殡葬服务业行政性垄断主体成本——收益分析

人无法生活在无成本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里,正如人不可能生活在零摩擦力的自然世界中。在无数次对于成本与收益的计算与评估中,＂经济人＂作出理性的选择、形成自身的偏好。而制度就是所有参与者,基于自身成本收益的行为选择,而达到的共同均衡的结果。因此,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去窥探行为选择与制度设计的形成原因、内在机理是分析我国殡葬服务业行政性垄断成因的重要方式,也是完善我国殡葬制度之理论基础。     

违法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主体为什么选择违法行为?如何制止主体选择违法行为?对此,经济学的回答可谓令人耳目一新。经济学恪守“经济人”的信念,认为理性的主体都是利益最大化追求者,他们在作出一定的行为之前,总要对各种可选的行为方式的成本和收益的大小进行预测和比较,从中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最大利益的行为。主体选择违法行为,就象主体选择职业一样,关键在于有利可图。因此,要制止主体选择违法行为,就必须对违法行为的成本和收益进行调节,使主体得不偿失。     

刑事和解的成本收益分析——以"经济人"预设为理论前提

刑事纠纷中的双方和国家都可以被视为经济人,根据经济学的成本收益理论,对于重视获得补偿的被害人和有支付能力的加害人,从和解中获得的利益要大于从正规诉讼程序中获得的利益。从立法、司法和刑事法目的实现的角度,国家扩大刑事和解范围,对其进行法律规制也是实现收益最大化的明智的选择。     

基于后果评价的法律适用方法

基于后果评价的法律适用是司法裁判的必要形式和具体方法,其逻辑机制在于裁决后果逆向地影响裁判依据的选择。确需改变按照既定规则的法律推理及论证结构是基于后果评价的法律适用方法应用的条件,其旨在为疑难案件司法确立正当的裁判规范。司法裁决的抽象后果或称"规范性后果"是法律适用通过后果评价而为合理裁判的可依赖后果。既定法秩序内的根据是法律适用后果评价实质衡量中具有优先性的理由,而既定法秩序外的根据以其属性和功能对后果评价的实质衡量发挥着特殊作用。     

论股东派生诉讼的实现——以“理性经济人”为假设的法经济学解释

法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假设和成本收益分析范式作为一种简单可取的解释路径,能够合理解释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在不同国家实施效果迥异的现象.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原告股东往往应用成本收益分析法来衡量是否提起股东派生诉讼,股东派生诉讼在某一国家是否活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股东派生诉讼的成本风险分担规则和激励机制能否起到鼓励或者抑制诉讼的作用.针对我国上市公司股东派生诉讼案件鲜有发生的现状,我国在完善股东派生诉讼规则时,应当充分利用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重视法律规则在诉讼成本存在时的效率作用,并采取适当的激励机制以发挥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积极作用.     

论邓小平的法治观

邓小平的法治观有两个理论前提：一是＂人都是有缺点的＂，二是＂新民本主义＂。强调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尊重法律权威，要求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公职行为首先要符合法律，即遵循合法性原则。邓小平关于监督和制约权力的观点，主要是针对这样三个方面问题指出的：一是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二是官僚主义的泛滥；三是如何保持政局稳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他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提出了如下观点；（１）加强专门的监督机关；（２）加强群众监督；（３）加强集体领导；（４）稳步地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目前中国通往法治道路上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仍然是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用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社会失信行为的法律规制——基于外部性内在化的法经济学分析

社会失信行为既给失信者带来失信收益和失信成本的影响,也给社会带来因经济、法律和道德秩序的破坏而额外增加社会运行成本的影响,后者使社会失信行为呈负外部性。社会失信行为的法律规制有赖于在制度设计上通过外部性内在化方式将社会运行成本和失信者的失信收益一并纳入失信者承担的失信成本之中,并控制行为选择主体的机会主义倾向,以确保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相统一。基于由不同主客观因素所致的社会失信行为的外部性形式不同,失信成本负担的方式亦应有别,对不同类型的社会失信行为也宜选择不同的法律规制措施以提高法律规制效率。     

农村房屋转让法律困境及解决思路

由于现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制度不甚完善,农村房屋转让中出现了大量脱离法律、规避法律的现象,影响了农村有关房、地产权利的行使。新颁布实施的《物权法》也没有对农村房屋转让问题作出明文规定,给农村房屋转让合同效力判断留下了很大的争论空间。本文认为,在遵循了"一户一宅"的原则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的人员补交了土地使用收益金后,农村房屋转让合同不因法律禁止或限制宅基地使用权而受影响,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购买的农村私有房屋应受法律保护。     

切实保障刑事诉讼法中司法鉴定条款的实施

2012年全国人大对《刑事诉讼法》中有关鉴定问题的大幅修改,其进步意义毋庸置疑。如何保障纸面上的法律不折不扣地转化为行动中的法律,尤其是如何保障修改的内容与未触及问题的协调,促进新增专门知识的人出庭与证据制度间的融合以及修改后的问题不因歧义而影响其在规范意义上的运行,是刑事诉讼法实施亟待解决的问题。合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职权机关遵循规范职权行为与保障当事人权利的精神对刑事诉讼法的鉴定条款作出细化解释。     

