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企业合规出罪路径

合规出罪是改变“以刑制罪”现象,助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落实,并使刑事司法从补救型向预防型、从威慑型向激励型、从对抗型向合作型以及从严苛型向谦抑型转向的重要制度创新。当前合规出罪机制仍存在一元型程序出罪,阶段化出罪以及出罪与非刑事责任、其他激励机制、企业治理衔接不畅,出罪风险防范薄弱等问题。未来在出罪类别上,宜探索程序实体一体出罪模式;在出罪阶段上,构建侦、诉、审全链条合规出罪机制;在出罪体系上,建立出罪替代处罚多元化体系与体系化合规激励,实行“责任—激励—治理”一体推进举措;在出罪保障上,以刑事风险为中心,建构风险“识别—响应”机制,并保障合规出罪的平等性、自愿性、有效性与制约性,推动形成一体化、全程化、系统化、规范化的中国式企业合规出罪路径。     

企业合规责任论之提倡——兼论刑事一体化的合规出罪机制

目前企业合规出罪难题被拆解为事前合规与事后合规、合规从宽与合规出罪、实体出罪与程序出罪等相互对立的维度,无法形成具有说服力的合规出罪解释性理论。刑事一体化视野下的企业合规出罪理论主张重构单位刑事责任原则,将合规出罪引入单位刑事责任认定和刑事诉讼全流程,对事前合规与事后合规的出罪功能具有融贯的解释力。作为一种新型的组织体责任论,企业合规责任论使有效合规计划成为单位刑事归责阻断事由,发挥阻断单位成员违法行为向单位归责的出罪效果,而未满足出罪条件的合规计划也能影响单位刑事责任大小。企业合规出罪还需要发挥合规补救和合规评估等程序性要素在单位刑事责任认定中的作用,并通过刑事诉讼程序优化合规出罪的合理性。刑事一体化的企业合规出罪机制之构建既要在刑法中确立体系性的企业合规责任制度,也应在刑事诉讼法中建立全流程合规评估与程序分流机制。     

比较法视野下程序出罪的功能与结构

作为轻罪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检察机关裁量不起诉为代表的程序出罪制度在实体治罪之外延伸出通过程序治理犯罪的新模式。在比较法视野下,程序出罪具有提升诉讼效率、促进司法协商、推动犯罪治理转型三种功能。不同功能主导的程序出罪在适用范围、规范结构以及出罪效力上均呈现出差异化特征,形成了一套层次分明的程序出罪体系。我国当前以酌定不起诉为代表的程序出罪制度混同了诉讼效率、司法协商、犯罪治理等多种价值,制度结构欠缺层次性。对此,应明确不同不起诉制度的核心功能,并依此建构相应的制度规范体系,以功能结构主义塑造我国的层次性程序出罪体系。     

醉驾司法出罪的学理展开与路径分析

针对实践中大量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醉驾案件,无论基于刑法性质、刑法效益,还是基于刑法机能,皆有司法出罪的必要。司法机关以《刑法》第13条但书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法律和政策依据,使醉驾出罪成为可能。具体到醉驾出罪的实务运作,盗窃罪司法解释提供了出罪的模式范本;应在主客观相统一基础上,综合考虑醉酒、道路、驾驶、车辆状况、后果、动机等因素,设定出罪标准;出罪不仅可在审判阶段实现,在立案、侦查、起诉等刑事司法环节也可完成。     

“但书”出罪适用的基础和规范

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在刑事司法中具有极强的出罪意义,在我国积极入罪占据主流的背景下,应当注重挖掘“但书”的出罪功能.“但书”和罪刑法定原则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两者并不矛盾.“但书”在出罪时起到强制司法机关进行适当实质解释的功能,因此“但书”应作为出罪的依据.刑法分则中的任何罪名都可以依据“但书”来出罪,并且出罪的模式也是多元的,它既可以在行为明显不该当于构成要件的基础上予以出罪,也可以在行为该当于构成要件形式的前提下,起到转化可罚的违法性、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和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出罪合法化的作用.     

