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亚文化与贪官们的两面人生——三论腐败亚文化背景下的廉政文化之路

虽然贪官们"两面人生"的具体表现形态各异,但可分为贪腐前后的"阶段性两面性"和贪腐过程中的"阴阳两面性"两种基本形态。而作为与廉洁文化相悖却并行的"腐败亚文化",既是造成"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重要政治生态因素之一,也是"‘四风’面上有所好转,但树倒根在"的重要文化根源,还是培植贪官们"两面人生"的重要文化土壤。因此,腐败亚文化背景下的廉政文化之路在坚持走系统化治理道路、综合施策的过程中,应大力加强廉政文化精神和廉政价值观的宣传教育,肃清腐败亚文化的影响,铲除形成腐败的文化土壤。     

反腐败必须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反腐败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其艰巨性同腐败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直接相关。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难题在于,反腐倡廉的社会文化资源相当短缺。因此,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将反腐败引伸到反腐败文化的高度,是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大的基础性课题。警惕“腐败文化”蔓延如果腐败呈现出普遍化、流行化、社会化的趋势,除了体制层面的原因外,还因为它获得了一种文化上更有力、更稳定的支持。这就意味着,腐败也容易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和生活方式,渗透到一些人的日常行为之中。当前,我国的集团性腐败、体制内腐败以及人们的羡腐心理等等,都是“…     

论腐败行为的刑事规制

腐败行为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国际性问题,我国在反腐败问题上一直努力不懈,但目前在反腐败制度设计上呈现出前置性法律阙如、刑事法网粗疏、司法认定过宽等问题。为有效遏制腐败行为,巩固反腐成果,应当制定合理的反腐败刑事政策;完善立法,将贪污贿赂犯罪由目前的数额犯、情节犯改为行为犯,兼顾情节;建立前提性的反腐败法律机制,使之与刑法规则一起构筑一道反腐败的防线;通过司法严格控制腐败,严厉入罪,避免通过司法解释进行变相的出罪。     

釜底抽薪:韩国现代化中的后期反腐败--韩国现代化进程中反腐败问题研究之二

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韩国的反腐败转入可以概括为"釜底抽薪"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反腐败措施是:把严惩与法制建设相结合;分析腐败滋生的根源和条件,从惩治为主到预防为主;推进民主化进程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遏制腐败;建立起政府组织、民间组织和国际组织相结合的反腐败网络.从而有效地遏制住了腐败的泛滥,保证了韩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继续发展.     

医学生廉洁教育途径初探

医学生廉洁教育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通过宣传腐败危害性,树立医学生反腐败意识;二是通过传授传统廉洁文化,增强医学生廉洁从医意识;三是通过高尚医德医风教育,正面引导医学生廉洁从医;四是通过医疗腐败案件通报,反面警示医学生廉洁从医。     

消除腐败亚文化 建设高素质学生干部队伍

学生干部是高校优秀且数量庞大的队伍。但受腐败亚文化影响,在部分学生干部中存在某些拟官场化的风气和微官场化的状态,学生干部官僚习气严重,等级观念鲜明。消除腐败亚文化影响,廉洁文化进校园,深化高校廉洁文化建设,是培养高素质学生干部、培养精英人才的要求。今天的学生干部是未来的社会精英,开展学生干部廉洁修养,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未来。     

基于定律视野的反腐败进路

把握腐败行为特性及其形成、演变规律,是反腐败政策设计的前提。通过定律作为分析工具,有助于分析纷繁复杂的腐败生态,揭示反腐败政策的内在机理的视窗。运用两元性定律剖析公权力为什么呈现纷繁复杂的形态,以及权力腐败源自公权力内在属性的倒错;运用路径依赖定律研判在路径控制要素的掣肘下中国特色反腐倡廉发展愿景实现程度;运用"奥卡姆剃刀"力图破解当前反腐败制度爆炸所带来的新问题;运用戈森定律分析腐败的动机。     

