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与借鉴:网络谣言治理的路径探索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需要良好的社会舆论和稳定的国内环境.而网络谣言无疑是影响社会稳定乃至动摇国家政权的重要诱因.只有加强网络法治建设,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建立信息发布机制,及时公开真实信息；加强网络技术监管,提升监管的能力和水平；开展网络媒介素养教育,培养网民的理性精神和道德自律意识,才能有效提升网络谣言治理的成效.     

网络公共讨论中网络理性的缺失与构建

当前中国的网络舆论环境,正日益遭受各种非理性话语的侵蚀,网络社区缺乏谣言自洁机制、网络民主的有效性难以得到保证、群体极化效应的负作用、传统媒体信息“把关人”作用的弱化和中国社会公共理性精神的匮乏都是造成网络公共讨论中网络理性缺失的重要原因.网络理性是互联网良性健康发展的根基,因此,重塑网络理性势在必行,这需要网络监管部门加强互联网治理的顶层设计,推动网络治理向多中心治理转变;需要传统媒体继续做好信息“把关人”;需要网络新媒体积极营造良好的媒体环境生态;需要网络意见领袖善用自己手中的话语权;需要广大网民加强道德自律、谨言慎行.     

社会互动视野中青年网民传播网络谣言行为生成逻辑分析

网络谣言的生成与传播,或多或少与青年网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青年网民之间的互动促成了网络谣言链条的形成.但是青年网民之间的互动却是治理网络谣言过程中最容易被忽视的环节,因此提升青年网民网络素养,加强法制建设,提高政府公信力,将是阻断网络谣言传播的必然选择.     

观点

对网络谣言要人人喊打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所长王来华表示,网络谣言是毋庸置疑的精神鸦片,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其受害者。因此,要形成对网络谣言围追堵截、人人喊打的社会氛围。对于全体网民来说,要擦亮双眼,自觉不信谣、     

基于社会心理视角的网络谣言成因分析

近年来，通过网络介质传播的、未经证实的却又似是而非的各种谣言时有发生，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引起社会的恐慌，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各界较为关注的一大话题。从社会心理的视角来看，网络谣言是多种社会心理因素的综合所致。探讨网络谣言产生和传播的社会心理因素，对于我们及时把脉社会情绪，加强社会心理建设，提高网民素质，形成良好文明的网络环境，从而有效预防和治理网络谣言具有现实意义。     

治理网络暴力必须堵疏结合

治理网络暴力必须疏堵结合,综合防治。要加大网络文明宣传力度。通过行之有效的宣传教育,提高网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的道德自律意识,增强他们的分辨能力、选择能力和对低俗文化的免疫力,培养健康的心态和健全的人格,     

网络时代谣言传播的特点及其危害

网络谣言近年来声势喧嚣,影响日增,成为困扰社会和谐发展的一大难题。遏制网络谣言的传播,除提高信息公开程度、完善网络发言人制度外,还要加强对网络传播行为的法律规范,提升媒体从业人员和公民的法律、新闻和道德素养。     

我国网络谣言整合治理机制构建研究

网络谣言对国家、社会和个人产生了很大危害，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进行治理，但效果依然不够明显，因可能会造成对言论自由的侵害，甚至还有质疑的声音。其实网络谣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采取成熟完善的措施。本文从法律完善、信息公开、政府责任、技术治理和强调媒介道德和理性公民教育等展开论述，为网络谣言整合治理提供多管齐下的方案。     

涉官网络谣言的概念、成因与防控

涉官网络谣言屡禁不止,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等造成巨大的危害,探析其成因,寻找治理路径十分必要。界定了涉官网络谣言的概念;分析了其传播特点;从官员、网民、媒体和政府多个角度探析了涉官网络谣言传播的动因,并提出了涉官网络谣言的防控策略。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谣言的治理困境——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为表述对象

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各种不实信息和网络谣言在网络空间传播的情况,课题组通过抽取近千位不同年龄段民众作为调查对象,采用网上调查问卷、文献调查、采访笔录、案例分析等方法,以新冠疫情为表述对象,探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谣言的特殊危害及网络谣言治理过程中存在的困境.调查结果显示:在疫情期间,新媒体时代下网络谣言的传播范围明显拓宽,谣言对社会产生了较为复杂的危害,对公众的精神健康、物质财富以及社会稳定等各层面都造成了较为严重的消极影响,有些谣言甚至妨害了防疫工作的进行.与此同时,网络谣言治理也面临着诸多困境:网络平台缺乏对谣言的鉴别、追踪、辟谣机制,网民缺乏自觉的法律、理性意识,治理谣言的法律法规需进一步完善.     