试论“出罪”

"出罪"指司法定罪活动中把有罪归为无罪的情形。"出罪"的前提是有罪,而判断有罪与否是实体定罪问题,其标准是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根据法制原则,严格按标准定罪,就不可能存在实体法上的"出罪",只能在确认或承认有罪的基础上以诉讼措施"出罪"。罪刑法定原则具有限制"入罪"的意义,但并没有"出罪"的功能。"疑罪从无"有实体的与程序的分别,但也不是"出罪"的原则。     

但书规定的法理考察

司法解释和司法个案认为可以援引但书规定作为个罪的出罪事由,但这种但书规定的司法适用状况与立法逻辑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在我国入罪容易出罪难的特定背景下,但书规定的善意滥用为司法机关极为困难的出罪提供了某种法律支撑。然而,将但书规定作为出罪的总括性根据,存在着遮蔽通过对构成要件、违法性和有责性的犯罪成立条件进行法理解释而形成开放性出罪事由之弊。尤其是,滥用但书规定作为出罪根据的做法背后,隐藏着"出罪须有法律根据"这样一种思想,这是建立在对罪刑法定原则误解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对于但书规定的功能和性质不能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而是应当作客观公正的评价。     

“但书”出罪运行机制实证研究

囿于立法规定的模糊性，刑法理论有关“但书”出罪的研究已经陷入了瓶颈，在司法层面探明“但书”出罪的运行机制，对于反思立法和验证理论尤为必要。实证研究表明，“但书”在轻微犯罪中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出罪运行机制，从宽情节与行为人犯罪后的表现成为出罪与否的重要考量因素。受类型性有罪司法推定的影响，“但书”出罪机制在抽象危险犯中无法顺畅运行，加上定罪免刑机制与之相互竞争，挤占了原本属于“但书”出罪机制的适用空间，使轻微犯罪的出罪体系存在漏洞。基于“但书”在出罪体系中的应然定位，应当在立法上增补新型出罪事由，以分流“但书”溢出的出罪压力，在司法上构建抽象危险犯“但书”出罪的类型化规则，并细化规定“情节显著轻微”与“情节轻微”之间的差异性与梯度关系，从而充分释放“但书”的出罪潜力并有效防止其被“善意滥用”。     

微软软件著作权案

"微软软件著作权案充分显示出在证据保全环节中,法院所发挥出的重要作用。如果单凭微软去举证,那么难度是非常大的,并且会提高微软的维权成本。此案也透露出一些端倪,那就是微软接下来要施行怎样的软件保护措施:盯住企业,打击侵权行为。"     

政策出罪的法理表述与完善逻辑

经由我国基本/具体刑事(司法)政策以及刑事司法(体制)改革、刑事司法试点工作等通道，发展出广泛而多元的出罪实践，逐渐形塑了我国经由刑事政策出罪的本土经验与逻辑，可归结为政策出罪。它是中国出罪体系的特殊组成部分，相对独立于其他出罪机制。政策出罪以“政策”为核心或者主要的支撑理据，有特定且专属的运作机理。在实施中，因政策出罪的运作机理等内外因素，也会出现合法性的隐忧等关联性制度困题。应优先建立合法性的说理机制，阐明政策出罪的刑法根据或者实体根据、政策出罪与程序出罪的耦合逻辑、政策出罪与其他出罪机制的协同关系，制定冲突协调的上位规则。应细化政策出罪的一般类型化规则，阐明主要情形的特定适用细则，增强出罪路径的规范化。应从政策运用不能超越刑法、权力裁量需保持审慎、避免混同政策出罪与程序分流等方面，精准管控政策出罪的外溢风险。     

网络环境下法律图书馆的特色数据库

本文论述了在网络环境下,图书馆要生存,就要办出自己的特色,要按专业要求形成收藏特色,要在信息情报服务中办出特色,要充分利用馆藏资源和网络资源,建立具有本馆特色的专题数据库。     

因为心怀理想

正天同律师事务所很快将迎来她的11岁生日。在过去近10年中,她都在默默无闻地埋头耕耘案件,耕耘出了精细的商事诉讼法律服务流程,耕耘出了精巧的诉讼技艺,耕耘出了超过95%的案件胜诉率。这期间她也有过困惑与彷徨,有过放弃或转变的犹疑,但没有什么能改变她的理想:做最专业的商事诉讼律所!     

