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阔视野

小字典折射大民生经过近8年的修订,《新华字典》推出了第11版。本次修订主要体现在六大方面:1.增补字音。比如"拜",增加了新的读单bái如"拜拜",表示"再见"或"结束某种关系"。2.增补新义。比如"晒",增加了新的释义"展示",多指在网络上公开透露(自己的信息),如"晒工资"、"晒隐私"。3.增删词语     

政治合法性理论评析

在政治哲学史上,卢梭最早明确提出合法性概念,认为唯有"公意"才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马克斯.韦伯把合法性基础分为对传统的遵从、对卡里斯马的信服和对理性的追随三种。帕森斯基于社会系统理论阐释合法性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注重意识形态对于政治合法性的意义。伊斯顿认为意识形态、结构和个人品质相互作用,共同奠定合法性基础,他区分了"特定支持"和"散布性支持"。哈贝马斯强调建立在价值规范基础上的支持和忠诚,力图实现经验与规范的辩证统一。合法性与有效性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合法性危机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它表现为"实在的合法性危机"和"潜在的合法性危机"两个层面。     

政治合法性视野:历史与现实的反思——邓小平与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因为拥有意识形态合法性、个人魅力合法性以及显而易见的绩效合法性，能够在与国民党的抗争中取得胜利，进而在建国初期的政治经济建设中实现社会的广泛动员。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政治上“左”的错误不断升级。导致在一定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出现了某种缺失。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了重塑政治合法性的努力：在工作重心上果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先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发展为依托建立绩效合法性；大力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以1982年宪法修订为标志，为中国法制体系的逐步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法理型的政治合法性同绩效合法性相得益彰。可以说，邓小平直接推动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建设。     

“隐性特权”是一种离轨行为

"隐性特权"在本质上是超越了法律和政策界限的非法权利或离轨行为一般来说,在法律和政策规定内的特权有其存在的合法性或合规性。如对于残障人士、烈军属、妇女、儿童、老人等特殊群体所享受的特权行为,社会     

声音

领导干部在行使公权力时，无论是决策，还是执行，或者是解决社会矛盾、纠纷，都应不断审视其行为目的合法性、权限合法性、内容合法性、手段合法性，以及程序合法性。如在行为过程中发现有违反法律的地方，应及时主动纠偏。——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     

协商合法性: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合法性建构的政治逻辑

政绩合法性和民族主义合法性都不能有效解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在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中,西方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在于竞争性选举,中国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在于协商。西方选举合法性立基于国家与社会分立、政府与精英对立之上,中国协商合法性立基于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精英合作之上。西方选举合法性主要通过选举形成的社会力量制约国家力量,中国传统协商合法性主要通过"天命"制约皇权,要求皇权爱民护民。协商合法性塑造了中国人特有的协商思维方式,即不重视程式性选举,而重视实质性的解民生之困。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协商合法性传统,又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批判了其中的"天命"观念,摆脱了传统协商的居高临下姿态,建构了以群众路线、三三制、协商民主和统一战线为主要内容的协商合法性新形态,使协商成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方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执政的合法性之源。     

论“经济人”与“道德人”在制度设计中的辩证统一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制度的设计和安排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以某种人性假设为前提和基点。人性的假设有很多种,如"经济人"、"政治人"、"道德人"、"社会人"以及"无限人性"     

培育“最美精神” 打造“道德之城”

正近年来,宁海县注重培育"最美"土壤,积极选树本土"最美典型",引导群众见贤思齐,打造道德城市。涌现出了无私照顾邻居夫妇的"中国好人"潘荷芬,待学生如子的"浙江骄傲"葛明霞,弘扬大德模范———人体器官捐献者何斌吉、刘善芝、钟秋菊、周鑫鑫等一批好人好事。多渠道培育"最美"基因以"崇德向善"播种"最美精神"崇学向善。借助"天下读书种子"方孝孺的名人效应,连续举办五届方孝孺读书节,突出学以立德,推出"读经典·     

论权力腐败对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影响——以社会利益分析为视角

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中,合法性是执政党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中共执政的合法性需要和谐的社会利益基础的支撑,但权力腐败现象的存在和蔓延将会削弱中共执政合法性的社会利益基础。构建遏制腐败、维护执政党合法性的利益基础,需要强化"利益代表"的执政理念,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健全"利益综合"机制。     

