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理论逻辑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提出是对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理念的延续与创新,其蕴含着丰富而独特的理论特征与时代意涵,反映了社会治理理论已从机制创新、架构完善推进到格局营造、制度建设的新阶段。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回顾梳理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理念,可以发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立场仍然是其最为鲜明的价值依归,同时其具有"主体关系多元协同""治理机制协商共治""治理成果全民共享"的丰富时代意蕴,推动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则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实践路径。     

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行动指向、适宜条件与结构框架

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是一种嵌入企业精细化管理理念的创新服务模式,相较于传统基层公共服务供给,"民众满意"和"质量至上"是其明确目标,具有精准识别对象、精度适配模式、精细管理过程和精益评估绩效等显著特征。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是以人的最终诉求为行动指向,通过创新社会体制机制、稳固治理基础,运用标准化、智慧化、专业化的治理工具,兼顾精准性、全程性、统筹性、考核性的治理要求,实现政府、市场、社会、民众协同推进基层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共治的供给治理格局。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宜适性是对精细化治理是否适合基层公共服务供给的初步判断,由精细化治理效能、治理供给力、治理驱动力和治理引导力耦合形成,这四要素构成了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宜适性判断结构框架。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系统拥有其特定的结构和层次,其中,横向水平内容包括对象精准、内容精细、目标精确等三个层次,纵向垂直过程包括前提(治理主体)、基础(服务需求测度)、条件(靶点识别)、核心(模式和路径)、保证(精细化管理)等五个层次,横纵两条脉络构成了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系统结构框架。     

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研究

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就是要将多元的力量调动起来,在党的领导和政府的组织下,构建共同参与、共同治理、共同享有、全民参与的社会治理格局。为加快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就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建立健全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完善社会治理配套保障制度、加强社会协同、促进公民参与和增强社区自治。     

社会管理创新视域下的公安监管革新治理

公安监管部门在贯彻中央"社会管理创新"决策中具有时不我待的政治责任感和现实紧迫感。为了更好地融入社会管理创新大局,我们应增强革新治理意识,树立与时俱进的变革理念,努力探索以确保监所安全文明为中心,以信息化和精细化为突破点之佳径,引领集约型增长;完善信息化主导的精细化监管工作运行机制,"坚持八个完善,构建八个新格局",采取"八个亟需"的对策,推进增长方式变革;以完善精细化监管系统的功效为着力点,推进执法标准化,实现"两防一退"目标。     

基层社会治理:困境与对策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用词转换,蕴含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标志着执政党执政理念的重大变化。但"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传统社会管理格局所形成的治理困境继续阻碍着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因此,需要着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构建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完善社会治理的法律体系建设,强化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依法治理。     

社会工作在构建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中的作用

社会治理格局是对社会管理格局的深化,社会治理在本质上应该具有共建共享性,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是对社会治理理念和体制、机制认识的新高度,也为在本质上实现社会治理奠定了理论基础。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具有高度契合性,社会工作的服务型治理的特点反映了共建共享社会治理的要求,社会工作要在社会治理舆论环境建构、促成各方理性参与和发展自身能力方面为促进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做出贡献,而社会工作的精细化服务也是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所要求的。     

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逻辑与路径研究

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体现了"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变革的内在要求,顺应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需要,对于解读税费改革后农村基层政权治理能力趋于弱化问题,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伴随着乡村振兴的长期过程,必须坚持共建共治共享,把打造"一核多元"的乡村治理架构作为基础,把完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作为关键,把治理手段与方法的创新作为重要着力点,以有效激发乡村治理的活力和潜能,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发展新格局。     

环境精细化治理:内在属性、框架结构与路径选择

精细化之于环境治理的意义不仅在于运动式地"救急",更在于系统性地"根治"。面对环境治理主体的离散、环境治理核心行动者的缄默、环境治理行动者的缺席与异化等制度性困境,当务之急是推进环境精细化治理模式。共享发展、多元主体、"互联网+"、大部制是环境精细化治理得以可能的价值归宿、能动之源、技术保障和制度支撑。明晰环境行政治理层级的权责关系,推进环境治理部门的职能整合,拓展协同治理主体的合作空间是推进环境精细化治理的现实路径。     

地方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以合肥市为例

合肥作为全国首批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市,"十二五"以来,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例如推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完善多元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构建"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等。但也存在诸如社会组织整体实力偏弱、信息平台"条块"分割严重、地方法规规章的立改废不够及时等问题。随着合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治理工作也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推进新形势下的社会治理创新,应当加强顶层设计、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加强法治建设、利用大数据实现社会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构建人口综合信息平台、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深化基层管理体制机制改革。     

自适应协同:工会枢纽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协同机制

工会枢纽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是顺应党和政府社会治理创新要求的举措。中国工会的性质为其参与社会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职能定位为其搭建了良好的平台。通过对北京、上海等地工会枢纽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考察,基于经验考察建构协同社会治理的动力机制、运行机制和管理机制。协同机制具有"自适应协同"的特征,作为一种实践导向的"生存性智慧",既要渐进适应复杂的动态环境,又要结合组织独特地位和资源优势主动把握结构性契机,在适应中主动协同多元社会力量,以协同来更好地适应环境的特点。在适应性协同的过程中,工会组织能兼顾多重角色,更好地实现其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     

