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遗嘱自由及其限制

遗嘱自由原则是罗马法所确立的重要的继承法原则,广泛适用于各国立法。但遗嘱自由有其弊端,把握自由的"度"至关重要。本文对我国遗嘱自由及对其的限制加以阐述,提出我国继承立法在遗嘱自由限制方面应采取的具体措施,以完善我国的遗嘱继承法律制度。     

民法分则继承编立法研究

1985年制定的《继承法》,由于受到计划经济和普遍贫穷的历史局限,存在较多缺陷,不能适应当今我国市场经济下遗产流转的需要。在编纂民法典、将《继承法》修订为民法分则继承编时,应当抓住机遇,对我国现行继承制度进行全面改革。继承编入典应当坚持的指导思想:一是继承制度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一致原则,二是继承制度繁简与社会实际需要相一致原则,三是继承制度与遗产流转规律相一致原则,四是继承法改革与婚姻家庭制度等民法制度改革相一致原则,五是肃清"左"的思想与坚持民族习惯相一致原则。基于这些指导思想,继承编的制定应该妥当设计篇章结构、具体安排规范内容,对继承的一般规则、法定继承、遗嘱继承和遗赠、遗赠扶养协议和继承协议、遗产的分割等制度全面作出具体规定,为自然人对其身后遗产的支配自由提供更好的法律保障。     

论文化法的基本原则

文化法基本原则的确立需要以其基本宗旨为基础、合乎文化现象之规律、公共管理之原则,并尊重产业发展的市场准则。文化法的基本原则应该包括文化自由原则、切实公平享用原则、产业促进原则、文化多样性原则以及精神价值优先原则。同时,这些原则还衍生了非歧视性原则、文化主权原则等。其中,文化自由原则是文化法律实践的逻辑原点,切实公平的文化享用是文化法制与政策追求的最终目标,精神价值优先、文化多样性是对文化本质属性与功能的体现,文化产业促进则是为实现其他原则所必要的工具性原则。多项原则作为一个体系,服务于文化法律实践的最终目标。     

新宪法实施以来公民权利立法的成就

<正> 1982年宪法继承和发展了1954年宪法的基本原则,充分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丰富经验,并注意吸取国外的经验,规定了一系列有关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原则,扩大了公民权利的范围。这表明我国宪法作为人民的权利书,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仅仅有了宪法在法律上的原则规定,只是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确认,并不等于公民权利和自由就有了保障。还必须健全有关公民权利的立法,具体规定各项权利的行使方式,具体规定对各     

有关日本的继承

一、日本有法定继承主义和遗嘱继承主义两个立场 日本现行继承法,对于权利义务的继承规定,遗嘱优先,没有遗嘱的情况下适用法定继承的相关规定。但对于法定继承人,会事先对继承份额作出相应的规定,故遗嘱的自由被加以限制。对于法定继承的遗产,采取概括继承的原则,即即使有债务也不会清算,丽将其作为继承财产让继承人加以继承。     

论遗嘱自由之限制

遗嘱自由原则是罗马法所确立的重要的继承法原则，并为现代各国立法所采用。但遗嘱自由有其弊端，应进行合理的限制。本文比较世界两大法系国家对遗嘱自由限制的具体作法，提出我国继承立法在遗嘱自由限制方面应采取的具体措施，以完善我国的遗嘱继承法律制度。     

契约自由的失衡及其矫正

契约自由原则作为合同法律制度中唯一根本的原则，其发展大致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契约自由即绝对的契约自由和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契约自由即相对的契约自由前后两个阶段。契约自由原则的形成和发展以及由前一阶段向后一阶段的过渡是由社会经济、政治道德、哲学文化等...     

论公司章程在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继承中的作用

2005年10月27日修订通过后《公司法》于第76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从而明确承认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可继承性,使得困扰司法实践多年的股权可继承性的争议,在立法上最终划上句号。该条规定在表述上极为简洁,前半句肯定股权可自由继承的原则,后半句为一项“但书规定”,是对前半句自由继承原则的     

维也纳关于条约的国家继承公约

<正> 本公约的当事国,考虑到非殖民化进程为国际社会带来的深刻变化,又考虑到共他原因在今后亦将引起国家继承的情况,确信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编纂及逐渐发展有关条约的国家继承的规则,以保证国际关系具有更大的法律安全性,注意到自由同意原则、信义原则和条约必须遵守的原则已为全世界普遍确认,     

论我国出版单位开业自由的相对性

我国社会主义出版自由是相对的。当前我国对出版单位开业自由进行比较严格的限制,实行严格许可的主办主管单位制,出版单位均国家所有。本文分别从经济势力的控制、出版单位的社会责任、国民文化素质、出版人素质等角度,论证了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出版自由必须坚持"媒体公办原则",即当前出版单位开业自由最适宜采取这样的"相对自由"程度。要实现"媒体公办"前提下的社会主义出版自由,必须构建市场化的出版法制环境。     

论遗嘱处分在财产继承中的优位效力——与法定继承相比较

相对于法定继承而言,遗嘱处分在财产继承中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这种优位效力,不仅体现在继承立法上,而且也反映在具体的司法实务中;遗嘱处分的优位效力取决于私法自治及其支配下的遗嘱自由原则。     

