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降低了重污染行业的投资效率吗?

在低碳经济背景下,实现经济与环境双重目标的和谐发展至关重要。本文首次基于投资效率视角,利用投资支出与投资机会敏感性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重污染行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从整体上降低了重污染行业的投资效率,对非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负面影响非常显著;地方国企存在着投资规模过大的现象;是否为重污染行业、行业环境规制强度与污染排放强度三者之间整体上呈高度正相关,但仍存在着细微的差异,这种差异使中央国企在投资支出上的表现不尽相同;所在地为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投资效率下降显著。上述结果表明,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关系并未达到波特假设的双赢局面;地方政府对地方国企的支持,使重污染行业非国有企业在环境规制中处于相对不平等地位;设计至少与污染排放强度相匹配的环境规制强度,有利于刺激高环境治理水平企业的投资;提升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环境治理水平,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双赢的重要途径。     

加入WTO后中国制造业FDI时空格局变迁研究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和强国之基,是长期以来中国外商投资分布最为集中的行业。利用2001—2015年中国制造业FDI相关数据,分析了加入WTO后中国制造业FDI时空格局变化特征以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制造业FDI区域分布有所改善,尤其是不同要素密集度产业FDI在东中西部地区出现不同程度转移,除了加入WTO后带来的巨大红利以外,国家和地方政府政策引导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中西部地区成本优势和内在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应该看到,目前制造业FDI仍旧高度集中在东部尤其是沿海地区,向中部和西部地区转移速度相对缓慢,且三大区域间和各区域内部制造业FDI行业分布差异十分明显。最后,提出当前推动中国制造业FDI发展需要注意的若干问题。     

完善环境污染纠纷解决机制

<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自然资源的不断开发,我国环境污染的范围越来越广,程度也越来越深,环境污染纠纷随之日益增多,并且呈现出纠纷隐患增多,逐渐趋向社会化、普遍化、民间化,污染源集中地区受污染的环境呈全方位发展,受污染损害的多为群体状,污染调查处理难等态势。环境污染纠纷已成为影响经济建设和社会治安的重要因素,不仅危害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团结。目前,在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方式方法上与实际需要之间存在严重的不相适应:一是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忽视了经济发展引发的环境问题和环境污染纠纷,对这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悖论的成因及其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环境问题,环境规制作为社会性规制的主要内容日益受到学界和政府部门的关注。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悖论意指地方政府面临发展经济和环境规制之间的目标冲突和行为困境,它不同于规制俘获理论中的规制者被俘获,是规制者在更为严重意义上的主动就范。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悖论的外在表现为:环境问题引发的突发事件增多,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竞争到底"现象,"环境保护"异化为"污染保护"。而形成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悖论的内在成因是: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的凸显,环境规制机构职能的混杂,环境问题的隐性外部性。治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悖论的机制是:优化地方政府目标转化的制度环境,完善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法律法规,多样化环境规制政策的综合实施,明晰地方环境规制机构的职能边界,强化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协同治理。     

行政规制的有效性分析

成本因素是影响制度变迁的核心因素。在行政规制的每一个行政程序中都包含了大量的交易费用，加什和哈恩做过出色的估算。行政规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效益首先表现为制度效率，这包括规制本身的效率：规制本身的运行所需成本及其所带来的效益（成本是否最低）和规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文章通过对规制政策影响的分析，表明规制的效益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行政规制的巨大成本和规制改革所带来的效益刺激，也反映在政府和市场主体在规制制度的选择上形成各自的预期。     

论新时期我国政府规制的改革

政府规制是政府部门依据有关法规直接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规范、约束和限制的行为。它是对市场失灵最通常的回应 ,其目的就是通过采取规制手段来解决市场失灵现象。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 ,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 ,那种由计划经济发展起来的计划管制正在不断向法治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新的政府规制过渡。虽然政府规制的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 ,但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 ,已不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因此 ,结合中国的实际借鉴西方国家的政府规制的经验 ,对推动我国政府规制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的现状分析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衡量一个社会发展程度和社会自我管理能力的重要指标，也是影响政府管理功能的重要因素。拟从有利因素和制约因素两个方面来分析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的现状，从而更好地认识和思考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问题。     

