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刑事诉讼法简易程序

刑事简易程序在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对简易程序相关规定进行了完善,有力推动了司法正当性建设。但新法简易程序仍存在一些不足,随着刑事发案率的提升以及刑案多样化的凸显,明确被告人程序选择权、建立多元简易程序等诉讼改革要求已成发展趋势。     

论我国的刑事简易程序

我国刑事诉讼法设立刑事简易程序的目的是简化审判程序、提高诉讼效率。但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适用范围狭窄、形式过于单一、被告人没有简易程序的选择权等多方面的问题。因此,我国应在总结刑事诉讼司法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进一步完善刑事简易程序。     

论检察环节轻刑案件快速审查机制的构建

构建检察环节的轻刑案件快速审查机制,是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内容。结合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检察环节快速审查机制适用的案件范围应当限定于简易程序范围内的轻刑案件。检察机关对轻刑案件的快速审查应当有一系列办案程序、工作方式上的简化要求,同时完善一些相关配套制度,为轻刑案件实现快速及时办理提供有效保障。     

论我国刑事简易程序——以修改后《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简易程序的规定仍存有诸多待商榷之处,如何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基础上构建我国刑事简易程序是本文论述的重点所在。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简易程序——从诉辩交易的视角看简易程序的意义

法律界希冀通过简易程序的设计开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诉辩交易,从而变究问式开庭审理为控辩式审理,更加体现展示证据在诉讼中的地位。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简易程序与诉辩交易,从法律精神上有着巨大区别。正确理解刑事诉讼法的法律精神,对认识简易程序的实质有重要意义。     

公正与效率之平衡——新刑事简易程序之衔接问题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简易程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一制度将自201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目前以新刑事诉讼法的适用为目标的各项实践工作已在各个地方全面铺开,但在与新刑事简易程序衔接过程中,各种问题又逐步浮出水面。如何科学、全面地把握新规定,进而准确地将其运用于法律实践,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国多元化刑事简易程序构建探讨

刑事简易程序在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我国现行刑事简易程序的设计由于设置形式的单一和配套制度的缺失未能实现对司法资源的最佳配置。随着刑事案件的日趋多样性,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建立多元化的简易程序已是必然方向。     

刑事政策对检察权的影响

检察权作为检察制度的重要内容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指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的公诉权、侦查权和法律监督权等内容,由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所规定.而刑事政策就是社会整体据以组织对犯罪现象的反应的方法的总合,因而是不同社会控制形式的理论和实践.刑事政策对检察权的影响表现在对公诉权、检察侦查权和检察监督权三个方面.     

关于证据立法的若干问题

证据立法成为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共同关注的问题。刑事证据制度是一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刑事证据法的内容应是对刑事诉讼法原有证据规则的补充和细化。证据立法应保留刑诉法中证据的定义,载明立法宗旨和基本原则,其中涉及侦查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证人作证,证据展示,非法证据排除,举证责任,证明标准,司法鉴定,简易程序中的证据运用十二个问题。     

关于完善刑事诉讼中起诉引导侦查机制的研究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体系中,检察机关作为监督机关对于侦查活动的监督措施主要是采取事后制约,致使侦查活动得不到及时、科学、合理的监督指导,造成侦查资源浪费,侦查效率不高,侦查效果不佳。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修改后《律师法》的实施,建立起诉引导侦查机制成为近年来司法体制改革中检察制度改革热点问题之一,全国检察系统的公诉部门均处在积极的摸索和试行之中。值此刑事诉讼法修改之际,本文从建立和完善公诉引导侦查现状、意义、理论体系和法律基础以及应注意的几点问题入手,进行深入研究,意在为刑事诉讼法的进一步完善提供某些有价值的立法建议。     

监所检察视野下的罚金刑执行困境及出路

罚金刑在我国刑法中被广泛适用,但在司法实践中,大量的罚金刑得不到有效执行,严重地影响了司法权威。新修改的人民检察院《刑诉规则》将罚金刑执行的监督职责赋予给了监所检察部门,监所检察部门一定要适应形势,找准其中存在问题的原因,积极获取监督信息,找准监督内容,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同时,监所检察部门也要完善自身机构,把监督触角前伸,规范法院对罚金刑的判处,在减刑假释中加强对罪犯财产状况的调查,保证对罚金刑执行监督的不缺位。     

中国刑事审级制度的反思与重构--基于法理学的视角

两审终审制虽有利于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但却是建立在有害司法公正的基础上,存在诸多体制性弊端。故为最大限度的实现正义与效率的兼顾,保障刑事诉讼之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目的,需要从法理学的视角剖析刑事审级制度,并通过三审终审的制度设计,实现当事人的复审救济权,避免申诉、审判监督等复查程序对刑事审级制度的侵蚀和瓦解。     

