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生诉讼何以可能:反思与超越——以日本派生诉讼的发展为出发点

传统理论认为,原告股东在决定是否提起派生诉讼时以理性经济人自居,基于成本与收益进行衡量。日本诉讼费用改革后派生诉讼案例急剧上升则是该传统理论强有力的佐证。然而,这一传统观点不仅在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也不符合日本派生诉讼的实际情况,日本股东提起派生诉讼很大程度上受到准理性和有限理性行为的影响。日本这一实践对我国派生诉讼的有效实施无疑可带来启发:即在反思派生诉讼利用率为何如此之少时,不应仅关注制度设计,还应超越制度本身,考量该制度得以实施与发挥效用的其它外在因素。     

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研究

股东诉讼作为公司法中保护股东权益的一项重要制度,历经近三百年的发展与完善,迄今各国公司法普遍接受.我国新公司法确立了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对提高我国公司治理水平,保护中小股东利益起到重要作用.对于正确理解股东派生诉讼和直接诉讼有重要作用.同时新公司法对少数股东提起派生诉讼的条件、诉讼程序都予以明确规定.虽然新公司法规定了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但我国还处于初级阶段对股东派生诉讼的认识还不全面,可能出现少数股东滥用诉权的现象或者股东权利意识不高,缺乏激励机制等等.因此,需要在今后的立法与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我国股东代表诉讼费用规则研究

2006年,新《公司法》规定了股东派生诉讼,对于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规定比较原则,可操作性不强.其中与诉讼权利密切相关的诉讼费用规则也没有明确说明,使得股东派生诉讼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为此,研究各国对股东代表诉讼的诉讼费用的立法和案例,并对我国股东代表诉讼的费用规则提出建议,对完善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英国的股东派生诉讼:历史演变和现代化改革

英国的派生诉讼起源于普通法,"福斯诉哈尔波特"案件及其后来的判例中所创立的规则及其例外,成为普通法上派生诉讼的基本规则.成文法从1948年<公司法>开始引入股东救济制度,并逐步形成1985年<公司法>上的派生诉讼制度.由于普通法和成文法貌似相同的两套规则导致了法律的模糊和不确定性,英国政府对派生诉讼制度进行了改革,并在2006年新公司法中形成了新的派生诉讼制度.与原有的规则相比,新的派生诉讼程序实现了更现代、更灵活和更易于理解的改革目的.     

股东派生诉讼的合理性基础与制度设计

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在多个方面突破了法律的一般规则 ,这不仅是法律因应保护少数股东权之现实需要而作出的变通 ,而且有深刻的制度背景、思想条件和政治学基础。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尚付阙如的现状已严重影响了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在导入该制度时应遵循保护少数股东权利、公司自治与国家干预相平衡、鼓励正当诉讼与防止投机诉讼相协调、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与协调国内法律体系相兼顾原则 ,并将之落实在具体内容的构建之中。     

刍议滥用股东派生诉讼权利之规制

作为平衡普通法所坚持的适当原告、资本多数决原则的例外规则发展而产生的股东派生诉讼逐步发展为一项成文法制度并为各国所移植和借鉴,但是这一制度却因其滥诉的大量存在而越来越多地遭到质疑和诟病。从股东派生诉讼的源起出发,客观列举以滥诉为核心的这一制度所存在的弊端,归纳和总结滥诉的原因。然后从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产生的原因入手,剖析规制滥诉的理论基础,并结合我国公司法有关股东派生诉讼的立法现状以及英美、大陆法系主要国家已有的规制滥诉的制度安排,就如何在中国现有的立法和司法环境下规制滥用股东派生诉讼权利提出制度设计建议。     

论股东派生诉讼下的中小股东权益保护

股东派生诉讼作为我国新《公司法》确定的一项制度,从其诉讼模式的起源来看,它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我国的股东派生诉讼在完善公司治理模式上存在一定不足,在明确其作为救济途径的操作要件之时,本文试寻求完善我国股东派生诉讼的有效方式。     

