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随迁子女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的农民进入城市务工,其子女进城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社会适应性和心理健康亟待关注。通过对武汉市七所中小学258名农民工随迁子女的问卷和访谈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工子女的社会适应水平和其生活环境密切相关;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状况明显好于高中阶段;男生社会适应水平和心理健康状况明显好于女生。生活压力、同伴关系和父母教育方式是影响其心理健康成长的主要因素。     

父母参与、学校融入与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来自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证据

本文实证分析了当代中国具有典型意义的两组儿童(农村留守儿童vs.农民工随迁子女;农民工随迁子女vs.市民子女)的心理健康差异及其影响机制。基于人际关系理论,提出了父母参与和学校融入两个解释机制,并通过对2013—2014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获得了以下研究发现:(1)农村留守儿童、农民工随迁子女与市民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呈现由低到高的梯次分布形态;(2)三种父母参与形式(行为、情感和认知)都可以有效解释农村留守儿童与农民工随迁子女之间的心理健康差距;(3)学校融入程度低则是导致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心理健康低于市民子女的重要原因。因此,加强父母监护与构建同校人际关系网络对于提升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具有积极意义。     

农民工子女的城市适应问题——基于浙江省的实证分析

本文对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的生活、学习和心理等方面的适应状况进行了问卷调查与访谈；并利用Logistic回归方法对农民工子女城市适应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影响流动儿童适应城市社会的因素主要有：是否有城市同龄朋友、同学交往、学习成绩、老师态度、流动儿童的年龄和性别等。     

基于Cobb-Douglas函数的农民工子女创业影响度测算

本文对我国经济较发达的10个城市农民工子女创业培育投入产出关系进行考察，利用Cobb-Douglas函数构建计量模型，对投入产出之间的定量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显示：融资难是制约农民工子女创业的最重要因素：人力资本的质与量是影响农民工子女创业的重要变量：知识和技术在农民工子女创业中作用显著，而劳动投入则呈递减趋势，文章据此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两地分居问题研究——对湘中H村的考察

基于对湘中H村新生代农民工两地分居的实证考察，探讨新生代农民工两地分居问题，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两地分居是综合因素的制约而非经济因素的主导、是被动的自愿而非主动的选择、是被逼的无奈而非理性的选择；两地分居给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婚姻和心理等都带来了巨大影响，我们要正确地看待和处理新生代农民工两地分居问题。     

农民工的子女教育观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民工的传统观念受到了城市现代思想观念的冲击，子女教育观作为农民工思想观念的重要分支系统，在城市现代观念的影响下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此，我们从农民工对子女教育的价值取向、评价侧重、子女教育的有效方式等方面进行实证分析，提出促进农民工形成科学的子女教育观的措施。     

大学生人际关系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及其辅导

大学生人际关系对大学生的心理发展起重要作用,家庭关系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和谐的大学生更容易表现出亲社会行为,而家庭关系不融洽的大学生可能表现出退缩、攻击性行为和消极情绪;师生关系对大学生的心理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大学生之间的关系更深程度地影响着他们的心理健康,拥有良好的同学关系有利于大学生个性发展,而不良的同学关系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有消极的影响.     

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校融入问题

汪长明在《长白学刊》2013年第4期撰文认为，农民工现象是城市化的产物。农民进城务工常态化，其随迁子女城市入学问题随之产生。由于中国社会长期沿袭的城乡二元分割文化体系及其以等级意识进行身份识别的社会心理支撑，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就学存在制度障碍及跨文化适应障碍。开展社会机制建设，确保农民工合法权益，消除农民工及其子女面临的身份歧视，实现文化调试与文明融合，是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校融入的规范路径。     

关于改善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的探索

在我国城乡之间,每天流动着上亿农民,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存在于城市的各个角落.而在这些农民工身后,有着数量庞大且不断增加的数千万未成年子女.与农民工问题相连最为紧密的一个焦点就是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解决不好将影响几代人的整体素质.本文通过对呼和浩特市农民工家庭的走访,了解了目前呼和浩特市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的现状,并找出了家庭教育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了改善农民工家庭教育的思路与对策.     

