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协调发展、区域合作共治与地方政府协同治理

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区域协调发展趋势不断强化的背景下,大量的跨区域公共问题亟须有效治理。协同治理理论为经济协调发展中的地方政府推进合作共治的治理路径指出了可行方向。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协同治理阻滞因素主要源自治理环境层面的资源短缺和配套制度滞后、治理方式层面的治理流程不畅、治理结构层面的结构失衡和分散化治理。提升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的地方政府合作共治水平,需要从基础环境层、技术保障层和治理主体层三个方面共同努力,尽快跳脱协同治理标准、协同治理功能和协同治理行动的发展困境。     

“跨纵向层级”网上政务咨询互动模式及改进策略——以F部门事项为例

<正>一、问题的提出合作是以实现共同目标为导向的共同行动^[1],“协同”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合作。就政府部门协同来说,协同是指政府组织间的合作与一致行动^[2]。数字政府的发展是政府内部各层级协同共治的过程^[3]。从已有研究来看,政府间协同和协同治理重点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一是仍然围绕政府组织间主流的科层制组织形式,包含从更高层级到地方不同层级的纵向整合以及不同功能的横向部门整合两个方面;二是各政府服务平台在架构上趋于平台化模式,将其作为数字能力的基础配置,目的是通过数据平台或载体上的信息和数据传递价值,促进政府间扁平化与互通融合。而搭建数字化平台必然吸引公众参与,一部分具体表现为在政府互动平台中收集并回应社情民意。三是重视数据资源体系的开放共享,将其作为当下打破部门主义割裂和解决管理“碎片化”问题、实现数字政府建设“敏捷高效、智能精准”目标的有效方式^[4]。     

区域公共问题与中国地方政府间协合治理

区域公共问题是国内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凸显出来的新问题。区域性公共问题的凸显迫切需要地方政府以相互联系与合作的新思维取代各自为政的旧观念,打破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而引发的"碎片化治理"现象,建立以区域公共问题和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为目标取向的协合治理体系。就目前来看,虽然中国地方政府间合作已经有所进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面临诸多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协合治理提倡通过引入一系列理念、机制和制度安排促使地方政府之间在区域公共问题上出现一种"治理互赖"结构,从而促进各地方政府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参与协同与合作的过程。     

政府间合作 宁镇扬同城化的关键性力量

<正>推进宁镇扬同城化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和江苏省《宁镇扬同城化发展规划》,全面提升宁镇扬整体发展水平,促进区域发展的重大举措。政府间合作是推动宁镇扬同城化发展的关键性力量,系统探讨宁镇扬同城化发展中的政府间合作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价值。宁镇扬同城化发展中政府间合作的意义宁镇扬同城化发展中加强政府间合作,一方面,有利于经济社会的更好发展。基于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     

基于区域发展困境的政府间合作机制构建——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在当前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区域政府间在产业对接、交通衔接、工业协作、旅游联动、商贸流通以及环境治理等诸多方面存在合作的需求,但省级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建立起的政府间正式合作制度具有局限性,且不足以破解地方保护主义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发展困境。随着区域一体化的深入和地方合作需求的逐步释放,政府间为解决针对性的问题,实现操作性的目标,开始构建起具体的合作机制,来弥补正式制度的缺失和缺陷,并带来了政府间关系的改善,有助于实现区域政府间的长效合作与区域善治。     

深化淮昆台资经济协同发展

2023年江苏《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求,“加强产业链分工协作,深入推进南北结对帮扶和园区共建”“深化淮昆台资经济协同发展”。淮安和昆山加强台资产业合作,既是落实国家、省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产业梯度转移、要素资源整合的现实需求。深入推动淮昆台资产业合作一体化、联动化、高质量发展,对形成江苏南北区域协同发展新增长极具有重要意义。     

区域经济合作中政府角色定位

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合作发展中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但由于我国市场机制尚未十分成熟,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模式也依然处于探索之中,这使得政府在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频现地方保护主义等行为,这不利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广泛和深入开展。所以规范政府行为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博弈论视角下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思路与模式——以武陵山片区为例

