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渎职犯罪的前案研究

特定渎职犯罪都存在一个“案中案”的前案问题,厘清前案的概念、性质、范围、标准,有助于明确我国刑法中五种特定渎职犯罪前案的范围,廓清前案犯罪主体与渎职犯罪主体的关系,解决前案与特定渎职犯罪的管辖,有效预防和打击渎职犯罪.     

涉林渎职犯罪“情节特别严重”标准探究——从经济损失的角度入手

罪刑相适应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然而在具体的制度中常常存在量化标准的缺位。在涉林渎职犯罪中,已经明确将以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之外的其他方式作为的渎职犯罪,定性为滥用职权罪或玩忽职守罪,但对于该类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等升格量刑的标准,仍存在立法和解释上的不足,导致量刑畸轻,同类犯罪易发、多发。量刑标准的确立应综合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侵害法益的差异性、立法技术的统一性等多重因素,在此基础上可推之,涉林渎职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宜遵循现有司法解释对渎职犯罪升格量刑的一般规律,将其确立在立案标准的5倍以上为宜。     

渎职犯罪主体研究

通过对我国渎职犯罪主体立法状况的回顾和与部分国家、地区渎职罪立法比较 ,当前我国渎职犯罪主体法律规定的缺陷表现在 :一是刑法对渎职犯罪主体的规定与我国现实国情不符 ,存在较大漏洞 ;二是渎职犯罪法条过于细化 ,条款比较繁琐 ;三是部分法条的犯罪主体与实践中行为主体不符。我国立法应将渎职犯罪的主体规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 ,同时对现行渎职罪的罪名进行适当修改     

关于渎职犯罪的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外渎职犯罪的比较研究，认为我国刑法规定的渎取犯罪需要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并提出了自己的立法设想，以更好地适应与渎职犯罪作斗争的需要。     

论税收犯罪的界定北大核心

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对于与税收有关的犯罪有着不同的称谓,如"危害税收征管罪"、"税收犯罪"、"税务犯罪"、"涉税犯罪"等,其中"税收犯罪"更能突出该类犯罪的客体相同或相近似的"罪群"特征,且这一称谓已经约定俗成。税收犯罪是经济犯罪,同时也是法定犯罪。根据犯罪的客体,我国当前的税收犯罪可以分为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直接危害税收征管的犯罪、间接危害税收征管的犯罪(发票犯罪)和税收渎职犯罪四大类。     

渎职犯罪司法认定疑难问题研究

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犯罪同属于职务犯罪，但渎职犯罪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目前渎职犯罪缓刑适用过多，可能影响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信赖。只有正确认定渎职犯罪的规范构造才能正确量刑。基于刑法教义学，否定将主观方面的差异作为区分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的标准，重新认定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态和主观徇私的地位，并进一步对渎职行为和重大损失结果进行规范认定，进而推出行为类型的差异，才能得出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的界定依据。此外，在司法实践中，渎职犯罪与相关犯罪出现竞合时应当以数罪并罚为处理原则，以从一重论处为例外。规范认定渎职犯罪并对其进行精准打击，符合刑事政策上的合目的性。     

渎职犯罪案件中追诉时效的适用

渎职犯罪法律后果消灭的法定原因之一就是超过追诉时效。我国追诉时效制度规定较为简单,渎职犯罪如何准确计算追诉期限在实践中分歧较大,如私力救济下追诉时效问题在跨法境下认识不一致,监察立案是否能够适用追诉时效,司法解释在跨法境适用追诉时效制度时存在不同理解。这些问题亟需通过厘定渎职犯罪追诉时效的犯罪之日、结果发生之日等核心概念,并借助渎职犯罪不同犯罪样态追诉时效差异化分析,解决追诉时效制度在渎职犯罪案件中的准确适用问题。     

徇私动机不是渎职犯罪的构成要件

徇私是否应当作为相应渎职犯罪的构成要件问题,一直以来为刑法学界所争论不休。但是,犯罪动机不能作为构成要件的理论通说是合理的,立法之中虽然对渎职犯罪规定了徇私的内容,但并不能改变徇私不能影响定罪的事实,从这一点出发,徇私仍然不能成为渎职犯罪的构成要件之一。     

渎职犯罪多发不负责任是最大祸根

2008年至2012年7月,海南省昌江县检察院立案查处玩忽职守犯罪8件13人。由于查办渎职犯罪案件成绩突出,今年7月,该院获得高检院查办渎职犯罪案件先进单位荣誉称号。这些渎职犯罪行为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数百亩天然阔叶林及国家二级保护珍贵树种青皮树被盗伐滥伐;非法越界采矿最终酿成3死1伤的恶性事故;"国家造林项     

