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部门工作人员受贿犯罪的侦查

司法部门工作人员受贿犯罪是指当前中国刑事立法规制下(主要是刑法典)所有涉及司法部门工作人员受贿行为的犯罪总称。受贿犯罪是一种严重的职务犯罪,社会危害性极大。司法部门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因此司法部门工作人员受贿犯罪的消极影响更是极为严重。本文从司法部门工作人员受贿犯罪的现状和特点以及侦查人员应采取的侦查方法和运用的侦查策略,还有受贿犯罪的侦查难点等几方面做了详细的分析,以期打开侦查局面,获得良好的效果。     

简析受贿犯罪中反侦查的行为表现

受贿犯罪侦查正面临反侦查行为的巨大挑战,如何有效地应对反侦查行为成为侦破受贿犯罪的关键所在。只有通过深入解读受贿犯罪中反侦查行为的表现,认识反侦查行为的特点、作用点才能准确的找到应对之策,有效地打击受贿犯罪,满足人民反腐倡廉的呼声。     

受贿犯罪的侦查对策

受贿犯罪是一种严重的职务犯罪。这种犯罪不但侵犯了国家机关正常的管理活动,而且严重地损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针对受贿犯罪特点的变化,在侦查受贿犯罪案件时,必须采取相应的侦查对策:     

论侦查工作中侦查思维的转变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状况的巨大改变,犯罪活动也相应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相对立的侦查工作也应当随着犯罪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因此,侦查人员在侦查工作中不能延续固定的侦查思维,应当与犯罪活动相适应的转变侦查思维以便思维适应新的犯罪形势,在侦查中准确的确定侦查方向,迅速的开展侦查工作,保证高效准确的侦破刑事案件。     

犯罪侦查方法的中心问题

<正> 在犯罪侦查文献中,每种犯罪的侦查方法(局部方法)通常是以同一方式叙述的,这些方法可大体阐明大多数犯罪的初步侦查过程的内容。但是,在有些犯罪,尤其是在以多种手段实施的犯罪侦查时,可采用一些传统方法里没有的方法,就是要考虑每种犯罪侦查特有的一些典型情况。例如,在谋杀案的侦查方法中,初期侦查行动及其实施策略是根据侦查开始     

“诱惑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研究

近年来,随着犯罪案件类型日益复杂化,传统侦查手段和技术在侦破一些特殊案件时遇到严峻考验。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被频繁适用于那些具有高度隐蔽性、组织性、智能化如贩毒、行受贿、网络犯罪等案件的侦查取证中,然而我国法律并没有对诱惑侦查做具体规定,由此引发的法律问题进一步凸现,“诱惑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相关问题需做进一步探讨。     

论侦查信息化背景下犯罪时间要素的运用

伴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现代通信设备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网络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犯罪,作为社会发展的副产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演变出了更多的犯罪手段和犯罪类型。然而,不论犯罪的形式与手段如何变化,作为犯罪活动赖以存在的条件和媒介之一的时间,是永远存在的。在侦查信息化背景下,犯罪时间要素的运用在侦查上有其突出作用。     

浅析侦查取证中的欺骗与引诱

一、侦查取证中欺骗与引诱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按照龙宗智教授对侦查活动的划分，可分为回应型侦查与主动型侦查两种类型。前者是对犯罪的回应，即先有犯罪行为，后有侦查工作，这是犯罪侦查的主要方式；后者是针对正在进行或者将要实施的犯罪，采用监控以及诱导的方式进行的侦查活动，是犯罪侦查的特殊方式。在回应型侦查中，犯罪行为已经发生，欺骗与引诱以犯罪嫌疑人为对象，主要在讯问过程中实施。在主动型侦查中，带有欺骗与引诱性质的活动主要有两种，即诱惑侦查与卧底侦查。     

用铁证锁定沉默的黑煤蛀虫——潞城市院查办山西霍尔辛赫煤业供应科长王某巨额受贿案经验

随着贪污贿赂犯罪的隐秘性、高智能性和对抗性的增加,给反贪侦查工作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案件在侦查过程中受一对一证据的影响,嫌疑人容易多次翻供,必须掌握火候,善于谋略.本文以2013年我院查办的山西霍尔辛赫煤业有限公司物资供应科长王某巨额受贿案为视觉,浅析检察机关突破受贿案件的经验和思路.     

