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未成年人法律体系研究

域外的发展历程表明,构建未成年人法律体系是历史的必然,国家亲权和儿童人权是理论基础,儿童最大利益是核心原则,保护制度、福利制度和司法制度是三项基础性制度,专门立法是主要形式.我国应当合理借鉴域外经验,吸收其中规律性、普遍性的做法,立足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的现实情况,进一步完善以《宪法》为根本依据,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为统领,以未成年人单行立法为核心支柱,以部门法中未成年人的特殊章节或条款为重要来源,以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为细化配套规定的未成年人法律体系.     

未成年人民事权益司法特别保护机制研究

涉及未成年人事务的处理应坚持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该原则在民事诉讼中强调程序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但我国现行法律的局限使法官审理未成年人民事案件时在程序上遇到障碍。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立案速调机制、委托调解机制、诉讼阐明机制等挖掘和整合了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各种诉讼机制,为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提供了程序资源。     

困境儿童源头预防工作探索

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流浪未成年人也呈现增多之势,成为青少年保护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是产生流浪未成年人的主要群体,解决流浪未成年人的问题,其根本出路就是从源头上预防困境儿童外出流浪。     

论未成年人民事诉讼制度

由于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诉讼行为能力,因此在当前的法律制度下,其所有诉讼行为,包括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行为必须通过法定代理人来实现,因此诉讼代理人的人选实际上是由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来决定。但由于我国对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的确定方式相对简单、法定代理人对未成年人利益表达渠道的过度垄断、未成年人民事诉讼法律援助较为薄弱,这就迫切需要对现有的法律制度予以完善,以更好地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加以保护。     

农村留守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现状与完善

一、农村留守未成年人概述 （一）农村留守未成年人的概念 留守未成年人相关概念的提出要追溯到1994年，上官木子在《留守儿童问题应引起重视》一文中提出了“留守儿童”这一概念。对农村留守未成年人的概念问题，学界还存在着许多争议。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段成荣和周福林的主张，他们认为：农村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者一方因外出打工，而离开户籍所在地，不得不将孩子留在家乡，因此留守儿童不能和父母在一起共同生活。     

略论发达国家未成年人保护的特色及启示

发达国家未成年人保护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保护理念上,以未成年人为本,重视未成年人的法律主体地位,强调从未成年人个体权利角度出发,对未成年人进行保护。二是在保护内容上,遵循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围绕儿童四大基本权利,对未成年人实行全面保护。三是在保护方式上,注重官民并举,充分发挥民间社会力量,实施对未成年人的综合保护。发达国家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先进理念与经验对我们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美国未成年人检察制度

美国未成年人检察制度在践行"国家亲权"理念与"儿童最佳利益"原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机构设置、管辖范围及检察程序等方面呈现出与成人检察制度不同的特点。近年来,随着对未成年人犯罪与偏差预防、呈请与起诉、矫正方式与效果的深度反思,美国未成年人检察制度特别是未成年人案件移送模式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与趋势。     

困境儿童不再无助——未成年人社会保护中心的性质分析及职能完善

未成年人社会保护中心作为民政部门的下属机构,是救助困境儿童的专门机构,它具有发现、救助和安置困境儿童的完备职能。我国现行的政府领导、民政牵头、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长效救助联动机制为困境儿童获得救助、得到维权和健康成长提供坚实的保障。为促进未成年人社会保护中心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完善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立法、建立管办分离的救助机制以及加强未保中心人员配备等措施必不可少。     

构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一体化机制的基本思路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一体化机制是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践行"儿童最大利益"基本原则、达成司法公正与效率间平衡、体现检察精细化管理创新理念及接轨少年司法制度发展趋势的重要价值。因诉讼成本激增、未成年人犯罪高发及未检案件特殊性的原因,必须要全面推进未检一体化机制。在设计具体的未检工作机制时,应当首先进行理念的重塑,其次进行主体制度的构建,最后还要配套相关的制度。     

人权保护对国际未成年人监护法律制度的影响

未成年人监护法律制度的发展深受人权保护思潮的影响.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确立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父母共同责任原则、父母首要责任原则、社会广泛支持和公力救济原则反映了各国未成年人监护立法的潮流.人权思想同时也对国际监护的冲突法产生了重要影响,人权因素在具体的国际司法适用中也存在限制.     