基于博弈论视角,以武陵山片区为例,探讨区域经济发展从“囚徒困境”到实现协作共赢的区域合作发展过程。研究表明,政策支持或宏观规划是达成区域之间合作发展的契约,能够促使缺乏长期理性的地方政府选择合作策略;区域之间的合作能够促进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区域发展中不同领域和产业之间的合作发展应当遵行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和产业特征,以帕累托改进方式实施合作,不断拓展合作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生态责任的演进与启示

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党和政府对生态环保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政府生态责任也经历了生成拓展的演进历程:生态责任的主体地位从模糊到明确,生态责任的内容从单一到多元,生态责任的关注范围从本民族到全人类。从理念宣传教育到制度健全完善,从行为监督管理到产品供给服务,从区域协调合作到命运共同体建设,政府的生态责任不断拓展,生态环保工作日渐渗透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工作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政府生态治理能力日益增强。政府生态责任从经验、技术层面到科学层面再到文化、文明层面的演进历程表明,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必须以政府为主导,坚持依法治理,坚持协同共治,坚持他国经验的中国式借鉴,形成生态治理的中国特色。     

以政策过程的视角求解政府间合作困境

政府间合作随着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速而逐步形成,但现实中这种合作存在着诸多困境。这些困境已成为学界研究的新热点,已有研究围绕困境形成的原因和对策进行了分析,可被梳理成三个研究视角,但都需加以完善：制度的研究视角仅限于刚性的规则和规范,忽视了对制度丰富内涵的理解;治理的研究视角则需进一步说明如何构建多元主体的合法性问题,以及如何构建合作所遵循的秩序;政策的研究视角把关注的焦点都集中于宏观的区域政策上,却忽视了各级地方政府积极主动性的发挥。以政策过程的研究视角,对现实中地方政府间合作的政策过程和决策机制进行观察、描述和归纳,分析影响地方政府间合作成败的相关变量并构建合作治理模型,是化解地方间合作困境的可能路径。     

生态治理中的多元协同:湖北省长江流域治理个案

生态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涉及到多元化社会主体的利益,这使得生态治理无法单纯地依靠市场或者政府,而需要寻求多元主体的协同。对湖北省长江流域生态治理案例中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进行分析和研究并发现了:治理主体和治理手段趋向多元化;多元治理主体间开始互动融合;政府在生态治理中作为核心行动者并发挥主导作用,企业、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虽然开始参与到生态治理中但发挥作用不明显;多元主体间的合作融合程度决定了生态治理的整体效能。为破除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困境,需要建立生态治理的专业化机构以更科学的方法协同好政府内部的治理行动,建立市场化的生态治理机制进而协同好政府与企业的治理步伐,建立公众参与制度以协同好公众、政府、企业三者之间的生态治理行为。     

跨区域经济合作如何实现经济一体化的思考——以武陵山龙山来凤经济协作示范区为例

随着我国跨区域经济整合的趋势日益加强,跨区域经济合作中如何实现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我国区域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要实现跨区域经济一体化唯有创新。具体而言,包括四个方面:形成"协同"、"共赢"的新氛围;处理好辖区归属不同的政府间关系;构建经济一体化的管理新体制;改善跨区域合作可持续性的软环境。     

区域一体化背景下的城市群治理:府际竞合与潜在风险

城市群作为城市化进程的高级形态,已经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以整合发展为目标的城市群治理,强调的是群内城市之间的共享与合作。在一体化发展成为我国区域治理的新方向后,城市群治理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合作已成为区域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主旋律。但是由于地方政府“政治经济人”的特性没有改变,地区资源的有效性也没有改变,这就决定了府际间的竞争仍然存在,只是形式发生了变化。同时,政府间新的竞合关系又加深了城市群中的政治化色彩,形成了潜在风险,为后者的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促进我国区域协调组织健康发展的法律保障机制研究

区域协调组织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组织制度。自20世纪70年代到本世纪初,我国区域协调组织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盛至衰转而复兴的发展过程。探究我国区域协调组织发展历程可以发现,缺乏法律基础、区域利益协调机制不完善、政府权力约束不足是制约区域协调组织发展的关键所在。当前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任务日益艰巨,迫切需要重建区域协调组织以协调区域发展。新形势下区域协调组织应当以"地方政府合作关系法"作为建设的法律基础,完善区域利益协调机制,并通过"地方政府合作关系法"规范横向政府关系,进而实现对区域发展过程中政府权力的有效约束。     