文化产业发展的政府规制研究

当今社会文化产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同其他社会部门一样,文化产业本身也需要合理的政府规制,而我国文化产业政府规制中存在着许多突出问题。正确认识政府对文化产业规制的必要性,探讨文化产业政府规制的不足之处,并寻找解决方案,对于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和提升政府管理水平均具有重要意义。     

地方官员对县级转移支付分配的影响研究——以G省86个县为例

关于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的影响因素,传统观点认为,主要是由效率和公平因素来决定的,但仅仅用地方财力、经济发展的差异来解释转移支付的影响因素是不够的。财政资源分配者与被分配者的政治联系这一非正式制度在政府间转移支付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县委书记的教育程度、年龄、任职经历、挂点联系的高级官员的政治影响会影响专项转移支付的分配。此外,是否属于财政省直管县、是否是民族地区、是否是贫困县及贫困程度高低也对争取专项转移支付有影响。     

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县级数据的实证检验

县级政府承担了我国绝大部分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责任,县级也是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的最终落脚点。本文运用1994—2009年中国县级社会经济数据,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对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那些财政自给能力弱、财政努力程度低的县级地区获得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表明促进财政均等化是中央向地方财政转移支付的基本目标;2002—2009年期间,那些教育供给水平低的县级地区获得了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表明相比于分税制初期,近年来中央政府开始关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因素。研究还发现,县级经济发展水平、政府人员规模与财政转移支付正相关,表明"经济效率"和维持地方政府的正常运转也是中央政府在转移支付分配过程考虑的因素。本文的发现对推进我国转移支付制度顶层设计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未来的改革应强化转移支付的积极效应,同时降低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环境污染控制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

控制环境污染加剧的同时如何保证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成为我国政府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建立最优化模型,假定政府作为社会计划者将产出中一定比例的价值量投入进行减排控制,分析此时最优增长路径的实现途径。文章认为只要能提高减排效率并控制住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量,则保证经济增长的环境保护是可以实现的,同时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     

财政分权、政治晋升、环境规制失灵: 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环境资源的公共产权属性决定了其容量的使用需要环境规制.对地方主要政府官员的政治激励约束机制是影响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绩效的主要因素.优化政府环境规制绩效的路径选择关键在于激励与约束相容的制度安排,在于建立政府、生产企业、社会大众利益相协调的激励约束机制.     

政府规制失灵与对策研究

政府规制是政府部门依据有关法规直接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规范、约束和限制的行为。它是政府对市场失灵最通常的回应,其目的是通过采取规制手段来解决市场失灵现象。但理论和实践证明,政府并不是全知全能、完美无缺的,它也会由于自己的缺陷而产生失误,即"政府失灵"。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现阶段的政府规制失灵现象除了具有一般意义上的表现与原因之外,更有其特殊的背景与根源。随着中国加入WTO,随着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随着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日益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我国的政府规制改革面临着重大的机遇与挑战。本文借鉴西方国家规制改革的实践,并结合经济转型时期中国的特定背景,认为:解决中国政府的规制失灵问题,不能只是简单的放松规制,而是需要确立争强化对规制者的规制,从而实现良好规制。     

基层官员眼里的反腐败——对云南省121位地县级干部的问卷调查

地方对反腐败工作重要性认识不够　在“反腐败在当前工作中应该所处的位置”方面 ,1/3的人认为应该是首要任务 ,超过 1/5的人认为应该是第二号任务 ,没有人认为是不重要任务 ;而对于“反腐败在当地工作中的实际位置” ,只有 10 %的人认为是放在了首要位置 ,10 %的人认为是放在了第二号位置 ,还有 10 %的人认为是放在了不重要的位置。这表明 ,政府官员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性。最易于产生腐败的领域是垄断行业　地方干部认为腐败最严重的领域是垄断行业和海关。如果将腐败的严重程度按 5(最严重 )到 0 (最不严重 )排序 ,地方干部…     

