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不动产征收的司法权介入——兼谈司法权的本质

不动产征收的司法权介入,能够保障不动产征收符合公共利益的目的。克服传统的司法救济程序的弊端,保障征收权的正当行使。司法权对不动产征收的介入是司法权的本质所在。我国不动产征收法的制定应该在公共利益的确定、补偿标准的确定、所有权转移及征收所采取的方式等方面引入司法权的介入机制。     

论管制征收构成标准——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为中心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33个管制征收案件时主要采用是否属于物理性侵占、是否属于经济利益互惠、财产权行使是否构成对公共或他人的妨碍、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对财产价值的影响程度五类标准。管制征收构成标准的体系构建,需通过对五类标准进行形式与实质递进式的双阶层划分来实现:是否属于物理性侵占、是否属于经济利益互惠以及财产权行使是否构成公共妨碍为第一阶层的形式标准。一项管制行为属于物理性侵占即构成管制征收;管制行为属于经济利益互惠或者财产权行使构成对公共或他人的妨碍,则不构成管制征收。在不属于物理性侵占、经济利益互惠或者财产权行使构成公共妨碍的情况下,对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和对财产价值的影响程度作第二阶层的实质判断。不符合公共利益标准或者对财产价值造成过度影响的管制行为构成应于补偿的管制征收。     

论我国征收制度之缺陷及其完善

从宪法和其他法律法规中,我们得知我国的征收实质是公益征收。然而,由于公共利益的概念并不具有确定性,在实践中,征收的行为往往与国家的行政行为直接联系,给行政机关在行使该行为时带来了范围较广的自由裁量权,因而出现了大量滥用公共利益的案件和事实。如何限制征收中的公益目的,这是应当而且必须解决的问题。     

我国土地征收制度中农民利益之保障

在我国征收土地是指国家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按照法定程序将集体所有的土地征收为国家所有的行为。土地征收制度具有强制性、补偿性、权属变更性、公益性等特点。我国法律在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公益性、土地征收补偿等实体规定,以及审批权限和程序、法律责任设计、争议救济等程序制度上存在缺陷,应当在这些方面作出改变。     

土地征收环境下公关利益的制度化探析

公共利益应当是一种制度化的利益,对公共利益进行制度化的构建,以期在征收权行使中对其进行直观而规范化的认定,从而完善现存征收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与矛盾。本文通过对公共利益的不确定性进行分析,进一步从社会存在的现实、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取舍以及司法实践中对其进行制度化构建的必要性,最后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对其制度化构建提出初步的思路。     

宪法上公共利益概念分析

2004年我国宪法修订后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实行财产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这些规定引起了学界对公共利益的追问，财产征收征用的必须是为了公共利益目的的提法是否符合我国国情，公共利益到底是什么，公共利益如何认定等问题。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争论各方．在实践中也引起了混乱，至今未成定论。在宪法层面重新审视征收征用之公共利益目的，结合世界各国立法例，相应立法，从而合理构建我国征收征用法律制度体系。     

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协调论

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协调论是指 :行政法通过对行政权力和公民个人权利的合理配置 ,使行政机关和公民的利益在行政权行使过程中都能得到充分反映 ,从而达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协调状态。这一理论较之平衡论、公共利益本位论、控权论和管理论有较大合理性。为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协调 ,必须完善行政程序 ,尤其是在行政立法环节应对二者有充分的考虑。     

德国土地征收中的公共利益

德国《基本法》第14条将所有权作为宪法基本权利予以保护。该条公共利益条款的本质出发点是保护私人所有权。公共利益概念在德国土地征收法上依据通说认为应作狭义理解,非所有公共利益均可满足征收法上的要件。部门法对公共利益有明确规定。学说和实务界对公共利益概念主要在负面达成了一致。就所谓的商业征收并未一般性否定。公共利益本身也与征收的必要性紧密相关。     

行政审判中对公共利益的识别——以《物权法》第42条为视角

《物权法》42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的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本文认为要使公共利益原则在征收中真正发挥作用,实现其控权的使命,必须在司法实务的可操作层面,探寻行之有效的机制,具体化"公共利益"的判定标准和强化法院对征收公益性目的的司法审查权.     

回归与缺憾并存——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使人权首要价值地位、强制执行权行使的主体、暴力拆迁的法律责任得以回归,并确立了公共利益的范围,使用了科学性的确定法定范围方式。但新条例就私有财产征收和强制执行权的规定有悖于法律保留原则,有必要通过制定房屋征收与补偿法来补救这一缺憾。     

缩小征地范围视角下土地储备制度改革研究

土地征收制度与土地储备制度之间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土地征收制度实际上成为土地储备机构取得储备土地的主要手段。缩小征地范围后,土地储备的立法应当继续强化并明确土地储备制度的公共利益实现功能,并明确将土地储备机构定位为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公法法人或者私法法人。缩小征地范围后,土地储备的范围应当包括存量国有建设用地、存量集体建设用地以及部分新增的集体建设用地。在储备土地的获得方面,立法需要明确土地储备机构代表国家通过收购与行使优先购买权方式获得建设用地的具体程序与规则,并将基于公共利益需要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与集体土地征收作为储备土地获得的最后保障。     