危害药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完善

危害药品安全犯罪具有双重违法性,属于典型的行政犯罪。犯罪人不仅违反了药品安全行政管理法规,还违反了刑法的相关规定。为进一步加强药品安全,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与药品管理法等法律作好衔接,刑法修正案(十一)进一步明确了危害药品安全犯罪圈,将药品"黑作坊"与生产销售劣药罪同等处罚;明确生产销售劣药罪的具体情形;增加药品监管渎职犯罪,进一步细化食品药品渎职犯罪情形。提议废除对于假药与劣药的概念进行对立划分,统称为不合格药品;并合并《刑法》第141条和第142条,相应的罪名修改为生产、销售不合格药品罪;基于民生刑法观和风险刑法观,设立药品监管渎职罪时,同样不能忽视抽象危险犯问题,确有必要增设罚金刑和资格刑。     

抢夺罪最新司法解释的实践检讨

抢夺罪是最常见的侵害财产罪名之一,学术界与司法实践中对其犯罪构成等基础理论并未有太大分歧。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抢夺罪的最新司法解释增加了"孕妇"、"病人"等特殊保护对象,保留了"数额较大"等定罪标准但提高了定罪量刑的数额,并增加了"导致他人自杀"这一"严重情节",引入了"被害人谅解"制度。最新的司法解释不仅未能全部明确解释现存问题,反而在司法实践中导致新问题的出现。     

关于干股型受贿研究的新思路

干股型受贿的危害性已经呈现,随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颁布,对干股型受贿的惩治力度不断加强,理论与实践对干股型受贿的认识进一步深入和扩展,但特别要深入研究该种受贿犯罪的数额、既遂与未遂等的认定以及防治方式等问题。     

不当行使所有权的刑法评析——以案例分析、学说检讨为中心论

以不法手段行使所有权该如何定性,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都颇有争议。如果立足于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对我国夺取型财产罪的法益采取修正的所有权说,并对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两则案例进行实质分析,可以得出合理结论:即行为人如果只是单纯地取回自己所有而被他人占有的财物,不构成财产犯罪,侵犯其他法益的按其他罪名处理;如果行为人在取回财产后又进行索赔,应按诈骗罪论处。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构成新析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妨碍正常司法活动秩序的犯罪,是故意犯罪。2009年11月11日起正式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又对本罪作出了具体界定。本罪的主体不包括本犯,主观方面是明知的故意,犯罪对象是涉及财产性所得及利益犯罪的所得和收益,行为方式要求能起到掩饰、隐瞒的效果。《解释》的实施对本罪构成特征的重新认识和保护法益的探究,能达到澄清理论和推动实践的效果。     

非法集资犯罪若干问题研究——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切入点

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非法集资活动的刑法规制更为明确,但是学界对此司法解释看法不一。我们必须首先明确通过《刑法》规制的非法集资行为的范围,重新审视非法集资行为的认定方法,明确非法集资行为的四个特征并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其次厘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的关系;最后对司法解释中推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客观标准进行正确认识。     

新型受贿犯罪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问题探析

两高《办理受贿适用意见》所作解释的内容不是仅限于受贿罪的适用范围,而是扩展到了受贿罪之外的其他贿赂型罪名,这是由于受贿罪与单位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相同性,受贿罪与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对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的对合性,以及受贿罪与介绍贿赂罪的关联性,从而就决定了两高《办理受贿适用意见》应当适用于包括受贿罪在内的所有贿赂型罪名。     

行政诉权保护难题的解决之道——《关于保护行政诉讼当事人诉权的意见》实施前景分析

行政诉讼＂告状难＂问题有着复杂的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护行政诉讼当事人诉权的意见》的公布施行,为行政诉讼当事人打开了方便之门,也让他们似乎看到了维权征程上的一丝亮光。然而,来自理论的理性分析和现实案件的实证表明该《意见》的实施前景或许难以乐观估计。切实保护行政诉权,还需要制度的完善与意识的提高。     

评债权人代位权在公司法中的应用——股东违反出资义务时的债权人救济

为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追究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责任,《公司法解释三》将债权人代位权制度引入了公司法领域。该制度在公司法中的应用与传统合同法中的适用要件存在差异,彰显了其在公司法中的实践价值。不过,该制度引入公司法后引发了多重诉讼、债权人间利益冲突等问题,文章提出了三种可能的解决思路,以期对公司法中债权人代位权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若干法律问题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以下简称“两法衔接”）机制自2001年建立以来，国务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等有权机关出台了一系列推进其实施的法规政策，也尝试建立了许多实施机制及措施。但是，法规政策的频繁出台，使得“两法衔接”机制陷入泥沼与混乱之中。如不对此进行修补，“两法衔接”机制极易异化为侵害公民权利的工具。     

刍议人民监督员的选任模式

2003年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并逐步完善了人民监督员制度,从试行到全面推行,中国出现了若干种人民监督员的选任模式,但是考察人民监督员的来源、合法性、人员组成等方面,这项制度依然存在“自己监督自己”的困境。除了尽快立法外,人民监督员的选任制度还要考虑“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平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