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合法性

一、政治合法性的概念限定及意义政治合法性,按照美国学者普拉诺的观点,是指“被统治者认为是正当的或自愿承认的特性,它将政治权力的行使变成了‘合法’的权威;合法性反映了一种认识上的一致,这种一致赋予领导者和国家以权威;合法性也反映了对个别领导者、机构和行为规范的尊重和承认。”(《政治学分析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胡杰译)也就是说,政治合     

用法律而不是用公权力来“驯服”郭德纲

看了《民主与法制》第18期《“公众人物”，你是谁？》一组报道，对“公众人物”的概念有了法律上的认识和理解。也对公共知情权、隐私权等法律概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读到公众人物的“忍受义务”，深受启发。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开篇《“公众人物”：监督与被监督的文化思辩》，想从这方面谈几句感想。     

论证据的基本特征

证据的基本特征有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的“三性说”,也有客观性、关联性的“两性说”,还有仅持关联性的“一性说”。合法性是法律制度层面的规范,不属证据本身固有的特征。客观性和关联性都是客观事物固有的属性,具有事实特征的普遍性,它们都不应该简单地归结为证据的基本特征。证据的真实性要求,体现了主体对证据的认识性。未知事实不是证据,事实要与人的认识相关联才成为证据。关联性分为客观关联性和主观关联性。客观性包含于证据的客观关联性中,合法性包含于法律证据的主观关联性里。证据的关联性应该是一种被人已知的关联性。“已知事实的关联性”,才是证据的基本特征。     

妨害公务罪之主观方面研究

妨害公务罪主观方面的认定存在诸多争议。从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个角度分析，妨害公务罪中的“故意”应当包括间接故意。对于行为人“明知”公务人员在依法执行公务活动，有两个层面的要求：一是明知阻碍对象的特定身份；二是明知执行公务的人员正在依法执行职务。若行为人对公务行为的合法性存在认识错误，理论上有四种观点：“法律认识错误说”无法妥善处理合理的认识错误问题；“事实认识错误说”会造成司法实践上的困难；“客观处罚条件说”与立法目的不符；“二分说”更具合理性。基于上述标准，对不具备妨害公务罪主观方面的具体情形进行类型化梳理，对于准确界定罪与非罪，进而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具有现实必要性。     

论孟子行政思想的内在逻辑冲突

以行政哲学的视角来透析孟子行政思想,其“民贵”论与“仁政”说在权威的来源问题上自我相悖,从而使其难以保持内在的同一性。在中国早期国家时期,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是极为难能可贵的。然而,由孟子行政思想的内在逻辑冲突及其思想文化背景所导致的认识误区,对中国传统行政文化造成了消极影响:不仅缺失建设性行政道德,也缺失责任性政府形象。消解孟子行政思想对传统行政文化的负面效应,一个关键的环节是引入“行政道德责任”概念。尤其是在现代社会重建政府权力合法性基础中,必须将责任意识转化为一种行政道德意义上的规制实践。     

浅析“现场调查”和“调查访问”

在刑事侦察学的研究中,会经常遇到“现场调查”和“调查访问”这两个概念。如何划分这两个概念的界限,认识往往不一致。笔者就这个问题谈点浅见。“现场调查”和“调查访问”两个概念有三种传统的认识:1.认为“现场调查”与“调查访问”是一个概念的两种叫法;2.认为“现场调查”与“调查访问”两概念之间是种属关系;3.认为“现场调查”与“调查访问”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概念。笔者认为以上三种不同观点都有片面性,未能把握二者的本质和联系。     

中国特色妇女理论的后现代主义方法研究

合法性问题是中国特色妇女理论方法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一定意义上说解决了合法性问题也就是解决了方法问题。中国特色妇女理论的构建在方法上首先须做到“三个一致”;其次要了解后现代语境中的合法性与非合法性问题,破除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盲从,倡导妇女理论中的个性化、多元化表达;再次,吸取合法性即“悖谬”的启发,制定和遵从中国特色妇女理论自身的言说规则。     

政治合法性视野:历史与现实的反思——邓小平与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因为拥有意识形态合法性、个人魅力合法性以及显而易见的绩效合法性，能够在与国民党的抗争中取得胜利，进而在建国初期的政治经济建设中实现社会的广泛动员。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政治上“左”的错误不断升级。导致在一定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出现了某种缺失。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了重塑政治合法性的努力：在工作重心上果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先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发展为依托建立绩效合法性；大力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以1982年宪法修订为标志，为中国法制体系的逐步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法理型的政治合法性同绩效合法性相得益彰。可以说，邓小平直接推动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建设。     

由“社会团结”看“和谐社会”——一种关于“和谐社会”的社会学解读

本文将“和谐社会”与杜尔凯姆的“社会团结”概念相对照,探讨了两者产生的社会背景和理论蕴涵的异同;在杜尔凯姆“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概念的基础上,揭示了传统和谐社会与现代和谐社会的特征;进而阐述了民主法制建设对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作者认为,杜尔凯姆的社会团结理论对我们从学理上进一步完善“和谐社会”概念具有启发意义,他对两类社会团结的划分为我们区别传统和谐社会与现代和谐社会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他提出的实现社会团结的条件,则对我们认识构建和谐社会的条件具有启发意义。     

生命权的法律与道德分析

生命权这个概念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仅指自然人的生命权,是自然人维持生命和维护生命安全利益的权利.一直以来关于法律与道德、合法性与正当性问题不断挑战法律人的智识,并在法律界引起了激烈而深刻的讨论.以“女王诉达德利和史蒂芬斯案”为视角,对生命权中涉及到的法律与道德问题进行了分析与探讨.     