新《公司法》股东派生诉讼制度

股东派生诉讼制变的实施是新公司法对股东权益,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进行保护的重要举措,它必将对国内企业的治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也称股东代表诉讼,是指当公司的正当利益受到大股东、董事或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侵害,而公司拒绝起诉或怠于起诉时,股东为了公司的利益而以自己的名义对侵害人提起诉讼,追究其法律责任的一种诉讼制度,它是一种独特的事后救济责任机制。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源于英美衡平法,后来为大陆法系国家所接受,成为两大法系在保护少数股东利益上的一个共同的制度选择。我国新修订的《公司法》第152条规定了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赋予股东提起派生诉讼的权利。股东派生诉讼的规定,将对提高我国公司治理水平、保护中小股东利益起到重要作用。本文旨在通过从实体与程序方面解析新《公司法》第152条,以加强股东派生诉讼在     

论我国股东派生诉讼的成本承担和司法许可

法院主导下的公司对派生诉讼成本的承担和对诉讼实质意义上的司法许可是两个紧密联接的股东派生诉讼核心制度安排:只有公司承担原告股东的派生诉讼成本,诉讼才有可能被股东提起;诉讼司法许可不仅使法院有机会事先甄别、剔除无益诉讼,而且公司承担股东诉讼成本也才具有正当性.这两个制度安排相互配合、相互照应,旨在鼓励有益诉讼、给予股东正当司法救济途径,和抑制无益诉讼、保护公司经营自由防止股东不当干涉之间取得大概的平衡.我国《公司法》第152条的修改方向应该是一方面给予法院阻止股东任意和无理由诉讼的司法许可权力;另一方面,如果派生诉讼案件经法院审查后允许进入诉讼程序,公司就应承担原告股东案件的诉讼费用,无论股东最后胜诉与否.     

浅析对股东派生诉讼利益博弈的理性认识

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司法救济手段,随着新《公司法》的修订而尘埃落定,虽然具体规定还有待探讨,但已初步反映了我国结合自身实际,顺应了世界先进的立法模式,逐渐重视起派生诉权在公司治理权利制衡中的重要作用。在当今现代公司制度中投资主体多元化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化的大环境下,本文试从股东派生诉讼引入的价值选择谈起,剖析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激励要素与制约要素,以理性地去认识股东派生诉讼中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的博弈,从而实现鼓励中小股东积极维护自身权益与防止权利滥用的合理平衡,最终促成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     

论股东派生诉讼

作为维护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一种独特的法律救济途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为我国新《公司法》所确立。但遗憾的是新法只原则性的规定了派生诉讼的原被告范围、提起的前置程序、期限等问题,而对实施细则未作应有的完善和补充。本文从公司法上利益平衡的角度着手,重点对股东派生诉讼的激励机制和防范机制的制度设计提出了完善建议。     

英国股东派生诉讼的历史考察与反思

股东派生诉讼发端于英国，这是公司法学界的普遍共识。综观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整体发展历程，1843年的福斯诉哈伯特案（Fossv．Harbottle）以及后来形成的福斯规则（the Foss Rule），起到了关键乃至转折性的作用，堪称股东派生诉讼的里程碑。本文在此就英国股东派生诉讼的历史作了简要的介绍，并就股东派生诉讼的本质作了相关论述。     

论股东派生诉讼中被告的范围

对于股东派生诉讼被告、尤其是我国公司法中的“他人”的范围,并没有明确而具体的规定。该制度的衡平法性质、经营监督功能以及诉讼成本和司法的局限性等确定该种诉讼被告范围的基本参数,决定了应按照功能等值的思路确定“他人”的范围,将股东派生诉讼的被告限定在公司经营层无意或无力起诉的人范围之内。     

论股东派生诉讼制度

股东诉讼是保护股东权益的一项重要制度,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的实施,股东派生诉讼案件已不乏其例,并呈上升趋势,有些司法实践上的问题亟待解决。分析该制度的价值,并从原告股东资格、股东派生诉讼的前置程序问题、股东派生诉讼被告的确立以及股东派生诉讼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等方面进行评析。     

