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著性考（上）：写在《商标法》颁布30周年之后

显著性是商标法的基石性制度，对其认识却一直不甚清晰，商标法诸多问题的解决依靠对显著性更细致入微的理解。探讨了两种显著性：固有和获得，分析其各自独有的问题以及两者的关系，如非文字标识的固有显著性如何认定？通用标识如何认定？臆造性标识保护是否受到商品类别的限制，“第二含义”如何认定？以及“第二含义”适用范围的扩张，两种显著性在商标法中的不同功能等。对基础制度进行细微化梳理，帮助人们理解当前商标保护中各种困难问题，找到适当的解决方案。     

论立体商标的显著性认定

对由产品自身形状或包装的形状所构成三维标识之显著性的认定是各国商标法的共同难题。我国的相关实践也处于不断演变之中,2010年以来的法院判例正在尝试依据两个理由一概否定此类标识的固有显著性:一是认为商品形状或包装形状不会被相关公众当然认知为商标;二是认为此类形状在设计上的独创性与其显著性无关。第一个理由存在论证的逻辑缺陷,竞争政策考量失当,对作为其认定基础的市场实践缺乏证明;第二个理由对于独创性之于显著性认定的作用认识有误,该作用的本质是通过与常用标识的对比来认定显著性,而审查机关应对常用标识承担可行的举证责任。此外,一律否定前述标识固有显著性的做法缺乏法律依据。相较政策性强而法律论证弱的美国判例规则,欧盟的立体商标审查规则的法律论证更为严密,政策考量得当,对中国更具借鉴意义。     

商业标识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整——兼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

商业标识的保护一直存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下称《反法》）和《商标法》并行适用的情形，新施行的《反法》第6条虽然删除了注册商标的表述，但“其他混淆行为”的规定与《商标法》第58条的衔接并没有明确，注册商标与其他商业标识交织混淆情形下的规范适用并不清晰。追溯商业标识保护史可见，商业标识保护模式具有多样性，既有单一适用《商标法》或《反法》者，也有综合适用两法者。之所以采用不同的模式，所依据的法理在于:权利的定性、统一注册、对抗力强弱；所依据的外在技术在于:商标概念的广狭、反法的规整方式、商标使用的判定。我国的《反法》第6条意图消除与《商标法》的重叠保护，囊括溢出《商标法》之外的商业标识，但“其他混淆行为”兜底的宽泛规定可能使上述立法意图落空，因此应将其解释为两种情形:“将商标作为非商标性商业标识使用的行为”和“使用他人商标之外的识别标志引起误认的行为”。     

试论“第二含义”商标

试论“第二含义”商标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张耕“第二含义”商标是商标法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特殊问题。保护“第二含义”商标，是关贸总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中的《与贸易（包括假冒商品贸易在内）有关知识产权协议》（简称《知识产权协议》）等重要国际条约对缔约方的一项要...     

商标 商标权 商标专用权──浅析商标法的保护对象

通常认为，商标法的保护对象是商标权。可是，在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的43条条文中，却找不到“商标权”这一概念。也没有关于商标所有权及其归属问题的明确规定。因此，商标法的保护对象究竟是什么？这就成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有关商标的立法活动和司法实践的基本问题，也是商标法学理论必须予以明确的问题。关于商标法的保护对象，就笔者所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商标法的保护对象是注册商标。如《民法学教程》一书认为“商标权的客体，即商标法所保护的对象，也就是注册商标。心第二种观点…     

论非传统商标的显著性认定：价值立场与论证框架

注册非传统商标的门槛因开放式的商标定义而降低。保护非传统商标带来的行政与司法的制度成本不容忽视,其中最需厘清的是显著性判定标准。我国商标法实践中存在“独创性”“驰名商标知名度”等不恰当的理论借用,及“商标与商品关系的远近”等欠缺精度的细化规则,尚未形成统一、合理的论证框架;司法审判中权衡多主体法益的思考方式之缺位,催生了对非传统商标的强保护倾向。一个更周延的论证框架是:首先应排除所属行业的通用选择;其后要求申请人履行“第二含义”的证明责任;最后根据有关消费者认知的证据,对显著性进行认定。     

