并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具有领导体制、权力整合、运行机制、监督制衡和组织保证五大优势,但其在具体操作中还有一些内容有待完善。     

现代国家治理视角下的社区治理：源起、特征与融合

城市社区是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基点。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社区的发展变化巨大,治理实践成就斐然。以治理现代化作为观察主线,我国的城市社区经历了从转型、建设到治理的阶段性主题变迁,反映了国家权力从收缩回归、扩张下沉转向嵌入渗透的实践轨迹,社会从组织赋权、要素成长和主体能力提升的过程中得到全面的成长,国家与社会从改革之初的相互调适、逐步分化而迈向相互建构并整体转型,共同完善治理现代化的新格局。     

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应注意把握的几个问题

大学内部权力主体的角色与定位影响着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目前我国高校中存在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边界不清、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冲突、民主管理权力乏力等现象。要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就必须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完善体制机制上做好文章,认真探索教授治学的体制机制,继续推进民主管理监督机制,大力构建权力保障机制。     

分析社会及其治理的分工—协作体制

在全球视野中,社会治理的困境都呈现出了不断加重的趋势,这要求我们必须对既有的社会治理体系进行审查。其中,对其基础性的体制进行分析是谋求社会治理重建的必要功课。人们在工业社会中往往集中关注的是诸如民主还是集权的问题,实际上,在这个历史阶段中的每一社会,发挥基础性作用的体制都是分工—协作,这个社会的人们是通过分工—协作的方式去开展社会活动和进行社会治理的。在分工—协作体制的运行中,主要是由价格整合机制和权力整合机制发挥调整作用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受到冲击的正是分工—协作体制,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运动却没有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致使改革中所确立的社会治理方案总也无法满足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治理要求。其实,改革中的体制变革应当是一场从分工—协作体制向合作体制的变迁运动。     

决策型回应:城市邻避抗争带来政策结果改变的解释

城市邻避抗争作为当前集体行动的典型形态,往往会导致地方政府改变其原初的决策,这是一种"冲击—回应"模式下的"决策型回应"行为。从政策变迁过程来看,"决策型回应"的产生是抗议行为作为一种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因素,经由政策网络的作用而推动政策的非常规变迁、实现政府运行的间断均衡。从邻避设施建设的过程及其影响来看,公共政策遵循技术官僚治理的路径,项目决策过度依赖技术专家的作用,使得政府决策陷入了技术共和国困境,最终成为俘获性公共政策,引发了邻避运动。从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来看,消解邻避抗争,需兼顾社会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并积极构建协商型地方治理模式、搭建开放有序的共识型公共决策体制。     

开放选举与封闭治理:精英行动逻辑视域中的村庄权力再生产

精英与权力一直是村庄研究学术史中的主角。本文以村庄精英的行动逻辑作为连接选举与治理的具体线索,完整展现个案村庄权力再生产的内在逻辑。个案研究表明,村庄精英在选举和治理场域中呈现出双重行动逻辑:作为选举行动逻辑的差序动员和作为治理行动逻辑的消极服从。差序动员表明村庄权力再生产在选举阶段具有开放性和竞争性,消极服从则说明村庄权力再生产在治理阶段仍然带有排他性和封闭性。从差序动员到消极服从的转变说明,村庄精英的权力身份和体制精英与现有治理制度的利益绑定是影响村庄权力再生产的关键因素。非体制精英治理改革的失败则说明民主选举在驱动民主治理方面存在失灵风险。     

从分利到整合：项目下乡中的多维利益运行逻辑——基于W村蘑菇产业项目的考察

项目在乡村产业振兴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项目下乡涉及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多元利益诉求重构了乡村社会利益网络,使乡村围绕利益分配形成新的治理秩序。通过对W村蘑菇产业项目落地案例的实地考察发现,基于政绩诉求、经济效益、伦理秩序以及社会效益行动逻辑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使得下乡项目在运作过程中形成了分利秩序。各利益相关方从权力、社会和资本等多方面影响着进村项目的落地与实施,并通过多重利益共生机制、利益联盟机制以及利益协调分配机制发挥整合作用,推动利益相关者形成合力,保障项目下乡的有效运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关于完善宪政责任制的几点思考

如何承担行政责任,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一直是人们深思的一个话题。完善宪政责任制的体制建设,应重在实现宪法至上和创制良宪,实现权力机关和政府关系的正确定位,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组织体制。     

协同治理：高等院校治理模式的新选择——基于高校权力结构变迁的考察

在我国高校权力主体走向多元、权力结构趋于扁平的背景下,实现高校治理各主体的协同已成为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本文从协同治理理论切入,剖析中国高校权力结构现状,阐述协同治理将成为我国高校的必然选择。在分析我国高校权力结构变迁基础上,从治理价值基础、机制建设和理性行为培育等方面探讨高校协同治理的构想。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公共权力制约的路径选择

治理现代化是社会革新的应有之意。治理现代化要求通过一系列体系与机制来对公共权力运行方式做出规定,以保证公共权力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从而实现对公共权力的合理并有效制约。可以说,公共权力制约的内在逻辑蕴藏于治理现代化之中。治理现代化要求公共权力运行方式发生变革,即从公共权力在运行过程中不受制约或受到有限制约,向着有效合理制约公共权力的过程不断演变。这种演变过程为治理现代化提供基本动力,治理现代化又为公共权力制约提供路径支持。通过探寻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公共权力制约路径,来进一步推进治理现代化,从而为实现合理并有效的公共权力制约提供基础保障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