反腐败面临的文化挑战

反腐败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其艰巨性同腐败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直接相关。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难题在于,反腐倡廉的社会主义资源相当短缺。因此,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大课题。警惕“腐败文化”蔓延如果腐败呈现出普遍化、流行化、社会化的趋势,除了体制层面的原因外,还因为它获得了一种文化上更有力、更稳定的支持。这就意味着,腐败也容易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和生活方式,渗透到一些人的日常行为模式之中。当前,我国的集团性腐败、体制内腐败以及人们的羡腐心理等等,都是“腐败文化”滋长蔓延的可怕信号。集团性腐败。集团性腐败或集体腐败,是指掌握公共权力的特定群体在共同私利的驱动下,形成了利益联盟,使得本应服务和服从于公众利益的公共权力异化,蜕变成了谋取集团利益的工具,使权力逐步私有     

腐败亚文化的新特征、成因及其治理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向纵深推进,我国的反腐倡廉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巩固已有成果,推进腐败治理从"不敢""不能"向"不想"的深度跃迁,还要回归文化本源探寻治理路径。随着正风反腐力度的持续加大,作为与廉政文化相对的"腐败亚文化"在新时期新阶段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集中体现为人情文化的泛化和庸俗化、变相逢迎手段的隐匿化和科技化、不作为的"软腐败"现象凸显、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顽疾难除等等。究其成因,主要包括认知偏差、心理诱因、价值"越轨"、制度"笼子"不严密等内外部致变因素。针对这些新特征及其形成原因,我们应该从健全官员人格和心理素质、强化廉政文化建设与教育、提升制度体系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等路径去进行综合治理。     

十八大之后的腐败形势:三个维度的评价

人们在评价腐败形势时往往将测量腐败与测量反腐败的指标相混合,造成认识上的混乱。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腐败测量框架,指出对腐败形势应该从腐败程度、反腐败强度和腐败风险三个维度分别进行评价。在总结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倡廉建设举措和成效的基础上,本文应用这一框架评价中国当前的腐败形势:总体来说反腐败强度显著提高,尤其是在加大惩治力度、强化党内监督和完善党规体系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效,"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腐败程度明显降低,但腐败现象仍具有集团性、日常性、顽固性的特点,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风险仍然处于较高水平,需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升治理水平,反腐败斗争仍然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特点。当前中国的反腐败斗争正处于关键时期,经济转型社会的腐败演变"倒U字"形曲线拐点正在出现。     

亚文化与廉政文化的冲突及其消解

廉政文化建设中如何对待亚文化,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干部的生活圈、社交圈、工作圈是当前亚文化集结聚合的三个主要领域。在廉政建设中,它从深层次制约和支配个体的行为和社会活动,对廉政文化或者起着某种补充、强化作用,或者起着干扰甚至消解作用。调和亚文化与廉政文化之间的冲突,东西方文化有着各自不同的路径,但“和而不同”是应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     

微博倒逼制度化反腐的成因及出路

微博反腐正成为自媒体时代中国反腐进程中方兴未艾的现象。微博反腐具有显著的正能量,它借助于焦点事件这种非制度化途径,起到倒逼政府介入腐败案件查处的功效,从而加速体制内反腐的理性化和制度化进程。微博反腐的倒逼机理在于,它把以前只是由反腐机构与当事人掌握的不对称"内部信息",通过微博这种自媒体发酵为路人皆知的"外部信息",从而实现了反腐机构、当事人与社会公众间的信息相对对称。在腐败信息相对对称的情况下,体制内反腐的工作重心将逐步从对焦点案件的被动查处,转变为对制度化反腐方略的主动探求。未来的廉政制度化建设应着力解决三大问题:一是国家廉政制度设计中制度短缺与制度剩余的并存悖论;二是既有廉政制度实际执行力不足导致的"制度软约束"现象;三是选择性反腐的合法性危机。     

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现状、不足及对策

加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是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必然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大学的客观需要。高校需要通过健全廉政文化建设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制定合理而有效的规章制度,创新形式和内容,因人分岗施教,推进廉洁文化进校园,努力营造干部廉洁从政、教师廉洁从教、职工廉洁从业、学生廉洁修身的良好校园氛围,为高校的反腐倡廉建设提供文化支撑。     