对中国现行继承法遗嘱自由过度的反思

我国现行继承法对遗嘱自由过于放任 ,这与婚姻家庭法养老育幼义务不对应 ,与我国宪法权利义务一致性原则和整个法律体系不谐 ,与中国传统继承法律、家庭伦理道德不符 ,与国际继承立法冲突过大 ,不好接轨 ,有可能损害我国人民和国家的利益 ;建议修改我国现行继承法 ,给特留份以应有位置 ,这也是与婚姻家庭法相配套的反对“包二奶”的继承法之基础     

中国经济刑法法益:认知、反思与建构

当前基于秩序、利益、自由等表述的经济刑法法益学说在认知进路上存在问题,无法形成本体和功能自洽的法益观。应当承认集体法益的独立性,立足法益二元论对经济刑法法益进行本体重塑与功能展开。它勾连宪法,是保障在经济领域中实现个人自由的外部条件的统一体,也是经济秩序市场经济规范保护的客体。法益不是刑法独有的保护目标,仅根据法益标准难以有效区分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经济刑法的犯罪化应坚持保护适格的集体法益,同时更加注重合比例原则和明确性原则的补充与限制。经本体重塑的经济刑法法益兼具体系超越与体系内在功能,有助于在反思当下中国经济刑法立法与司法的基础上,重构经济刑法的立法理念与犯罪化标准,厘清经济犯罪的类型与解释原理。     

再论商法在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商法地位之思考

商法是调整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社会经济关系的重要法律部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就是经济法治化的过程,市场经济的建设催生了商法,并促使其不断发展和完善。商法作为规范市场经济的重要法律部门,对交易的平等、自由、安全和效率具有保障和促进作用。当前,中国商法的发展仍存在一些限制性因素,其制约甚至束缚了中国商法制度体系的建设和发展,为此,应当消除这些限制性因素,确立商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并丰富和完善商法内在的体系。     

论遗嘱自由之限制:立法干预的正当性及其路径

从平衡遗嘱人意愿与其近亲属利益、否定歧视妇女的传统、维护社会公序良俗、保护社会公平等考虑,均有必要找到遗嘱自由的"恰当底线"。在域外继承法中,无论大陆法或英美法传统的国家和地区,普遍采取措施对遗嘱自由进行一定限制。我国现行《继承法》却对遗嘱处分无所限制,仅必留份除外。该种过度信赖遗嘱人自治的立法,与财产继承法自身承担的职责不符。改革开放以来,遗产分配争议明显增多,与现行遗嘱继承立法不足有直接关系。我国遗嘱继承立法宜借鉴域外继承法经验,对遗嘱处分实施适当的限制,引入结婚导致婚前所立遗嘱无效、特留份制,限制遗嘱处分婚姻居所等,以保护被继承人近亲属的应得继承份额。     

意思自治原则的成长与法治社会

意思自治原则的内核是主体的平等自由,理性主义和权利本位观、商品经济孕育了意思自治原则的精神。该原则的成长与法治社会有着深刻的内在关税。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意思自治原则的内涵有了新的发展,保障人权,实现经济民主成为其应有的以向。意思自治原则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契合,必将加快我国的法治化进程。     

古罗马法和唐律有关诚信规定之比较

信用是一个国家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市场经济秩序的基本内容。当前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阶段,迫切需要重塑社会信用。诚信原则在古罗马法和唐律中都有规定,但规定的形式不尽相同。这种规定的差别是由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决定的。探究和比较古代法中的诚信规定,对完善当今的法制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互联网金融刑法规制扩大化的反思与限缩

互联网金融在规范与事实维度均存在刑法规制扩大化倾向。究其缘由,传统刑法规制模式存在秩序法益宽泛化、刑法规范抽象化、刑事治理优先化的弊端。该模式不仅会造成刑法自身机能的紊乱,而且无益于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当前,在"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鼓励金融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应合理限缩刑法介入互联网金融的范围,并以金融秩序与自由并重扩充秩序法益内容,以监管科技与刑事规制联动彰显刑法独立品格,以非刑措施与刑事手段并用构建多元制裁体系,进而实现互联网金融刑法规制模式的优化转型。     

社会分配法的价值范畴分析

分配正义作为社会分配法的基本价值范畴,是一个由平等、自由、公平、效率等要素性价值目标构成价值体系。但是,在不同国家的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分配法律制度的主导价值追求和目标排序是有明显差异的。在分配法律制度中,分配正义将通过基本原则这一价值载体来确认和指导法律调整分配关系的目标定位和路径选择。     

风险社会的刑法风险及其防范

在风险社会刑法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刑法的任务由保护法益转向保护国民的安全感;预防理念从消极预防转向积极预防;犯罪圈不断膨胀;传统归责理论有所突破。这些新动向使刑法在遏制风险的同时,自身也潜藏着风险:一是不利于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二是可能导致泛刑法化与重刑化;三是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被弱化;四是责任原则有大范围超越的风险。要消除这些风险,必须平衡好允许的危险与禁止的危险的关系;协调好自由保障与风险防范的关系;权衡好成本与收益的关系。总之,"最好的社会政策也是最好的刑事政策"这句名言在今天仍然应当被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