法学争议中的概念问题

在近年来的中国法学研究中，法学争议日益多见。本文主要时“权利是否存在冲突”、“法律是否能够信仰”以及“法治是什么”三个比较突出的法学争议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争议都是因概念分歧而产生，基本上属于语言运用上的分歧。因此，在学术争议中，应对概念运用上可能存在的分歧有清晰的认识，并促进对概念意义的理解。在概念运用上尽管我们需要遵循语言的游戏规则，但概念的生命在于使用，我们无法凝固法学概念的准确意义，因此，法学研究才具备了生命和发展的活力。     

浅析强化对“优生”的思想教育工作

在学校德育工作中人们往往较重视做好差生的思想转化工作。然而,却很容易忽视对“优生”的思想教育工作。人们的认识水平高低不同,对事物的认识也各有差异。人们对“优生”这个概念的理解在学校里,教师唯分数是“优”;在家庭里,家长唯出息是“优”;在社会上,人们唯才是“优”。这些认识上的差错和偏见,在学校、家庭和社     

“浙江人经济”:尴尬还是喜悦?

新世纪伊始,一个乍一眼看上去大同小异的概念浮出水面:“浙江人经济”。它受关注的程度绝不亚于“浙江经济”,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引发的人们的情绪既有喜悦也有焦虑,显得更为复杂,人们对它的认识也莫衷一是。可以说,对“浙江人经济”概念梳理和辨析才刚刚开始。     

法规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不能对立——与刘锦森同志关于“对报批法规应进行合理性审查”观点商榷

2005年,本刊第9期刊发了刘锦森同志的文章,题为“对报批法规应进行合理性审查”。作者认为:“对报批的地方性法规仅仅进行合法性审查是不够的,还是对其进行合理性审查。”刘书亮同志读了这篇文章后认为:“审批机关对报批法规进行合法性审查,实质上就是对其进行合理性审查,是更具有现实意义的合理性审查,不能把合法性审查与合理性审查对立起来。”他提出,合法性审查与合理性审查构不成一对矛盾,不具有对立统一关系,“合理性审查”的提法值得商榷。     

论执政党的合法性之源

现代政治系统的合法性论证是任何一个执政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必定面临的紧迫问题。世界上许多长期执政的大党之所以纷纷下台与它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忽视合法性论证或采取错误的合法性论证相关。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在执政党的合法性论证方面的理论创新大大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经学与中国哲学关系的传统认定及其反思

在经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问题上，自中国哲学学科建立时起就形成了中国哲学需于经学中求的传统思维定势，并且大多数研究者认同并采用了这种观点。这种定位是奠基在上世纪初对“什么是哲学”和“什么是中国哲学”的认识基础之上的，西方的学科分类标准对其亦产生重要的影响。当前随着对“什么是哲学”、“什么是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合法性”等问题的深入反思和对经学地位的重新认识，先前的这种定位需要加以认真思考和重新认定。     

三峡库区"后移民时期"的概念、定义及其意义

三峡工程后续工作的提法，事关重大。对三峡水库及库区定位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政策和议题的设置，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国务院已启动并加大了中央政府投入力之际，针对媒体所称的“后三峡时代”由此开始。我们认为，“后移民时期”与“后三峡时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必要对“后三峡时代”和“后移民时期”进行理论上的区分。     

合法性概念的历史考察

合法性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合法性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近代以来,卢梭首先把合法性概念引入政治学领域.哈贝马斯在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的合法性概念的基础上,批判地重建了合法性概念.     

政治合法性：共产党执政建设的重要课题

“执政能力”的增强和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和利用“执政资源”的程度。政治合法性被普遍认为是执政的重要资源之一。政治合法性不是天然的和一成不变的，弄清楚合法性生成的基础和出现合法性危机的原因，以及制定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策略，对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组织合法性的二维分析：农民合作组织的生存与发展——以山西省永济市农民协会为例

组织合法性是认识和理解组织生存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是指组织的权威结构得到承认、支持和服从的状态。这种承认、支持和服从来自组织内部和外部两个领域，前者称为内部合法性，后者称为外部合法性。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必须获得来自组织内部和外部合法性的支持。本文以兼真公共服务和合作经济综合功能的永济市农民协会为例，以组织的合法性机制为分析工具，从组织内部合法性和组织外部合法性两个纬度分析这样一个自发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生存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