民事诉讼费用制度与司法公正关系考——兼论我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的立法缺陷

人们选择司法是因为相信司法是维护公平正义的,但在司法实践中,司法不公的现象已成为社会的痼疾.作为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事诉讼费用制度对司法公正的影响不客忽视,而我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存在着缺陷.应积极稳妥地推进制度建设,并赋予国民如不服诉讼费用的决定可提起上诉的权利,加强诉权对审判权的有效限制和监督,以从真正意义上对诉讼费用制度予以规制.     

民事虚假诉讼认定的规范化探讨

民事虚假诉讼的规制制度在不断完善,大量的民事判决反映出的却是虚假诉讼认定存在不规范的问题。诉讼主体举证责任不清晰、举证标准不明显、法院行使职权不积极已成为虚假诉讼认定不规范的突出表现。产生问题的原因在于对民事虚假诉讼概念范围界定不明确、规范目的理解有偏差、虚假诉讼规制制度使用过度,因此,应该在厘定民事虚假诉讼的概念范围的基础上实现司法居中裁判的回归。为了实现虚假诉讼认定的规范化,应当加强虚假诉讼的事前规制,明确制度的谦抑性,增强判决的说理性。     

胜诉方负担民事诉讼费用研究——由深圳中院诉讼费用复核第一案引发的思考

当事人有限度负担诉讼费用和败诉方负担诉讼费用是各国诉讼费用负担规则通行做法。但司法实践表明,机械、绝对地适用败诉方负担诉讼费用规则会产生假性正义而背离公平和正义。在特殊情形下,由胜诉方负担诉讼费用符合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义原则,应当借鉴国外民事诉讼费用负担规则基础上,结合我国实体法的规定和具体案例,确定民事诉讼胜诉方负担诉讼费用规则。     

浅议检察机关对恶意民事诉讼的监督方式

恶意民事诉讼行为极易给案件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也不断困扰着我国的司法实践。如何发挥检察机关对恶意民事诉讼行为的监督作用已经引起学界广泛的关注。应当采取多种监督方式相结合的模式建立针对恶意民事诉讼行为监督的机制,充分发挥检察监督职能。     

行政因素介入民事诉讼的程序性探析

民事、行政诉讼交叉案件,是在法律事实彼此相关联,在程序处理上交互影响或者互为前提的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案件。民行交叉案件种类繁多,这里主要研讨以民事争议为主、行政问题作为附带问题的案件和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并重案件的程序处理问题。尝试从赋予民事审判庭对相关行政行为一定的司法审查权的角度,借鉴日本当事人诉讼制度解决目前我国司法现状面临的诉讼瓶颈。     

民事虚假诉讼的防范和查处机 制简

虚假诉讼作为民事诉讼的“畸形”产物有愈演愈烈之势,直接表现是利用诉讼手段侵害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权益,严重干扰正常的司法工作,破坏司法秩序。构建完善的民事虚假诉讼查处机制,包括线索发现机制、协作配合机制、线索移送机制和办案协作机制,并运用民事、行政、刑事手段进行不同处断,以维护司法权威、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程序并行和接轨

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现行程序法制构造,难以应对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密切关联且混合并存的复杂案件。在受害人的损害由民事侵权、行政侵权、受害人的过错,乃至于不可抗力、意外事件等多种原因共同作用而造成的情况下,单一的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均无法高效、低成本且全面地保护受害人的权益。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构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民事附带行政诉讼制度,从而实现行政救济与民事救济制度的并行与接轨。     

论当事人诉权之保障

诉权是当事人请求法院运用审判权解决民事纠纷或保护民事权益的权利。回溯民事诉权理论的历史源流,有助于分析我国民事诉权内涵的发展并提出新的认识。考察我国民事诉权立法缺陷和司法运行的偏离现状,有助于提出有针对性的制度建设途径。在诉权保障体系构建之后。应着眼当事人滥用诉权的社会现实,探讨对民事诉权滥用的制约机制。     

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职权主义

普通的民事诉讼已有一定的职权主义色彩。立法者对公益诉讼结果的正确性应有更高要求,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可能需评估未来的事实,现行法对救济方式缺乏具体规定,强制执行具有持续性且需执行机构深度介入,所以,公益诉讼更应采职权主义。现行法关于公益诉讼的部分规定虽呈现出较强的职权主义,但却违反了平等原则。平等的职权主义在释明、依职权调查证据、判决内容的确定等方面都应有所体现。     

完善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几点建议——与日本司法救助制度的比较

诉讼救助制度是保障当事人接近正义的客观需要,也是当事人的一种诉讼权利。我国应建立相应的司法救助申请救济制度,对于驳回的司法救助的申请应允许当事人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