大数据时代“数据信息引导侦查”模式研究

"数据信息引导侦查"模式是"信息引导侦查"模式在大数据时代的创新产物,具有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但是,"数据信息引导侦查"模式具有典型的双面性,需要明确合法性、及时性、准确性、适度性的原则。在实践架构中,"数据信息引导侦查"模式首先在共享层面要加快构建数据仓库,其次在分析层面要提升基于云计算的OLAP与数据挖掘技术,最后在制度层面要完善一体化机制、信息化主体、保密性制度。     

对会计软件产品实施质量认证制度迫在眉睫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不同产品的质量进行鉴定或认证已成为维护经济秩序的通行做法。从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到普通的日常生活用品,莫不如此。对一些特殊商品,如医药、食品、家用电器、电梯等,还要求接受强制性论证,如家用电器的"3C"论证。会计软件产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其质量亟待规范,其合法性、安全性等必须得到权威机构的强制性认证。     

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危机及其解决路径

从应然的层面看,构建政治合法性是维系政治系统稳定的前提和基础。而在实然层面,当代中国面临诸多政治合法性危机,如政府认同危机、执政党认同危机及理想信念危机等,这些危机会激化社会矛盾,甚至引发明显的社会冲突。解决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危机,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四维度加大建设力度,以构建起政治合法性的支撑和保障。     

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问题研究

行政决策尤其是重大行政决策是影响公共福祉的典型政府行为,重大行政决策的正当性、合法性与合理性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在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中进行合法性审查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这种合法性审查在现实中遭遇着一些难题而处于困境之中,所以需要强化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功能,树立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权威,在规定中明确重大行政决策的范围。     

论国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之变迁

古代掌权者为了使其权力得到人们的认同和服从,总是运用各种手段对其掌握的权力的合法性来源进行严密的论证:由追逐"天意"、标榜"神授"逐步发展到"权源于德",到了近代才转向"权源于法"。在现代中国,"权源于法"的思想已成为国家政治权力合法性来源的基础,但对国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进行研究仍然意义深远。     

论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困境、解决方案及启示

20世纪中叶后,西方社会出现了严重的"现代性危机",这种危机实际就是一种合法性危机,更准确地说,这种合法性危机就是形式合法性形态"一元独大",并且日益膨胀,极大地弱化了实质合法性形态.这就意味着形式与实质的二元取向的合法性理论的终结,合法性理论本身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之中.为此,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家罗尔斯、哈贝马斯、哈耶克等,都试图构建一种新型的合法性理论,以此来解决合法性理论的困境.     

当别奇葩“红头文件”

<正>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的指导意见》,该意见强调,要进一步明确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的范围、主体、程序、职责和责任,建立健全程序完备、权责一致、相互衔接、运行高效的合法性审核机制,确保所有行政规范性文件均经过合法性审核。该《意见》出台给"红头文件"套上了一道"紧箍咒"。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与依法治国

任何政权执政地位的巩固,社会长期稳定的实现都离不开强力执政合法性的支撑。不同政治语境下,执政者最初获取政权的方式决定了执政合法性的最初来源及再生产机制。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执政合法性源于成功革命的历史功勋,是一种经验型的事实合法性。经验型合法性模式的时效性特点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寻求新的合法性资源以为自身长期执政提供合理性和正当性。执政六十余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几经调整,呈流变态势;而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全面"依法治国"的提出,正是中国共产党于新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在坚持基本的合法性生成模式的同时,与时俱进,进一步扩充合法性资源,丰富合法性话语之体现。     

由“届”替“代”引发的思考

"代"和"届"都是时间量词,但指称各有不同。"代"有两说,一为历史上的分期,如夏商周,讲的是皇帝改朝换代的事;一为世袭相传的辈次,如老一代新一代。不论哪种说法,其所指时间都有某种自然的不确定性。而"届",则有规定的时间期限,如哪一届毕业生或哪一届总统总理。中国古代皇帝中有在位61     

“三个代表”：执政合法性的新追求

执政必须有合法性,合法性取决于合法性资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架构了中国共产党合法性资源的新体系,是对执政合法性的新追求.     

真理与技术

"真理危机"是真理论"合法性"的"危机"。当代真理论"合法性"的"危机",凸显为后现代主义对传统的真理符合论的"颠覆"。"捍卫"真理符合论"合法性"的合理取向,不是"单向度"地批判对方,而应同时是真理符合论的自我批判。在时代、历史、人和实践等归向技术的意义上,真理或真理论与技术密切相关,真理符合论的自我批判不宜忽视技术取向,技术"揭示出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真理是在技术的建构—重构中生成与演化的,真理是思维与存在的技术整合性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