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侦查制度的完善

职务犯罪侦查,是有效遏止职务犯罪的重要手段,是反腐败的基础性工作。而科学的职务犯罪侦查制度直接影响职务犯罪侦查的公正与效率。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笔者回顾了职务犯罪侦查制度的历史,分析了当前实践中的困境和理论上的困惑,并围绕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问题,深入研究了各国职务犯罪侦查制度,在比较研究和借鉴他国职务犯罪侦查权优化配置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优化配置的具体方案和建议,以期有助于我国职务犯罪侦查制度的科学发展与完善。     

论我国侦查权之法律规制

司法实践中,侦查作为侦查机构代表国家单方面针对个人、法人或单位进行的追诉活动,常常面临着限制和剥夺公民基本权益的问题,也存在着侦查权被滥用的危险。因此,如何构建一种旨在约束权力的法律规制,确保处于被追诉地位的公民拥有一些最基本的防御权,就成为现代侦查制度研究的课题。应从规范侦查权的行使、完善对违法侦查行为的惩戒措施、强化犯罪嫌疑人地位、技术侦查法定化以及健全监督机制等方面对侦查权的规制做一些初探,力求使刑事侦查权的行使建立在权利得到保护的基础上,从而使侦查程序更具正当性。     

美国规制诱惑侦查的法理评介

诱惑侦查,是刑事诉讼中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其不当适用可能导致侦查陷阱.在美国判例法上,从对侦查陷阱的宽容态度到"陷阱之法理"再到"正当程序抗辩",围绕诱惑侦查的合法性问题,演绎了规制侦查权的艰难历程,折射出侦查程序中关注人权保障的深层底蕴.由此得到启示,我国目前实践中诱惑侦查的无序状态也亟待法律规范.     

我国侦查权力配置格局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

在侦查权力的配置中,检察官指挥警察进行侦查活动,成为大陆法系国家侦查权力配置的规律性模式.近代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基本上是移植西方刑事司法体制的结果,在侦查权力配置方面也不例外,清末民初中国的侦查权力配置实行"检警合一".民国各个时期都沿袭了清末形成的"检警合一"侦查权力配置格局.新中国成立后,侦查权配置的理论基础发生变化,侦查权力主体呈现扩充样态.其中,检察机关行使的侦查权具有法律监督属性,决定了它与公安、国安等其他侦查主体有着本质不同.在法治视野下审视侦查权的主体,目前我国不宜实行检警一体的侦查模式.     

落实新刑诉法保障律师执业与强化职务犯罪侦查

2012年刑诉法修正案增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内容,完善了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律师会见权得以完善、阅卷权得以拓展、调查取证权得以强化。在职务犯罪侦查中要更加注重提高侦查人员素质,更加注重全面收集证据,更加注重听取律师意见,更加注重防范律师违法,同时要更新执法观念适应新法规定,规范侦查行为严格执行程序法,抓好改革创新优化侦查权配置,强化监督制约规范侦查权行使,在保障律师依法执业同时加强职务犯罪侦查工作。     

赋予检察机关司法警察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构想

包括职务犯罪侦查权在内的法律监督权的行使主体是检察机关,并非仅由检察官行使。司法警察作为人民检察院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在法律监督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和公安民警具有同质性的司法警察从事暴力性、强制性极强的侦查活动具有天然优势,理应在职务犯罪侦查活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职务犯罪侦查措施体系的构建

我国现有职务犯罪侦查措施单一、强制力不足、侦查效能低下,严重影响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行使.建议构建职务犯罪侦查措施体系.从超前性、层次性和可行性的总体设想出发,应修改现行法律设王的"普通侦查措施",增谩强制取证、技术侦查、诱惑侦查、特情侦查等"特殊侦查措施",构建职务犯罪侦查措施体系,以促进侦查措施法律功能的整体有效发挥,满足惩治职务犯罪紧迫形势的需要.     

对技术侦查法律规制的再认识

我国诉讼法学界对技术侦查法律规制理论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技术侦查的性质、对其进行法律规制的必要性和法律规制的原则与内容等方面。这些研究显然是肤浅的，需要我们转变研究视角，重新认识对技术侦查进行法律规制的必要性，同时注意技术侦查法律规制的可操作性。     

法治视野下的侦查权重构

现代侦查权是一种法治化的权力。法治,以其强大的意识和制度力量,塑造了现代侦查权的基本面目。反思我国现行侦查制度,侦查法治化依然任重道远。我国侦查权的重构,在法治的视野下,可以从弥散与整合、分权与制衡、规则与裁量、正当与有效等四个方面来进行。     

法治视野下的卧底侦查

在应对有组织的犯罪的侦查中,卧底侦查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但是,由于尚未纳入法制的轨道,卧底侦查涉及的许多程序法和实体法问题都处于边缘化的状态。法治的原则要求侦查权既要得到保证,也要受到法律的规制,本文建议对卧底侦查的条件、程序、证据能力、违法后果等等进行明确法律规定,以防止权力滥用。     