论标题的知识产权保护

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是个有机整体。标题可能受到版权法、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一般而言，标题可版权性的要件是原创性，并且不是普通的、惯用的词汇；单个作品的标题不能够获得商标法保护，丛书的标题则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受到商标法保护；当标题获得第二含义，并且被告对标题的使用造成了公众混淆时，标题才可受到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     

论商标法的多元价值与核心价值——从商标权的“行”与“禁”谈起

我国<商标法>从"行"与"禁"两方面对商标权进行了规定,体现了商标法是融多元价值于一身的法律制度.在商标法的诸价值中,保护商标权是其基础价值,保护消费者福祉是其延伸价值,促进有效竞争是其核心价值.为实现商标法的核心价值,需防止商标权保护目的化,并从强化商标标识功能和防止混淆入手,完善我国商标制度.     

重塑侵害商标权的认定标准

现代商标制度把"混淆标准"与"淡化标准"作为认定侵害商标权的标准,两个标准并置导致了商标法侵权理论的混乱。"混淆标准"预设了商标法的消费者中心主义,并把理性消费者作为判定侵权的主体。现代技术塑造了商标对消费者的符号暴力,理性消费者的缺失使"混淆标准"丧失了依据。消费者受益是商标法保护商标权人的结果,而不是目的。商标法应以对商标所有人的保护作为第一要旨。商标所有人中心主义抑或消费者中心主义导致了对政府监管的不同态度。侵害商标权的认定标准应当以商标权作为考虑的基点,"商标显著性受到损害之虞"可以统合商标法上既有的"混淆标准"与"淡化标准",矫正了既有商标权认定标准的不足,有其自身的优势。     

商标法保护楼盘名称的司法认定——以“星河湾”商标侵权案为中心

以他人商标作为楼盘名称是否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理论界和司法界均存有争议,在全国遍地开花的“星河湾”诉讼,安徽省高院和江苏省高院就作出了相反的判决.对于楼盘名称能否获得商标法的保护,应立足于商标侵权理论,并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从商标近似性的认定、商品或服务类似性的认定、“商标性使用”的理解,以及“混淆可能性”的判断这四个方面予以考虑.     

商标侵权判定中“商标性使用”的地位与认定

商标侵权的本质在于侵权行为对商标识别功能及识别关系的破坏。“商标性使用”有效界定了商标权的效力范围，与混淆可能性共同构成商标侵权判定的要件。商标合理使用并非是对商标权的限制，其本质上属于一种“非商标性使用”。尽管商标权人的使用与侵权人的使用都涉及商标识别功能的保护，但因制度目的存在差异，二者在商标使用的认定上存在认定标准宽严及认定范围上的差异。基于“商标性使用”在商标侵权判断中的独立地位，对其认定应遵循“行为人标准”，即侵权行为的识别可能性标准，以区分于判断混淆可能性的消费者标准。对“商标性使用”在商标侵权判定中地位及认定的考察，有助于发现现有立法及法律适用上的空白与矛盾，为《商标法》的第五次修订提供借鉴。     

商标权注册取得制度的体系性理解及其制度异化的纠正

商标权注册取得制度使得注册商标权内容法定化、客体固定化和权利信息公示化,解决了在商标权使用取得制度中由于商誉的事实性、变化性和抽象性所导致的商标权的不确定性问题。在商标权注册取得制度中,"标识性混淆的可能性"是判断权利的边界以及是否侵权的常态标准,而"商誉性混淆的可能性"只是在注册商标权无法覆盖的情况下才作为判断商誉边界的标准。注册商标权以注册商标为直接权利客体,其制度目的是保护其所承载的商誉。当注册商标权制度的实施与其保护商誉的目的背离时便产生了制度异化。应该从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民法的整个体系来理解商标权注册取得制度并解决其制度异化问题。     

立功中的“悔过性”问题之我见

如何认定立功，立功的标准是什么？对于该问题，刑法学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认定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立功，关键看该行为是否具有有效性，该行为人是否具备“悔过性”。另一种观点认为行为人是否具备“悔过性”不应成为成立立功的前提条件。两种观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应否将“悔过性”作为立功的先决条件。     

