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的心理学解读

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是警察审讯室中出现较多的虚假供述类型,也是造成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其产生与犯罪嫌疑人的服从、受暗示性和本能的生存需求紧密相关,但更多的是警察的强迫审讯策略所致。赋予犯罪嫌疑人审讯阶段辩护权并建立合理的讯问规则是减少审讯室中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的有效对策。     

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的形成机制及其识别控制

虚假有罪供述一旦被采信,将会对司法公正造成极大的破坏。侦查讯问由身体强制向心理强制转型,使得有罪供述的生成路径发生了较大改变,增强了诉讼阶段虚假有罪供述的识别控制难度;加之现有制度规定在防范虚假有罪供述方面的作用有限,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作为讯问中多发的典型虚假有罪供述类型之一,已经成为冤假错案形成的重要原因。有效控制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应在准确识别真假供述特征的基础上,破除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形成的核心,即虚假供述行为心理结构和虚假供述行为机遇。     

自愿型虚假供述成因的多角度解读

在刑讯逼供备受关注背景下,虚假的认罪供述往往被认为是警察审讯压力的结果。在趋利避害的本能下,人们忽视了实践中长期存在的无辜者自愿进行的虚假有罪供述,往往将其当成真实认罪供述。自愿型虚假供述具有的主动性、隐蔽性等特点给刑事司法带来危害。影响自愿型虚假供述的因素包括现实功利性因素、心理因素、人格与环境因素、精神病理因素等多方面,这些因素又具有传统文化中重亲情轻法律的消极思想、工具理性泛滥以及心理需求膨胀等文化、心理基础。     

无辜者认罪的成因分析——基于美国司法实践的阐释

作为一种现实中存在的现象,虚假供述尚未引起我国司法人员的注意,而对此美国学者却进行了深入分析。美国学者根据虚假供述成因的不同将虚假供述区分为三类——自愿性虚假供述、强迫顺从虚假供述与强迫内在化虚假供述,并对各类虚假供述的成因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美国学者关于虚假供述成因的分析对我国深刺认识心理强制时代的侦查讯问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虚假供述可控性理论研究

在刑事审讯中,有罪者虚假否认指控可以说是一种常态表现,无辜者做出虚假有罪供述的现象也不在少数。学界对后者所指称的虚假供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界定、分类、成因、识别等基础理论层面上,对虚假供述可控与否以及可控程度的研究尚存在不足之处。因此,有必要对虚假供述的可控性进行基础理论研究,探索虚假供述可控性的评价标准,以期对虚假供述的预防与控制有所裨益。     

提高审讯有效性的理性思考

如何在人权保障与犯罪控制的价值冲突中实现和提高审讯的有效性是讯问的永恒主题。诉讼规则的变迁使审讯有效性面临巨大的挑战,而讯问中存在的虚假有罪供述则使审讯有效性问题更加凸显。为此,审讯人员应纠正对审讯有效性认识的偏差,树立新的审讯理念,强化对无辜者的识别,积极探寻提高审讯有效性的途径。     

错案研究——以虚假供述为视角

近年来,随着湖北佘祥林案和河南赵作海案等冤案、错案见诸报端,刑事错案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错判不仅损害个人利益,使当事人遭受冤屈,而且损害公共利益,破坏司法公正和社会秩序,甚至会使公众丧失对司法的信念乃至国家政府的信念。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侦查阶段时可以发现,犯罪嫌疑人的虚假供述往往是导致错案的重要原因。对此,必须从虚假供述产生的原因入手,找出审讯中存在的症结,以减少虚假供述的发生。     

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释论

新刑诉法明确规定了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该原则反对以刑讯、变相刑讯以及与刑讯相当的其他强制性方法和手段,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背自愿供述的原则作出证明自己有罪的供述。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与沉默权之间关系密切,但存在明显区别,该原则的确立并不意味着对沉默权的认可或默许。反对强迫自证其罪与如实供述之间并不矛盾,不能将不如实供述简单理解为抗拒审讯,进而从严处罚。     

模拟审讯室的设计

审讯室方位的选择及其空间设计,应本着安全、保密、有对策的原则。模拟审讯室内部结构需要室内监控闭路系统和观察系统,还需要有教学观摩系统。审讯台和疑犯座位都应该根据审讯的实战需要进行设计。审讯室内的温度应该控制在19-28℃之间,室内布置简洁、气味纯正、色调明快、墙饰庄严,具有柔和明亮的光线。此外,除了有普通审讯室和技术审讯室的一般设计,还有针对案情和疑犯运筹对策过程中的特殊审讯室设计。     

论供述障碍形成机制

如果对审讯理论进行辩证逻辑的划分,则它由供述障碍(认识论)和审讯对策(方法论)两大内容构成。传统审讯理论偏重方法论研究,解决“怎样审讯”的实践性课题。明显薄弱的认识论研究则集中在审讯过程拒供现象特征及其表浅解释,例如,认为供述障碍包括畏罪心理、侥幸心理和对立心理。供述障碍实非传统意义上理解的本能反应和静态现象,它的形成是复杂漫长的社会心理过程。众所周知,审讯方法论研究在当前处于徘徊停滞状态。究其原因,当属供述障碍、尤其是供述障碍形成机制研究的欠缺。笔者认为,发展审讯方法论必须依托供     