创新参与社会治理路径 推进社会组织统战工作——江苏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路径探析

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新力量、新阵地、新资源。随着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日益增多、队伍逐渐壮大,将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充分发挥其智力密集和人才荟萃的优势,应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重要的着力点。通过对江苏开展社会组织统战工作的发展现状分析可以看出,社会组织在协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仍然面临着一些制度困境和问题。统战部门要以"社会化、平台化、项目化"的工作理念,打破原有从上而下开展工作的传统体制,形成网络化、扁平化的组织网络,以多元参与、协同推进、结构优化、覆盖广泛、作用明显的统战工作机制,将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有效地组织起来,实现统战工作向新业态、新组织的拓展。     

公安机关参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研究

公安机关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社会责任,公安机关参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是落实党委政府决策部署的政治要求。但现阶段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仍需进一步培育,存在社会公众参与平台缺失,保障机制不健全,管理体制不完善,舆论宣传不到位等制约因素。公安机关参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的路径选择有:树立多方协同共治的治理思维;建立健全复合共治机制;建立规范高效的公安机关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管理机制;创新形式,拓展社会力量参与的空间。     

共同富裕视域下数字经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探究--基于新昌县的地方实践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凸显出了虚拟性、高渗透性、跨界性等特点,对传统的治理理念、治理模式、治理实践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呼之欲出。基于协同治理理论,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实现此协同形态的长效性与有效性,促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和活力释放,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创新社会治理的实现路径,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议程。     

社会组织协同政府精细化治理效能分析

齐齐哈尔市社会组织协同政府社会治理的效能分析说明了多元化治理主体是实现精细化的社会治理目标的重要条件。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就要建立起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真正的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实行政府职能的深度转变和执政理念的更新,从而实现社会治理流程的标准化、执行的细节化和服务的人性化。     

制度能力：创新社会治理的关键变量

创新社会治理是党治国理念的升华，是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和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创新社会治理要求社会主体多元化，推进政府和社会合作治理，实现社会和政府的良性互动。而当前对于合作治理的持久性研究还不够充分，西方学界提出的制度能力概念为政府和社会合作治理的持久性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分析工具，为社会治理创新奠定了理论基础。     

城市社区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与解决路径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公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最基本元素,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调节社会矛盾和抑制社会风险的重要功能。但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社区建设与社会治理精细化仍存在较大的差距。社区发展水平滞后,政社关系还未理顺,行政化色彩浓厚等问题依然严峻。本文基于城市社区建设在推进城市治理精细化中的重要主体和价值功能,分析城市社区建设在基层管理和社会公共服务中面临的问题,提出相应对策,以促进城市社区建设与创新发展。     

社区协同治理中的社会组织培育——基于“上城模式”的观察

社区作为城市的基本空间单元和社会单元,同时也是城市管理体制中最基层、最基本的组织单位。现代化进程表明,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发挥它们的社会管理、社会服务和社会整合的功能,是当前我国转型发展进程中不可逆转的新趋势,也是形成社会协同共治格局的新要求。上城区政府、社区、社会在协同治理中互利共强,社会组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走出了符合时代特征、彰显本土特点的"上城模式",为社会管理创新补给了养分,引发出社会协同治理更深层次的观察和解析。     

公共能量场视角下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运行机制与优化路径——以山东省济南市Z街道和青岛市D街道为例

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其应然之路。在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体系中的公共能量场理论视角内,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内在机理包含了前置、过程和反馈的运行机制,但在机制构建、共同体整合和公共场域空间发育层面都面临实践制约。为此,要以建立健全基层社会治理的协同机制为起点,以党政体制改革以及政府自身建设为依托,围绕法治保障、放权赋能、话语赋权、技术赋能等途径,改革基层政府同市场、社会和公民之间的关系,进而在共识达成基础上建构多元协同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大数据技术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大数据技术将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新机遇,促使国家治理理念、治理主体,乃至行政组织结构等发生新变化。它将有效推进国家治理手段现代化,提升现代国家治理能力它也会带来民众隐私泄密、"数字鸿沟"和"数字异化"等新挑战。身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大数据时代,中国需要与时俱进地创新国家治理的新策略。     

“互联网+”背景下环境保护协同治理机制的构建

环境保护协同治理机制的构建,需要建立更为高效的信息共享机制、公共协商机制、深度互动机制和监督机制等,而"互联网+"概念的提出和行动的推进,将为环境保护协同治理机制的实现提供更多可能性,带来难得的机遇。同时,"互联网+"背景下环境保护协同治理机制的构建,也面临着话语权失衡、信息过载、舆论导向失控、新的环境问题的出现等挑战。为充分利用"互联网+"的机遇,推动环境保护协同治理机制的形成,政府需要发挥主导作用,明确环境保护协同治理的合法性地位,并为其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对环境保护协同治理机制进行流程设置,保障治理机制规范有序进行;为环境保护协同治理机制扫清障碍。此外,需明确产权制度、完善激励制度、制定权威的进程保障制度;最后,还需要积极预防和应对"互联网+"可能带来的环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