关于科学构建我国侦查职权的理性思考

在深化我国司法体制和工作运行机制改革的过程中,应当把＂科学构建我国的侦查职权＂作为改革的核心内容或重点工程。科学构建我国侦查职权应从三个方面取得突破：一是整合公安机关内部侦查资源和侦查权,设置全国公安机关一体化侦查机构;二是将职务犯罪侦查权整体移交国家预防腐败局,或借鉴新加坡设置＂贪污调查局＂和港澳地区设置＂廉政公署＂的经验及模式,建立＂国家反腐败局＂,全权行使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权;三是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将控诉权和监督权分设,建立检察引导侦查的新型警检关系。     

论侦查权的概念

目前我国司法界在法律用语上对使用“侦查”还是使用“侦察”尚存争议,直接影响对侦查和侦查权概念的界定。经考证,笔者认为在法律用语和司法实践中都应规范为侦查。由此,对现有侦查权概念进行归类与评述,认为侦查权概念应界定为:国家侦查机关,为实现侦查目的,依法定的侦查程序,运用特定的侦查手段开展侦查活动的权力。     

法律监督视野下检察侦查制度优化

我国“侦查-公诉-狭义法律监督”检察权架构,对应形成了“职能保障型-公益保护型-权力制约型”法律监督体系。在法律监督体系中,检察侦查作为保障性职能促进检察机关保护公益、规制公权;在国家监督体系中,其作为制约性职能促进公职人员监督资源合理配置、形成监督闭环。从高质效法律监督履职和增强依法反腐合力的目标导向出发,当前检察侦查制度尚有完善空间。应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整体框架下,按照功能主义国家权力配置要求,通过机构和职能整合促进检察侦查的功能发挥和效能提升,同时遵循“分工、配合、制约”宪法原则。循此逻辑,在权能配置上,促进权能内容体系化,启动条件和范围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完善侦查权限措施,对接调查核实权;在体制机制上,设立独立于批捕、公诉部门的专门侦查机构,保留公诉部门自行补侦权,理顺“检察一体”与检察官依法独立办案关系;同时从程序性控制和多元监督等方面健全内外监督制约机制,据此系统推进检察侦查制度优化完善。     

试论基层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运行机制的完善

职务犯罪呈现出智能化、隐蔽性、窝串案多发等特点,使得传统靠单兵或单个部门作战的侦查模式难以适应新形势下反腐工作需求。作为办案主力军,针对职务犯罪侦查权能多头配置的现状,基层检察院应从实际出发,通过积极创新侦查机制,加强对反贪、反渎等部门侦查资源的整合,实行横向侦查一体化机制予以应对,并从规范办案程序、线索管理、信息化建设、人员配置等为侦查权的运行提供保障,从而使侦查一体化机制发挥最大功效。     

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中侦查权合理配置研究

侦查权的合理配置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检察机关可从分离与诉讼监督无直接关联的职务犯罪侦查权、有权随时启动侦查一定的案件、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等方面配置侦查权;公安机关可从分级、分类整合现有侦查部门,优化侦查权、派出所负责办理辖区内发生的因果关系明显、案情简单、无需专业侦查手段和跨县、市进行侦查的刑事案件、看守所应享有部分侦查权、法制部门不应享有侦查权等方面配置侦查权。     

试论职务犯罪侦查制度的立法完善

职务犯罪是隐秘性极高的犯罪,同时由于其犯罪主体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使职务犯罪侦查呈现出取证难、干扰多、阻力大的特征。实践中,法律对职务犯罪侦查规制的局限制约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效能的发挥,使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举步维艰。根据职务犯罪侦查的特殊需要,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对提高检察机关职务犯罪的侦查能力,充分发挥其打击与预防职务犯罪的职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侦查权的根据与性质

侦查程序同时兼具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的双重性质,因此理论上应当认为,侦查权在宏观上的存在根据是双重的,即侦查权部分来自行政权,部分来自司法权;侦查权在微观上的配置和规制根据具有其特殊性,即必须要兼顾好公正与效率两项诉讼价值,并且兼顾好惩治犯罪与保护人权两大功能。     

论侦查引导权及其运行机制——以“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为视角

侦查引导权是检察机关被动性的间接侦查权和自主侦查权之间的机动空间,能有效实现侦查控制和侦查独立动态平衡。侦查引导权及其运行机制的确立是中国二元侦查体制下的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事后监督的必要补充,是实现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法律监督的有效保障。     

关于改进新时期狱内侦查工作的思考

狱内侦查工作面临诸多挑战,突出的问题是狱内侦查权的界定不明晰、缺乏科学高效的情报信息网络,组织架构不健全、队伍建设欠稳定等。因此,必须完善狱内侦查的相关法律规定,赋予侦查权的完整性和可操作性;树立"大狱侦""预防为主"观念,树立情报导侦理念,构建高效的情报信息网络,并在组织架构、队伍建设方面加强改革。     

网络传销犯罪的特征及侦查治理对策

当前,网络传销犯罪在涉案金额、涉案人数等方面都已经超过了传统的传销犯罪,并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在打击网络传销方面存在不足,主要有:法律方面,存在法律失位、法律滞后、法律不细致的困境;侦查方面,出现了案件发现难、主动出击难、证据处理难和协作追赃难的局面。面对网络传销犯罪,可以从法律规制、社会预防和改进侦查三个层面进行侦查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