腐败的社会心理探源与儒家廉政思想的现代意义

腐败是一种在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和各类文化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但理论界对腐败的界定和成因并未达成共识。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腐败是理性的个人经过高度精密的利益计算和反复权衡之后的结果，是经济人的原则入侵政治和社会领域的表现。腐败并非仅仅存在于公共的政治领域，任何职业和个人都存在腐败的可能。从源头治理腐败，需要根除滋生腐败的社会文化土壤，培育完善的道德和法律体系，增进个人的道德情操。我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含有的大量廉洁奉公思想可以为现代社会的反腐倡廉事业提供强大的思想源泉。     

当前农村“村官”腐败问题与对策

“村官”腐败主要表现为以权谋私的经济腐败、失职渎职的政治腐败、生活腐化的道德腐败。“村官”腐败不仅直接侵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降低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还引发出干群矛盾甚至群体事件,严重破坏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村官”腐败与中国转型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的深刻变化密切相关,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问题。必须按照中央关于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要求,把反腐倡廉建设融入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之中,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融教育、制度、监督、改革、惩处于一体的农村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新机制：一要加强教育引导,增强“村官”拒腐防变能力;二要完善制度体系,规范“村官”廉洁从政行为：三要强化监督管理,保障“村官”权力正确运行;四要加大惩处力度,增加“村官”腐败违纪成本;五要深化改革创新,消除“村官”腐败的滋生土壤。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全面有效地遏制“村官”腐败。     

罗马尼亚转型期的腐败现象及其治理

罗马尼亚长期以来一直受腐败问题的困扰,尤其是在行政、司法及医疗领域。为此,罗马尼亚政府在立法和机构设置上都采取了一些治理腐败的措施。但是,反腐败的政策和法规得不到落实、政府反腐败意志不够坚定以及有罪判决率低等多种因素制约了罗马尼亚政府的反腐败工作,致使其长期停滞不前。理性地分析罗马尼亚转型期显现的腐败现象及反腐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削弱高校反腐倡廉制度绩效的因素及对策

在制度反腐的时代背景下,高校反腐倡廉建设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仍然存在反腐倡廉制度绩效偏低的情况,直接体现为高校腐败形势的严峻性和反腐败任务的艰巨性,因此提高反腐倡廉制度绩效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制度绩效的视角来看,反腐倡廉制度绩效偏低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反腐倡廉制度对高校权力制约的不足与外部环境的不良诱惑共同作用降低了制度执行力,进而导致制度功能丧失或低效。因此,要提升反腐倡廉制度绩效需要以体系建设为重点建立健全反腐倡廉的各项制度,以权力制约为核心增强反腐倡廉制度的执行力,以廉洁文化为主题营造反腐倡廉制度运行的良好环境。     

网络反腐的行动类型、过程及实现机制

从公民行动的角度对网络反腐的内涵进行界定更能凸显网络反腐的实质。根据公民行动的方式、行动所指涉的对象、行动过程,网络反腐可以划分为腐败告知型、腐败挖掘型、集体动员型。三种类型的网络反腐行动中,公民从"围观"到"挖掘"到"抗争",显示了互联网时代草根力量的崛起。公共舆论的生成、倒逼、草根动员是网络反腐的行动机制。在未来反腐倡廉建设中,从廉政政策的制定、廉政制度的革新、腐败治理的议题等开放渠道,让草根权力在现实的腐败治理中有效地参与,是化解网络反腐舆情日益高涨的根本。     

制度化、生态化与大众化反腐模式的自觉建构

在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上,有效预防和惩治党内腐败,实现腐败的标本兼治,建设廉洁政治,我们党就必须自觉建构和牢固确立制度化、生态化与大众化反腐模式。制度化反腐模式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通过制度来约束权力。生态化反腐模式强调反腐倡廉须在集约化和系统化的原则下追求综合效益,达到内生态与外生态的良性互动。大众化反腐模式强调让反腐倡廉的主体——人民大众真正归位,成为"价值层面的主体",并发挥他们的主体性、能动性和自觉性,形成"大众参与、大众负责、大众监督"的反腐倡廉氛围。这三种模式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互配合协作的关系。将三者有效地融合并统一于党的反腐倡廉建设全过程,是我们党治理腐败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