有组织犯罪侦查主体比较研究

至上世纪90年代,我国的有组织犯罪侦查工作也基本上能适应我国有组织犯罪的发展。然而,随着我国有组织犯罪的发案数量、社会破坏性的迅速增加,以及跨国有组织犯罪对我国的影响和渗透逐步扩大,现有的侦查主体之设置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我国有组织犯罪的发展。应分析西方主要国家有组织犯罪侦查主体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实际情况,提出改革我国有组织犯罪侦查主体的建议。     

物权变动的公示主义

物权变动涉及财产的涌流,关乎一国的交易秩序,因而公示极其重要。公示将物权的实际状态表彰于外,为社会认识。公示主义的中心理念在于交易便捷与安全的社会价值,通过对交易人信赖的维护,向社会交易界提供统一的、稳定的、普遍信服的法律基础。     

法治评估的有效性和准确性——以中国八项法治评估为检验分析对象

自余杭法治指数初创至今,法治评估实践在我国已历经15载,现俨然成为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标签。那么量化法治实践中究竟如何才能保证法治评估的有效性和准确性?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对我国现有法治评估的有效性和准确性进行科学检验。在明确界分法治评估有效性和准确性概念基础上,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法、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对我国4项法治评估的有效性进行检验。经检验,我国法治评估的有效性特征表现为:结构效度低,理论构想的整体符合度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重新赋值法对我国8项法治评估的准确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余杭法治指数、四川依法治省评估、中国法治满意度评估等3项准确度低;江苏依法行政评估等1项准确度一般;中国法治政府评估、广东法治政府满意评价、广东法治社会满意度评价、上海法治满意度指数等4项准确度高。文末根据检验结论,提出保证法治评估有效性和准确性4个方面的实验研究路径。     

刑法渎职罪主体界定问题刍议

如果仅从根据立法原意和刑法分则第九章渎职罪相关规定来理解,渎职罪主体应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如考虑到刑法总则第九十三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关系以及总则对分则第九章渎职的指导作用,则渎职罪主体不限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本文试就如何界定渎职罪主体范围略陈管见。     

论报刊的转载、摘编权

著作权法赋予报刊转载、摘编权是毋庸置疑的。在信息交流频繁迅速的情况下,报刊转载、摘编的法定许可有利于满足社会公众对信息共享和对重大社会事项及时知晓的需要,体现了社会公益和著作权人的权益之间的平衡。而报刊在转载、摘编过程中,除了要避免侵犯原作者获取报酬的著作财产权之外,也要避免侵犯原作者的著作人身权,还要避免侵犯首发报刊社享有的整体著作权和版式设计权。报刊工作者一定要增强著作权保护意识,健全著作权保护规范,养成尊重知识、尊重创造、尊重著作权的良好习惯,严格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事,从而合法有效地行使报刊转载、摘编权。     

宪政视野下的劳动教养审批程序改革

劳动教养制度创立至今,为我国社会与政治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但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急剧发展,改革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要求日益强烈.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审批程序改革.当下,一些学者针对劳动教养的审批程序提出了各种改革方案.首先对劳动教养审批程序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然后对这些改革方案在目前面临的问题进行反思,最后,在宪政的视野下提出一些具体可行的制度设计.     

《左传》训诂丛札

<左传>文辞古奥,义蕴深微.由于时代悬隔,虽经历代训释,疑义犹夥.本义湮没,通假不明,指代不清,诸般情形,在在多有.本文就襄公时期若干训诂问题予以新的探讨.     

论经济法的发展理念--基于系统论的研究范式

从系统论的范式来看,社会发展应是以人为中心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经济法作为社会系统的子系统,其发展理念应定位为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整体发展是经济法发展理念的基石;协调发展是经济法发展理念的核心;可持续发展是经济法发展理念的目标.要实现经济法的发展理念,需要经济法具体制度的完善及其子系统之间的密切配合,此外,还应加强经济法系统与外界系统的沟通和协调.     

程序正义论——一种法社会学的反思

本文旨在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论证程序正义在我国的可适用性问题。通过分析程序正义在我国的价值,及对社会现状的剖析,揭示程序正义的形成障碍,进而对存在的问题探索较为稳妥的解决,建构了程序正义从观念到制度的立体体系。     

释明的理论逻辑

释明有时会使案件结果发生逆转,所以必须有逻辑可循。释明不得背离保护权利、维护实质正义的释明主旨和其他正当目的,不能超出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和已呈现的事实。此为释明的目的边界和事实边界。时效制度与释明制度之主旨相悖,所以不能就时效释明。在事实边界内,法官应进行一切合目的的释明,包括对当事人未主张的权利和重要事实的释明,原告的请求额不足时也应释明。法官就事实无法形成心证时应告知当事人追加证据。遵循逻辑的释明不会使法官丧失中立性。辩论主义并非绝对不可突破,也不能以尊重处分权为名漠视权利之丧失。     

论我国代理法理念的重塑

1999年中国大陆新《合同法》第402条、403条的规定,大胆借鉴英美法系代理法的做法,突破《民法通则》将代理仅限于显名代理的陈腐规定,建立了隐名代理制度和不披露本人的代理制度。本文就此分析了我国代理理念从区别论到等同论的变化及其对我国当前的经济、民事活动即将发生的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