探索建立出监出所人员回访制度的必要性

出监出所人员回访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监出所人员回访目的不是监督谈话对象，而是通过他们了解现在监狱、看守所在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刑罚变更执行活动存在的问题，发现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中职务犯罪线索，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可见，出监出所人员回访是一种事前监督而不是事后监督，是刑罚变更执行同步监督的重要手段。     

商会自治权性质探析

商会自治权既具有权利属性,又具有权力属性。商会自治权在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中体现出权利属性,其是一种消极自由权。在与商会成员的关系中,商会自治权则表现出权力属性,其是一种社会权力。     

经济犯罪出罪事由的法教义学分析

面对经济犯罪复杂情况和司法实践严峻形势,亟待对经济犯罪出罪事由理论展开法教义学研究和探讨。经济犯罪出罪事由是指在经济犯罪刑事司法活动中据以判定某一经济行为不认为是犯罪或不予刑事处罚的某种特定事由。根据不同的标准,经济犯罪出罪事由可以划分为基本类型、特有类型、抽象类型、程序类型以及其他类型等五种,并呈现出多样性、零散性、独特性和开放性等鲜明特征。当前,我国经济犯罪出罪事由的司法适用现状并不理想,未能收到应有的出罪实效,急需发展与完善。     

对中西方体育文化比较的研究

东方体育文化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逐渐形成了融养生健体、道德教育、娱乐竞技于一体的独特风格。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重技巧,重精神的、内在的观照和发展,表现出阴柔的魅力,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显示出独特的意义和价值。而西方的体育文化重竞技、对力的崇尚,则表现为一种阳刚之美,在竞技体育的舞台上和人格发展的过程中充分显示出其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     

应用模糊数学的相似优先比原理分析微量物证

介绍应用模糊数学的相似优先比方法进行微量物证的检验鉴定。可从一组嫌疑样品中识别出与现场最为接近的样品,在一定的条件下,可推断出现场样品的来源。     

第三磨牙萌出情况调查研究

目的为满足应用牙齿萌出时间推测年龄的需要。方法采用帕尔曼牙位标志法记录,对1582名16-23岁学生进行调查。结果随着年龄的增加,4枚第三磨牙均末萌出的呈递减状态,而4枚均萌出的则呈递增状态。萌出1枚的为10.11%,萌出2枚的为13.27%,萌出3枚的为7.96%,萌出4枚为18.90%,4枚均未萌出的为49.75%。结论本组调查数据填补了有关资料的不足,为法医学推测年龄提供参考资料。     

轻罪治理背景下出罪模式研究——实体与程序路径的双重反思

在积极刑法观主导下，我国刑事法网向“严而不厉”的一元化制裁结构发展，轻微违法行为面临如何出罪的法治难题。基于法教义学的基本态度，在司法层面完善出罪体系更合理务实。实体出罪路径面临不法如何判断、“但书”条款如何适用、抽象危险犯如何认定以及实质解释如何操作等方面的困境。而程序出罪路径亦需在出罪依据的限制、程序供给的不足以及自由裁量的质疑等方面进行反思。虽然两种路径对应解决不同层面的问题，并不具有可比性，但实体出罪路径受制于当前刑事立法的整体趋势与犯罪治理的总体方略，在司法实践中无法有效缓和过度的犯罪化与刑罚化，程序出罪路径具有更加广阔的适用空间。因此，在刑法变革与治理转型背景下，刑事诉讼程序亦应充分发挥自身的刑事政策机能，积极回应社会变革的现实需求，构建与完善程序出罪体系，促进犯罪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宋江是如何被“出籍”的

古代户籍制度 《水浒传》勾勒的“及时雨”宋江是一条忠义诚信的好汉。正因如此，他被老爹宋太公以不孝为由“出籍”就更令人深思。在宋江怒杀阎婆惜之后，宋太公还凭着一纸已将宋江“出籍”的文帖而免受牵累。由是，如下问题便赫然出现在人们眼前：何谓“出籍”？宋江为何又是怎样被“出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