凝聚共建合力 打造示范园区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时强调,要推进跨区域共建共享,有序推动产业跨区域转移和生产要素合理配置,使长三角真正成为区域发展共同体。沪苏大丰产业联动集聚区,是沪苏两地首个省级政府层面合作共建园区。集聚区总规划面积33平方公里,由上海临港集团作为开发主体,实行“管委会负责行政管理服务,开发公司负责运营管理、开发建设及招商引资”的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近年来,集聚区重点发展新能源、新基建、新农业“三新”产业,充分发挥沪苏合作优势,努力建成符合高起点战略定位、具有可持续性的产城融合示范区、产业融合集聚区、机制创新试验区,先后入选首批“国家绿色产业示范基地”、首批长三角开发区“协同发展服务中心地级市中心”和“长三角共建省际产业合作示范园”。     

权威多层治理和区域合作 发展中的府际协调 ——以粤港澳大湾区规划过程为例

中国区域合作发展中的府际协调可以概括为"权威性多层治理"(AMLG)模式,中央权威在区域府际协调中发挥重要作用,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以及多层协调互动作用逐渐凸显。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决策过程中,府际协商机制运行的逻辑是:中央政府的支持和推动,地方政府间协调互动达成共识,多层渐进协调形成合作。区域合作发展中府际协调机制的优化,需要凸显顶层设计力度,发挥中央政府的权威引导性;降低区域合作交易成本,提升地方政府的合作意愿;推动区制法发展,提升府际协调机制的法治化程度。     

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变及提升对策——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研究

采用超效率DEA法测度我国30个省区在2006-2015年期间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同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验证相关因素对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全国的创新效率总体上趋于改善但并不理想,且东、中、西部地区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全国及东部地区创新效率存在空间扩散效应,而中西部地区却存在空间集聚效应。借助空间杜宾模型并结合偏微分方程的研究表明,大学和科研院所参与合作及转移知识的能力、企业吸收及应用知识的能力、政府及金融机构的支持、产学研合作关系在全国层面及东中西部地区对样本省区的创新效率均存在显著正向直接影响,然而合作关系在各个空间层面的间接效应都不显著。地理区位条件、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及地区经济的发展程度在西部地区存在明显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各省区不仅要协调好本地区内的协同创新要素资源,还应从区域整体视角出发构建起省际协同创新体系。     

转型期社会治理创新及其体制建构:挑战与路径

转型期社会治理的特质决定了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性,为此需要架构和完善多元主体间有序合作的社会治理方式。在理论层面,需要关注权力、市场、法律、文化、习俗等多种社会治理工具,发挥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公民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在实践层面,需要更加重视社会力量参与,最大限度调动各方积极性,需要政府在厘清自身职能边界的前提下逐步向社会放权以激发社会活力,在改革中建构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社会协同局面。     

区域刑事司法协助中警务合作的模式与路径

区域刑事司法协助是同一国家内不同法域的刑事司法机关,为共同打击刑事犯罪而进行的协作或相互提供的便利。香港和澳门的回归,使得不同法律体制的地区间的刑事司法协助被日益重视和研究,而三地间警务工作的配合与协调是区域刑事司法协助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区域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警务合作,应该在总结现存机制的基础上,同时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司法协助的经验与做法,探讨合适的模式,从宏观层面确立警务合作的原则与协调机构,从微观层面探讨警务合作的具体措施的可操作性,通过日益密切的警务合作,促进三地法律制度的衔接和刑事司法合作的常态化。     

基于政策过程视角的地方政府间合作研究——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为例

在发展过程中,资源要素的流动性与稀缺性、公共事务的关联性和跨界性使得地方政府意识到必须借助多方力量才能解决跨区域问题。同时,随着我国分权化改革逐层推进,地方政府成为拥有自主权的利益主体,寻求合作的积极性大大增强。然而在实际运行中,由于体制障碍、地方政府自身局限性等原因,我国地方政府间合作存在失灵现象,合作效果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