股东代表诉讼应向侵权诉讼靠近

股东代表诉讼(derivativeaction)又称股东派生诉讼、股东代位诉讼,是指当公司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又拒绝或怠于通过诉讼手段追究有关侵权人的民事责任及实现其它权利时,具有法定资格的股东为了公司的利益而依据法定程序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公司向侵权人提起的诉讼。这项诉讼制度在我国虽然还没有确立,但已经为广大学者详细介绍和推崇,最高人民法院也准备在新出台的司法解释中建立这项制度。股东代表诉讼作为我国公司法中法律救济的一项补充,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是否有冲突?作为一项特殊的侵权诉讼形式,是否能够解决我国现行侵权法律制度所无法…     

股东派生诉讼的前置程序研究——“紧急情况”之外是否存在可豁免情形

股东派生诉讼的前置程序是立法者为了尊重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减少公司诉讼叠加以及为了防止原告股东滥用诉权和肆意干扰公司正常运转而建立的一个配套制度。我国公司法规定,原告股东非经前置程序不得提起派生诉讼,除非存在“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紧急情况。但实践表明,在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原告兼有多重身份、被告同时包括董事和监事、以及公司进入清算阶段等特殊的“非紧急”情况下,法官同样有必要灵活掌握股东派生诉讼的前置程序规则,豁免原告股东履行前置程序的义务,从而达到保护中小股东和公司利益的目的。     

《公司法》修订背景下的股东知情权制度检讨：比较与实证的视角

公司法修订稿对于股东知情权制度进行了细调，是否必要和充分，值得探讨。近年来我国股东知情权案件显著增加，主要发生在有限责任公司，胜诉率很高，但与美国情况不同，其后续诉讼很少，特别是股东派生诉讼和集团诉讼。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的前置程序最近被取消，知情权可能成为解决其举证困难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支持现有修订，但可作更多修订，包括增加查阅主体类型、扩大查阅客体范围、完善查阅相关机制等，以提升知情权的制度效用。为防止对知情权的不当滥用，应优化“不正当目的”抗辩，以防止“钓鱼式取证”问题；将“实质性剥夺”规则改造为“合理限制”规则，公司章程或股东协议可对知情权进行合理限制，法院在判定其合理性时应综合考虑各方利益和整体利益，并需要具体分析各种情境因素。     

股东间诉讼的司法救济

股东诉讼制度作为股东权益的主要救济路径,是我国公司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新公司法修订以来,我国开始涉足以股东直接诉讼和股东派生诉讼为基本内容的股东诉讼制度。在涉及公司内部纠纷的诉讼中,虽然很大部分是公司侵犯股东的合法权益或公司怠于行使权利而损害了股东的权益,但是股东之间的纠纷还是时有发生。因此,股东间诉讼问题的研究不容忽视。     

论后果模式与法律遵循──基于法经济分析的视角

法律规则的后果模式直接改变经济人的成本──收益结构,使经济人不因违法而获利,不因守法而受损,从而激励经济人作出遵循法律的选择。但在实践中,后果模式的设定失当和实现障碍不能有效地改变经济人的成本──收益结构,因此有可能导致经济人作出不遵循法律的理性选择。     

论股东派生诉讼审查程序的构造机理与规范路径

我国股东派生诉讼规定中仅有前置请求程序而无审查程序,对于股东起诉不构成实质性障碍,无法实现提前过滤无价值诉讼的功能。在当前公司法修改背景下,股东派生诉讼的生长土壤和发展路径将发生变化,制度潜力逐渐展现,股东派生诉讼增设审查程序将在顺应股份有限公司制度扩张需要、促进公司监督机关职能发挥、协调诉讼动力不足与滥用诉讼之间的矛盾等方面,对我国当下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发挥作用。2021年《公司法修订草案》中关于公司组织机构及相关内容的多处修改,为今后股东派生诉讼程序的改革提出了新命题。在考察借鉴英美国家股东派生诉讼审查程序的构造机理基础上,建议通过增加公司内部审查回应流程、探索外部独立审查制度、建立司法预先审查机制的路径,设置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审查程序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