网络道德失范及其治理路径探析

网络道德对于增强主体网络行为规范意识,形成和谐、良善的网络秩序等都有积极意义。网络道德失范表现为网络失信、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网络冷漠、网络恶俗等,是网民在现实社会当中所具有的认识问题、情感问题、信念问题在网络领域的表现,是国家、社会、主体等多方面的不足和失序造成的。通过提升大众网络素养、加强网络公德建设、注重网络法治、纠偏网络"泛娱乐化"、抓好网络舆情管理、培育网络公共文化等路径,积极推进网络道德失范治理。     

网络文化异化的主体根源及其对策

网络文化异化是主体过度利用自身创造的网络文化,导致对网络文化的高度依赖,使网络文化原有的内涵目的与功能发生扭曲和颠覆,演化成为与主体相背离的异己力量。目前,网络文化呈现出媚俗化、娱乐化、浅表化、粗俗化、交往虚拟化、暴力化等异化现象。分析网络文化异化的原因,需要着重挖掘主体根源。主体的私欲膨胀与趋利生产、享乐本能的放纵与人生意义的丧失,加之主体性的缺乏导致人与网络文化关系的颠倒,以及网络公共理性的缺失等原因造成了网络文化异化。消除异化现象要培养主体＂内省＂和＂慎独＂的道德自律精神,培育网络公共理性,弘扬人文精神。网络媒体应充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以＂无害原则＂作为必须坚守的道德底线,为网民提供积极向上的精神文化元素。     

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网络谣言的治安控制策略

网络技术的发展,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更快捷有效的方式。网络谣言的滋生和传播,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孕育、发生、演变甚至结束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对网络谣言传播机理的分析,结合公安工作实际提出了建立健全网络谣言预警机制、辟谣机制等治安控制策略。为了保障其落实,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建设立体式的管理机制以及倡导网络行业和网民自律。     

网民道德失范的审视与引导

加强网民道德引导是建立良善网络秩序的重要条件,要全面审视网民道德失范的表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思想引领,采取网络道德文化建设、激励网民道德自律及完善法治保障等方式,对网民道德能力发展予以正确引导,从而进一步净化网络社会空间环境。     

群体性事件中的网络谣言及其治理策略分析——以杭州“中泰事件”为例

在突发群体性事件中,借助互联网肆意传播的谣言加重了民众的恐慌情绪、引发了社会的骚动与混乱,进而加大了危机解决的难度。基于对杭州“中泰事件”中网络谣言产生的时间、内容、特征、起因等的分析,以及对网络谣言与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逻辑关系的深入探讨,突发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谣言的治理应该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理念的基础上,完善政府、互联网行业及网民三方联动的系统应对机制,提升网络谣言应对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和有效性。     

道德文化传统理念的网络践行——对350条网络帖子的内容分析

通过对350条来自"新浪论坛"和"强国论坛"的网络帖子的分析,初步展示了网民在对"激辩公交让座文化事件"和"长江大学学生救人事件"所持的态度和道德评判标准,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网民践行道德文化传统理念的三大特点:第一,道德文化传统理念的践行是一种对所处的具体时空作理性的思考后的策略性行为;第二,现代网民践行道德文化传统理念时,也考虑将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结合,谋取个人正当的利益.第三,当道德文化传统理念与现代社会行为规范相结合时,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被践行的频率、规模都会有所提升.     

谣言止于责任

日前，公安机关对一些在互联网上编造、传播谣言的人依法进行了处理，有关部门还依法查处了一些传播谣言的互联网站。对此，广大网民纷纷在网上留言表示支持。各界人士普遍表示，网络是大家应该共同珍视的家园，决不能任由谣言疯长，应当共同努力，维护虚拟空间的秩序，保持网络环境的清洁。     

网络道德焦虑的纾解之策

网络道德焦虑是网民在网络中呈现出紧张、不安和非理性心态的现象,随着网络技术发展,网络道德焦虑所涉及的网民数量增多,化解网络道德焦虑,成为治理网络乱象的现实需要。为此,应该从网络道德焦虑产生的群体与个体心理机制出发,从治理、引导、培养网络道德角度探讨网络道德焦虑的纾解之策。     

谣言治理中的政府理性

以往我国政府谣言治理是以法律规制为主的,其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中对"谣言"的表述与日常用语中对"谣言"的表述没有严格区分,导致人们容易产生对"谣言"都可以进行打击的认识误区。同时,立法上对于个别谣言犯罪规定了弹性较大、门槛较低的犯罪构成,因此,时常出现强制力在谣言治理中滥用的现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以法律规制为主的对谣言的治理模式,不断遭遇质疑,秉持政府理性治理谣言的呼声逐渐增强。政府理性治理谣言首先应充分理解谣言是民意不当表达的本质和网络自媒体时代谣言产生和传播的特点,坚持理性思维多元治理,提高政府治理谣言的效能,实现谣言治理与民意保护的双赢。     

网络谣言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危害及其治理

全媒体时代的网络谣言与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具有内在的相关性。在网络舆论场域，网络谣言呈现出谣言传播强效化、谣言目标普世化、谣言界定多元化、谣言内容政治化等新特质。全媒体时代网络谣言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建构带来严峻挑战：与主流意识形态功能的“分离”，离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使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消隐。为了守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我们应从技术、道德和制度三个向度强化工作，从根本上守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