民主行政与政府效率

民主和效率是现代行政的两大价值目标。在我国,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必须坚持民主行政,重大行政决策必须有人民群众的参与,行政信息必须尽可能向社会公开,行政过程必须接受公众的监督。同时,政府行政必须有效率。行政效率是行政管理过程中各种要素的投入与所获得的行政效果之间的比率。行政效率的高低是影响社会运行成本的重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竞争力。     

从《贞观政要》看唐太宗执政伦理及其现代价值

<正>腐败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目前,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如何处理好反腐败与市场经济改革、政府治理、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成为当前改革的重点与难点。利用中国2000~2013年宏观面板数据,系统分析了市场化程度、政府治理和制度安排因素对反腐败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提升能够起到消减腐败的作用。政府治理对反腐败影响较为复杂,政府规模表现为规模越大,治理能力越完善,越     

建设廉洁政府: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任务

当前学术界描述了廉洁政府的两种形态,即没有腐败或低程度腐败的形态和有廉洁行为的形态,认为反腐败和廉洁行为培育是廉洁政府建设的两个主要策略。回顾历史,建设廉洁政府历来都是受到了党的建设的推动,意识形态引导、惩治性反腐、制度性反腐是我们党反腐倡廉实践的三个主要模式,对新时代全面建设廉洁政府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价值。新时代建设廉洁政府,必须将全面从严治党贯彻其中,在理论上将全面建设廉洁政府作为重要历史任务,在实践上实现反腐败策略与廉洁建设策略的整合。     

我国反腐败模式的变迁及其折射的社会治理理念转向

建国以来我国反腐败运动经历了四种不同的模式:权力反腐模式、规制反腐模式、综合反腐模式、预防与惩治反腐模式,不同模式之间有交叉、重合,但主旨及重心大相迥异,不同模式之间的转换不仅是历史情境的需要,也折射出社会治理理念的转向。权力反腐模式的核心是以权力压制权力,其反映的是浓郁的人治色彩。规制反腐模式是依赖法律法规和制度来反腐败,其反映的是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但这一转变并不彻底。综合反腐模式是针对权力寻租普遍、腐败逐渐隐蔽、巨大等特点而采取的一种国家、社会、个人相结合的反腐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广大民众在反腐败中的作用得到大幅提升。预防与惩治模式严格来说不是一种独立的模式,强调惩治的同时更注重预防,立足于反腐败的同时更强调廉政建设,这一模式要求对权力深度限制与监督。     

FDI区位研究综述

总结FDI区位在国家和区位层面上的空间变化 ;介绍FDI区位研究中的区位理论、国际贸易理论、产业组织理论、折衷理论学派的理论渊源及主要观点 ;从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和人文因素三方面概括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因素 ;归纳FDI区位研究中的规范分析、问卷调查、多元回归模型、一般均衡、行为决策分析方法 ;介绍FDI区位研究的前沿 ,如知识技术、不确定性等影响因素和其作用原理。     

论政府社会性规制职能的完善

政府社会性规制是一种政治行为,它是以保障全体公民的安全、健康、卫生和防止公害、保护环境而对社会经济主体各种特定行为进行规范和限制的政府干预。在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政府转变以GDP为中心,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把注意力转移到解决国民健康、环境保护、社会公平等基本问题上。这些内容都属于政府社会性规制职能的范畴。当前我国日益加剧的环境污染问题,禁而不止的煤矿矿难问题,层出不穷的假酒、假药和有毒食品问题的存在,反映了我国政府社会性规制职能的缺失和社会性规制能力的不足,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适应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必须健全政府社会性规制的法律体系,合理选择和使用各类规制政策工具,强化健康、安全、环境规制和通过制度创新规制规制者,从而完善我国政府的社会性规制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