强化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我国目前刑事判决中一半以上的被告人被判处缓刑、管制,再加上服刑罪犯被假释、保外就医的,监外执行的罪犯大于监内执行的人数,随着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贯彻落实,监外执行的罪犯人数的比率还将有进一步地上升,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监外执行职责完全赋予地方司法行政机关①,扩大了地方司法行政机关管理权限,也加大了地方行政司法机关刑罚执行的职责,因此有必要探讨社区矫正的检查监督及实施途径。     

台湾地区公诉权制约机制及其借鉴意义

近年来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经历了重大的改革，其公诉权制约机制较为完善。对于检察官不起诉、缓起诉处分，立法设置了再议制、交付审判制进行监督和制约，防止检察官滥用不起诉权；对于检察机关的起诉则在审前以起诉审查制进行制约，防止未达起诉法定门槛的案件进入审判。对于大陆来说，其公诉权制约机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大陆也应设立公诉权的司法权制约机制，对于检察机关的起诉和不起诉都应最终由法院来进行审查和制约，以保证公诉权合法行使。但对于台湾地区公诉权制约机制的不足之处，借鉴的同时需予以改进。     

“微博转发500次入刑”的宪法争议

＂两高＂出台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将微博转发超过500次的行为认定为《刑法》第246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处以侮辱罪或者诽谤罪。此项解释存在较大的合法性争议。从宪法的维度进行分析,法律保留原则要求对＂犯罪与刑罚＂的规定由法律保留,司法解释对入罪与否的问题进行规定已经逾越了其权限。同时对＂微博转发＂的行为入罪处理构成了对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不当限制与侵害。     

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分析及完善路径

机动侦查权是检察机关侦查权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保留必要性来看,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和公安机关的侦查权均不能取代其法律监督的宪法地位。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的适用范围做出了限缩,机动侦查权在司法活动中运用的频率偏低。其原因是,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在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要求下存在适用边界不明、启动程序繁琐、机关职权划分不明等问题。在明确《刑事诉讼法》对机动侦查权的功能定位是适时监督、寻求个案正义的前提下,通过划分机动侦查权适用的具体范围、简化机动侦查权的启动程序、确立检察机关启动机动侦查权的主导地位等路径对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进行完善。     

浅析刑讯逼供的防范机制

刑讯逼供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十分普遍,是我国刑事诉讼一大痼疾。刑讯逼供严重阻碍我国司法文明的进程,妨害我国司法公正。防范刑讯逼供也是履行国际义务、维护程序正义、防范冤家错案、保障人权的需要。我国刑讯逼供的发生有着多种原因:包括传统法律思想和理念的影响,法制不健全,侦查水平的限制等等。防范刑讯逼供应当从加强执法为民教育,改变侦查模式,完善法律制度,加大惩处力度等方面着手。     

附条件不起诉之犯罪嫌疑人权益保障研究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新刑事诉讼法的目的之一,新确立的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既响应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又有利于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由于检察机关享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可能发生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情况,新刑事诉讼法需要从适当扩大适用范围与明确适用前提条件、建立听证程序明确听取意见的规则与效力、分情况决定犯罪嫌疑人行使异议权的后果、赋予犯罪嫌疑人对不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异议权和增加对最终处理结果的监督制约与权利救济措施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措施。     

意大利强制性侦查监控制度之特色

1988年意大利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重大修改,修改之后的刑事侦查制度确立了侦查机关采用强制性侦查措施必须遵循适合性、必要性、相称性三个基本原则,建立了严格的司法授权和审查机制以及完善的司法救济程序。意大利这一改革动向对优化我国的强制性侦查监控制度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论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调查之争——以社会调查主体之争为切入点

对未成年犯罪个案开展社会调查成为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法定少年司法制度,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少年司法的发展。但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对社会调查的原则化规制以及指导司法实践的具体配套规范的缺失,共同导致这一制度在施行过程中出现了调查主体之争的白热化。实际上,调查主体之争的背后是司法权力配置之争。要化解权力配置之争及其引发的后续问题,必须从厘清主体之争的现实和理论成因着手,跨越社会调查活动开展的前置性障碍,建立起社会调查必要性评估机制,以共享和制约为权力分享的前提,合理权衡公检法三机关的司法权力配置之需,结合各地的司法实践需要和司法资源优势,建构起相对统一规范的社会调查主体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