犯罪嫌疑人谎供行为研究

在大多数案件中，侦查人员的讯问与犯罪嫌疑人说谎是相互伴随的，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说谎有着其必然性。谎供作为犯罪嫌疑人最常用的一种反讯问手法，其实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谎供可以被分为三个类型。一定的心理形成机制促使谎供的出现。谎供是可以被识别和应对的。     

侦查讯问的博弈性探究

博弈论是研究理性行动者相互作用的形式理论,它正深入到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其原理也被广泛应用于这些学科。侦查讯问学本身也是一门研究参与双方决策互动的应用学科。讯问双方存在利益均衡点,运用讯问策略体现了博弈论原理,犯罪嫌疑人在讯问中面临不同“期望支付”的抉择,侦查讯问实际上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博弈。讯问的博弈性充分说明供述原理存在着博弈论根据。     

贪污、贿赂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对抗侦查心理及对策研究

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通常以拒供、谎供、翻供等方式来对抗对其罪行的侦查、讯问,侥幸、畏罪、矛盾、抗拒等心态是支撑上述诸种对抗方式产生的内在心理基础.犯罪心理学研究表明,检察人员在初查、第一次讯问等关键阶段对犯罪嫌疑人有意设定的心理限制,将带来对此类案件的突破.     

犯罪嫌疑人心理压力源探究

讯问的目的是使犯罪嫌疑人形成供述动机,这就要求讯问人员在讯问中给犯罪嫌疑人施加一定的心理压力,也只有在犯罪嫌疑人感觉到强大的心理压力时,才能变抗拒动机为供述动机,并如实、彻底地供述全部犯罪事实。因此,讯问人员使用什么样的手段与方法给犯罪嫌疑人加压成为关键。     

论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的讯问规则

因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在受讯问时,有受暗示性较强、依从性及内化性较强、更容易作出虚假供述的特征,因此对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应有特殊的法律规则进行规范。具体而言,应当建立对精神障碍嫌疑人进行适合讯问的评估制度,对于可以在适当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讯问的精神障碍嫌疑人,在讯问时应让适当成年人在场对嫌疑人进行保护并监督讯问行为。另外,基于精神障碍嫌疑人对抗讯问的能力较弱,应限制适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通常情况下具有一定容许性的讯问策略,其他讯问策略也不得超出精神障碍嫌疑人的承受能力。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视野下的讯问策略

讯问的对象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讯问获得的证据种类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以及通过该口供获得的物证、书证。2010年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求公安机关在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既要重视口供又不搞刑讯逼供,不搞口供至上;既要探求实体公正更要重视程序公正;既要注重办案的效率更要重视对犯罪嫌疑人正当权益的保护。为此,文章针对实践中出现的不规范讯问方法,探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视野下公安办案讯问的一些方法,旨在使公安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应从＂硬审讯法＂转变到＂软审讯法＂。这种＂软讯问法＂包括讯问中的语言策略和非语言策略。同时,为了保障这种讯问方法的实施,应当设立一定的监督机制。     

论中国侦查讯问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

侦查讯问是法律规定的一项侦查行为,讯问所获得的口供在庭审中是重要的证据之一。通过讯问可以很快了解犯罪嫌疑人的作案过程、查获证据,降低侦查成本、提高诉讼效率。侦查讯问制度的不完善等因素导致侵害犯罪嫌疑人的现象屡禁不止,破坏了刑事诉讼自身的价值要求,阻碍了我国民主法治化的进程。笔者就我国犯罪嫌疑人在讯问中享有的权利进行了归纳;分析了我国讯问阶段存在的问题并国外犯罪嫌疑人在讯问阶段享有的权利做了一定总结;最后提出完善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人权的几点建议。关键词:侦查讯问;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     

公安机关“由供到证”侦查模式的制约

＂由供到证＂侦查模式必须加以严格限制,侦查人员可以运用口供,但必须明确口供并不是对犯罪嫌疑人定罪的唯一依据。要坚决摈弃＂先抓人、后取证＂的传统,逐步实现侦查模式从＂由供到证＂到＂由证到供＂的转换。     

不矛盾律在侦查讯问中的运用

侦查讯问中,正确地运用不矛盾律,可以及时发现、抓住犯罪嫌疑人供词中的逻辑矛盾;科学地设计讯问策略、合理化地设置“逻辑圈套”,可以使犯罪嫌疑人充分地暴露矛盾;结合有关证据运用不矛盾律,还可有力地揭露谎言、戳穿伪供。运用时应当注意:把握好运用的条件;要客观地分析、判定供词中是否包含了逻辑矛盾;要分析造成矛盾的原因;不能违反法律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