共青团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品牌建设探析

农民工子女的生存环境、亲情陪护、教育体制、城市融入以及安全教育等问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关爱农民工子女可以让农民工感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关心及温暖。志愿服务是共青团关爱农民工子女的坚实臂膀,而品牌培育则是关爱的有力翅膀。本文在分析共青团关爱农民工子女品牌建设的基础上,对共青团关爱农民工子女工作的路径进行探讨。     

武汉城市弱势群体子女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

近年来,城市青少年心理压力普遍加大,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家庭经济的贫困给处在这一时期的青少年带来的不仅是物质生活的匮乏,其精神上的压力更令人堪忧。文章通过对武汉市七所中学258名弱势群体家庭子女的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表明:武汉市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总体高于全国常模;武汉城区普通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与弱势群体子女心理健康状况无显著性差异;同为弱势群体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明显好于高中阶段学生;普通中学的贫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更需要受到关注。生活压力、同伴关系和父母教育方式是影响其心理健康成长的主要因素。给予弱势群体青少年心灵关怀比物质援助更重要。     

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工心理健康发展

农民工的心理健康问题是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是社会公共卫生问题。以户籍制度为中心的差别性政策设置、工作与家庭长期分离的生活模式、工作内容与待遇之间的差距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困境,是引发农民工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因素。有效解决农民工心理健康问题,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等各方的积极配合、通力协作,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工心理健康发展。     

流动家庭性别关系满意度变化研究——以北京市农民工流动家庭为例

家庭化的乡城流动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势和重要特征。大量农民工家庭举家流入城市,对中国城市和乡村的发展和稳定都有深刻影响,但流动对这些家庭本身的影响如何?本研究在国际上关于流动与性别研究理论的指导下,运用访谈和问卷调查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对居住在北京市海淀区马连洼街道的89户农民工流动家庭流动前后夫妻家庭性别关系满意度进行研究和分析,详细探讨了流动对夫妻性别关系满意度的影响,并对不同类型的流动家庭进行比较,从而得出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民工流动家庭的性别关系的结论。     

改善进城农民工子女课余生活质量的基本途径

进城农民工子女课余生活质量改善,已经成为关注农民工生存境遇的话题之一,需要社会、学校和家庭等诸多方面来共同努力推进。在对已有文献资料和相关调研材料认真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性地探讨改善进城农民工子女课余生活质量的基本路径,具有现实意义。     

家庭教育:“流动家庭”与“留守家庭”的比较分析

本文利用较大规模问卷抽样调查结果,从家庭教育资本、家庭教育期望、家庭教育行为、家庭与学校的互动、家庭教育的主观评价五个方面对"流动子女"与"留守子女"的家庭教育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比较分析结果一致表明,"流动子女"家庭教育要优于"留守子女"。文章最后认为"流动家庭"较之"留守家庭"的家庭教育比较优势,正是促成农民工外出家庭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校融入问题论析

农民工现象是城市化的产物。农民进城务工常态化,其随迁子女城市入学问题随之产生。由于中国社会长期沿袭的城乡二元分割文化体系及其以等级意识进行身份识别的社会心理支撑,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就学存在制度障碍及跨文化适应障碍。开展社会机制建设,确保农民工合法权益,消除农民工及其子女面临的身份歧视,实现文化调试与文明融合,是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校融入的规范路径。     

基于教育公平论域的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和谐发展问题

教育公平既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测量社会公平指数与社会和谐发展指数的重要维度之一。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和谐发展是新时代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必然要求。教育整体环境亟待优化、部分进城农民工家庭的教育合促能力较为欠缺、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有效社会融入障碍是现阶段影响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发展和谐化的主要问题。科学推进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和谐发展，需要政府、社会、家庭、学校的共同努力，坚持流入地负责、全面受教育的原则，推进学校与家庭的良性和谐互动，大力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农民工留守子女成长障碍对策分析

农民工留守子女问题是近年来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而凸现出来的新问题。农民工留守子女成长过程中存在的障碍主要表现为:体制政策障碍、心理需求障碍、社会环境障碍、家庭教育障碍等。消除农民工留守子女成长障碍,必须加快体制创新、推进素质教育、强化保障机制、倡导人文关怀,为农民工留守子女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包头市农民工子女状况百户调查

本次调查的样本，在市区和农牧业旗县中心镇农民工家庭相对集中的社区选取。样本户则是随机抽取，调查员进入社区之后随机访问有子女的农民工家庭户。     

性别失衡背景下未婚农民工心理失范性别差异研究

利用2009年农民工调查数据,文章研究了性别失衡背景下未婚农民工心理失范的性别差异。分析结果表明,未婚农民工心理失范存在性别差异,男性的心理失范水平要显著高于女性;婚姻挤压和社会经济地位对未婚男性农民工心理失范的影响要比未婚女性农民工显著。未婚男性农民工容易受到结构性婚姻挤压的影响,而未婚女性农民工也可能遭遇非结构性婚姻挤压问题。研究引入了性别失衡的情境,突破了单纯从社会角色来认识未婚者心理福利性别差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