土地征收的公共利益目的

土地问题是农民的中心问题,土地征收制度是关系农民生存与发展利益相关的问题。我国法律虽然规定了土地征收要以公共利益为前提,但是现行法律在公共利益的界定上却处于真空状态。因此,土地征收中的公共利益的界定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该文从法的第二性出发,认为公共利益的界定是法权意义上的界定,不应过多涉及价值判断和要求逻辑完美,而是要从法的规范功能进行界定。以此为依托,作者将经济学上的收益成本理论运用于法学上的公共利益界定。     

不动产被征收人参与权的价值定位与制度重构

目前,我国不动产被征收人的参与权既无法在制度层面获得充分支撑,在具体落实中更面临来自地方政府的重重阻力,导致实践中被征收人参与程度弱,参与效果差。被征收人参与权的实现不仅关乎于个人私益,也与征收所欲追求之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对被征收人参与权的价值定位需立足于宏观上的价值平衡和微观上的成本效益分析两个层面。从被征收人参与权所欲实现之价值入手,我国应当对当前的不动产征收参与程序实现一元化构建,通过增加征前协购程序、设置专项征收委员会等途径赋予被征收人在征收决定、实施等各个阶段充分、有效的参与权利,并明确参与权的义务主体和范围,确立履行义务的方式,规范政府行为,确保各项参与权落到实处。     

论我国征收立法中公共利益的规范模式

“公共利益”是启动征收程序的前提性要件。在公共利益的规范模式上,我国物权法应采折衷主义立法例,不应明文禁止商业征收,但应明文规定公共利益的决策和形成机制,并建立相应的行政和司法救济途经。     

联邦最高法院在财产征收中的公共利益标准——对美国司法实践的一个实证考察

在美国延续两个世纪的有关征收条款的法理学中，“public use”标准存在着两个相互竞争的解释：“actual use”理论与“public benefit”理论。法院尊重立法者所认为的该征收符合公共使用要件的决定，因此将“Dublic use”作扩张解释，其原因在于议会相当于一个“公益机器”。美国有关公共利益的法理已经明智地回避了严密的公式和打扰式的监督．而采用给立法机关在决定什么样的公共利益满足征收权的行使时．有更多的回旋余地的方式。即使是当征收的直接受益者是其他私人一方而非普遍的公共目的．公共利益的要求也可以被满足．只要这种财产的再分配被认为是理性的与可接受的公共目的相关。     

土地征收视野下“公共利益”之探讨

对土地征收的界定应当着眼于土地权利人的财产是否受到实质损害,目前关于征收和征用的划分标准存在重大问题。公共利益在不同的法律语境下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功能。作为法律原则的公共利益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对其作出准确界定;而土地征收视野下的公共利益是一个具体的法律概念,立法可以在土地征收这一背景下结合社会、经济、文化传统等因素对其作出相对明确的界定。土地征收视野下的公共利益已不限于传统意义上公共使用的范畴,政府基于社会整体的、全盘的发展计划实施的土地征收也是符合公共利益的。土地征收部门在土地征收公告中应当说明征收的法律依据,并证明征收行为的合法性,司法机关应当对其作全面审查。     

我国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的厘定与处置

公共利益的需要是土地征收制度建立的合法性基础,对其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公共利益有不确定性特点,在公共利益的判断标准上,应当实行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相结合。我国土地征收实践中公共利益认定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我们应借鉴其他国家的土地征收相关立法,总结我国土地征收实践,有针对性地提出采取如下措施:扩大信息公开范围,建立听证、复议和复审程序、公开程序和监督程序。     

论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之殇——观国有资产进军房地产浪潮有感

在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制度的现状堪忧。本文试从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制度的概述、公共利益的定位及公共利益保障的困境等三方面进行探讨,为思考如何对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进行保障提供一些启发。     

论征收中公共利益的验证标准与司法审查

公共利益原则是不动产征收中的重要原则,也是规制征收权的基本手段。公共利益具有不确定性,立法上无法对其作出准确界定,因此,应当确立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验证标准,以考量不动产征收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原则的要求。同时,为使公共利益的验证标准发挥作用,应当构建一种有效运作的动态机制,即建立公共利益司法审查制度,赋予法院对征收之公益目的性以司法审查权和积极审查职责。     

论行政征收的公共利益判断

公共利益需要是行政征用的首要原则,公益性的有无是判断征用合法与否的重要要件.我国的行政征收制度忽视区分公共利益的应然层面和实然层面的两层含义,侧重于维护"绝对的公共利益".关于公共利益的讨论,应当着眼于支撑着公共利益应然性表达的实然性表达,即行政和司法审查的制度结构和运作过程.从这种角度出发,应当重点考虑公益界定向程序化和技术化的界定模式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