合同诈骗犯罪的成本分析与预防

在合同诈骗犯罪这一典型的经济犯罪类型中 ,犯罪的实施一般不是基于突然发生的感情冲动 ,犯罪分子在犯罪前通常要通过周密的、精细的分析和计算 ,进行犯罪行为的成本收益预测 ,权衡得失 ,选择是否实施诈骗 ,如何实施诈骗 ,尤其是在巨额诈骗案件中犯罪分子“理性经济人”的特点和智能性的特点表现得理更为突出。如果犯罪成本大于犯罪收益 ,犯罪则无利可图 ,犯罪将被扼制。因此研究合同诈骗犯罪的成本 ,通过提高犯罪成本而防范合同诈骗犯罪 ,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一、合同诈骗犯罪的成本构成及成本影响因素合同诈骗犯罪的成本 (Ｃ) ,是…     

宪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

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揭示了“依法治国”的内涵，强调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说到底，就是要依照宪法实行社会主义法治。而社会主义法治的首要要求，就要制定出体现广大人民意志的社会主义法律，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做到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各方面都有法可依。建立完善的社…     

法律和法治精神真的“水土不服”吗?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以上是邓小平同志1978年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的一段著名的论述。自那时以来,我国的立法步伐不断加快,法治建设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依法治国的方略更是写进了宪法。于是,法律专业成了几乎所有大学开设的学科;学习法律成了全社会…     

成法治国，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邓小平法治思想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传承了邓小平同志一系列重要思想。2012年12月4日，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引用了邓小平同志有关民主与法制的一段著名论述：“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租赁合同在审判实践中的问题研究

一、出租人的担保责任出租人的担保责任指出租人在履行租赁合同过程中应承当的两项法定义务,即出租人的权利瑕疵担保义务和租赁物的瑕疵担保义务。在审判实践中,出租人对于该两项义务的违反往往导致要承担被解除合同或赔偿损失的法律后果。出租人的权利瑕疵担保是指出租人应担保不因第三人就租赁物主张权利而致使承租人不能依约为使用、收益。合同法第228条规定,因第三人主张权利,致使承租人不能对租赁物使用、收益的,承租人可以要求减少租金或者不支付租金;第三人主张权利的,承租人应当及时通知出租人。从该条规定来看,出租人的权利瑕疵担…     

论法律效益

法律效益是法律收益与法律成本之比。从宏观层面看,法律效益包括法律的外部效益和法律的内部效益。法律的外部效益是指法律本身之外的社会各项收益与成本之比,具体包括法律的经济效益、法律的政治效益、法律的文化效益、法律的社会效益、法律的生态效益等;法律的内部效益是指法律自身运转过程中的收益与成本之比,具体包括立法效益、执法效益、司法效益、诉讼效益、守法效益等。本文指出要提高法律效益,最根本的是要降低法律成本,提高法律收益。     

法律效率量化框架的理论研究——兼论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对此框架的应用

通过对各个法律效率评价标准进行评述,提出法律成本收益分析法是测算法律效率的可操作的有效标准。在理论上将法律成本进一步分解为法律制定成本与法律实施成本,其中,法律制定成本属于沉没成本,不应纳入法律效率的评价模型之中;法律实施成本包括脱序成本、第二类摩擦成本及失益成本。对于法律收益,提出以法律目标为指引的确定方法。本文同时给出每一类法律成本及收益的具体测度方案,并构建出法律效率量化的理论框架,最终通过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验证了该理论框架的可操作性,从而使得法律效率评价成为可能。     

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依法治国 ,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 ,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 ,管理经济文化事业 ,管理社会事务 ,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 ,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江泽民同志这段讲话 ,高度概括了我们党治理国家的基本方针 ,指明了“法治”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高度把握和阐释了依法治国这一方略的基本含义和基本内容 ,从而表明了党在今后领导和执政方式的基本形…     

三种法律起草模式探析

本文通过对行政机关起草模式、法学专家起草模式和执业律师起草模式的利弊分析、成本收益分析的论述,试图寻求一种最佳的法律起草模式,以进一步实现立法工作的民主性、科学性和效益性,把法律起草工作推向社会、推向市场。     

依法治理的客体、内容和重点

对于依法治理的客体、内容和重点,理论界有不同的学术观点,实际工作者也有不同的理解和把握。有的学术文章对客体与内容分不很清,有的把内容和重点混为一谈,对依法治理实践带来一些消极影响,有必要进行澄清。一、依法治理的客体依法治理是依法治国的实践推进。依法治国就是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使这种法律和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根据对依法治国的这一科学概括,…     

试论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办案自主权——从组织法角度进行观察

组织法,乃关于组织机构设置、人员安排和权力配置之法律。组织法建立起来的组织结构是相关角色或人群之间固定化关系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因法律的确认而成为较稳定的形式,不过,对结构进行的研究若离开了该结构所要发挥的功能,往往不容易看清不同组织结构模式的优劣,也就不容易作出明智的制度选择。组织法之立法活动并非将机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