浅析我国驰名商标的认定

驰名商标又称为“Well-Known mark”或者“Well-Known trademark”,最早由1883年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提出.自1925年《巴黎公约》(海牙文本)确立了驰名商标法律制度以来,驰名商标法律制度渐渐成为商标法中的重要制度,而驰名商标的认定更是重中之重.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并没有关于驰名商标的有关法律法规,直到1996年8月,国家工商管理局发布《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驰名商标的认定才有依可循.并且在2001年修改的《商标法》中,将驰名商标的相关事项写入其中,再次彰显了驰名商标保护的重要性.本文立足于我国的法律法规,从现行的关于驰名商标认定的有关规定出发,通过分析我国驰名商标的认定标准、认定方式以及认定主体来介绍和阐述我国驰名商标的认定制度.     

Self-examination and Improvement on Well-known Trademark Protection in China

在商标法第三次修改的过程中,反思我国驰名商标保护制度建立、发展过程中的成绩与问题,就我国驰名商标保护制度应该继续坚持以“混淆论”为基石还是修改为以“反淡化论”为基石、在立法上有无必要规定“驰名商标的个案认定原则”、应否禁止驰名商标的广告宣传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驰名商标保护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     

论“混淆可能性”——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改草稿》（征求意见稿）

作为商标法中的基本范畴，“混淆可能性”既是侵权认定的主要标准，又是商标审查的重要尺度。实际上，对于大多数商标来说，其权利边界都取决于“混淆可能性”；即便是驰名商标，要确定其保护范围也离不开这一基本范畴。尽管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主要条款却避开了“混淆”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混淆可能性”的基准性地位，误导商标执法司法。《商标法》第三次修订在即，我国立法机关应遵循商标法制的运行机理，以“混淆可能性”为基准重构商标侵权规范和审查（评审）规则。     

商标权利范围之探——以《商标法》第五次修订为切入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对注册商标的权利范围从“行”与“禁”两个方面进行了规定。商标的权利范围是相对的，具有模糊性、可变性、延展性及受限性的特点。在实践中，商标权利范围的大小取决于经营者对商标的使用情况以及由此形成的显著性和知名度的大小。混淆理论及其背后蕴含的竞争政策是理论和实践中把握商标权利范围的核心理论。在商标注册制度改革中，商标权利范围的界定和把握应体现尊重使用、鼓励注册的保护政策，对不同商标视其是否注册、是否驰名以及影响力大小推行有区分的保护。     

关联性要素与地理标志法的构造

产品与产地的关联性是地理标志的核心要素,其重要性好比独创性之于作品、新颖性之于专利、显著性之于商标,是构建地理标志独立理论的基础。对于关联性要素存在主、客观两种理解,分别构成反不正当竞争等一般法保护和专门法保护的理念基础。主、客观关联性塑造了不同的地理标志概念,其各自构建的地理标志制度在适用产品范围、产地划定、关联性证明、专家审查、监控和保护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体现了地理标志保护公、私权之分野和不同政策取向。我国存在地理标志保护多重立法,其地理标志定义逻辑混乱,制度设计扭曲,彼此缺乏配合支持。应根据关联性要素并结合我国的政策导向进行制度重构,整合建立统一的地理标志专门法,删除商标法之地理标志定义中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之表述,采取专门法保护为主、商标法保护为辅,彼此协调共存的模式。     

驰名商标法律制度解析

商标功能的演变和商标权益属性的变更,导致商标法的既有制度设计遭逢挑战.驰名商标法律制度就是适应商标法的变化和调整而衍生出来的一种具有补充性、策略性的法律制度.驰名商标法律制度的设计是,坚持商标法在商标私权和社会公众利益之间所划定的界限不变,而对"超侵权"行为启动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程序进行个案处理.驰名商标在本质上是商标所呈现的事实状态和法律状态的结合,这也是驰名商标"被动认定、个案保护"以及其它认定原则的基本依据.为避免对驰名商标法律制度的误解和制止滥用驰名商标,有必要在正本清源的基础上,采取必要的措施.     

检察信箱

如何理解侵占罪的“拒不交出”？证据不足宣判无罪是否应予国家赔偿？编辑同志：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条的规定，将他人的遗忘物或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行为，构成侵占罪。当前，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对该条规定中“拒不交出”的含义有不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