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南海政策的起源及演变

美国的南海政策起源于20世纪40、50年代。对于当时中、法、日之间的南海岛屿争端,美国政府声称其对南海岛屿无主权声索,而且不会为菲律宾争取主权,对相关国家的声索不持立场。但是,美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考虑如何处置日占南海岛屿问题时,却以地理、区域安全为理由认为中国以历史证据为依据的南海主权声索不仅软弱无力,而且中国的领土扩张会造成周边国家的不安,所以在考虑处置日占南海岛屿过程中一直反对将南沙群岛归属中国作为政策选项。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政府更是基于冷战地缘政治考虑,主张台湾、菲律宾、南越政权分治南海从而阻止"共产党中国"对南海岛屿拥有主权。美国当前的南海政策与其历史上的南海政策是一脉相承、异曲同工的。     

菲律宾南海政策:利益驱动的政策选择

菲律宾南海政策的利益驱动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安全和经济利益,在没有任何合法依据的情况下宣称对南海部分岛礁及海域拥有主权和管辖权;二是利益因素一直是影响其南海政策的主要因素。正是因为菲律宾南海政策具有利益驱动的鲜明特征,所以它更容易在国际环境相对有利的条件下,受国内军方和能源利益集团的推动,从而表现出激进化的特征。2011年以来,菲律宾激进化的南海政策恶化了中菲关系,加剧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对立,给中国周边环境带来了不利影响。菲律宾激进的南海政策既考验着中国南海维权的底线,也考验着中国经营周边战略环境的智慧。中国的战略应对不但要着眼于南海问题的具体事务,而且要有更长远、更清晰的战略研判。     

“五不”政策:美国南海政策解读

针对纷争不断的南海主权争端,美国多年来形成了对主权争议不选边站队、反对妨碍航行自由、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三不"政策。但是近年来,随着菲律宾和越南等国不断在南海寻衅滋事,南海紧张局势持续升温。出于对中国崛起的疑惧,美国开始积极地介入和干预南海事务,在旧有的"三不"政策基础上,对其南海政策做出两项直接针对中国的调整,即反对以历史依据提出主权声索和反对以双边谈判的形式协商解决南海争端,从而形成了美国针对南海的"五不"政策框架。在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美国日益偏离其对南海主权争议的"中立"立场,在偏袒菲律宾和越南等国挑衅行为的同时,公然挑战中国多年来坚持的南海政策立场,导致南海主权争端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     

双层博弈视角下菲律宾南海政策的变化研究(2010～2020)

2022年5月,菲律宾将迎来新一轮大选,杜特尔特也将卸任总统.而每次大选都是菲律宾南海政策变化的重要转折点.从2010年到2016年"南海仲裁案"后,菲律宾的南海政策,由阿基诺三世时期的追随美国与中国对抗,转向了杜特尔特政府与中国关系缓和,也开始由激进对抗转向合作姿态.但是,即使是表现出亲华倾向的杜特尔特政府仍旧存在着机会主义倾向.如何理解菲律宾政府南海政策前后变化的原因?借助双层博弈理论,文章通过对"仲裁案"前后5年的菲律宾南海政策进行分析发现,这既是菲律宾当权政府与国内反对派政治精英博弈,为了大选争取国内宗教势力、军队以及民众支持的选择,也是中美两国地区战略对菲律宾政府施加影响的结果.在该过程中,不同行为体都利用自己手中的博弈筹码,从而最终影响了菲律宾政府的南海政策走向.     

佐科政府南海政策初探

印尼不涉及南海"争议"岛礁的主权声索,其南海政策的实践以维护自身在南海的主权、经济、航行和区域政治利益为主要目的,在南海问题上一直努力扮演着"调解人"的角色。佐科总统提出的"世界海洋轴心"战略构想不仅为印尼国家的发展指明方向,也将成为新时期指导印尼南海政策发展的指导性纲领。     

反制美国“长臂管辖”之道——基于法国重塑经济主权的视角

"长臂管辖"已逐渐代替传统军事武器,成为美国维护国际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利益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其滥用对他国经济主权构成了严重威胁。鉴于对"长臂管辖"的研究已经超出传统法律范畴,本文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进行扩展,基于国际经济竞争、全球治理挑战、大国战略博弈三个维度来解释美国滥用"长臂管辖"的动因,并对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和战略考量等进行深入剖析。结合法国遭受"长臂管辖"打压的历史教训,文章系统梳理了近年来法国以重塑经济主权为核心的反制措施:一方面,在欧盟层面积极推动建立相关"防御性"措施,抵御美国霸权主义行径;另一方面,在国内采取"攻防兼具"的思路部署相关立法和经济政策工具,并取得积极成效。比较而言,法国经验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价值,为他国反制美国"长臂管辖"提供了重要启示。     

国内政治与南海问题的制度化——以中越、中菲双边南海政策协调为例

本文通过对中越、中菲南海政策协调的分析表明,三方在功能性问题上存在着极强的合作可能性。但功能性问题的特点是容易产生矛盾。在对主权存在不同主张的情形下,由于担心资源开发的收益分配不公平,深化合作的政治基础并不牢固。越南和菲律宾由于人地资源矛盾突出,对海洋资源的渴求显著强于中国,其南海政策极易获得国内的高度支持,这是越南和菲律宾不会在南海争端中让步的原因,也是其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仍表现强硬的根本原因。中越在南海问题上的双边制度化程度要高于中菲,其原因在于中越之间存在更紧密、更深入的关系,多个议题制度化的成果及经验外溢到南海领域,使双方高层在战略上容易达成共识,并对两国的国内决策和执行产生强大的约束力。理解越南和菲律宾南海政策的差异,还需要挖掘两国更多的国内政治经济因素。越南、菲律宾政府各自都面临着来自国内利益和相关部门的挑战。可以预计,国内利益多元化将使其南海政策更加难以协调。     

菲律宾海洋管理制度研究及评析

近年来,中菲围绕南海主权争议不断,尤其是"黄岩岛对峙事件"和"台湾渔民被射杀事件"严重影响了中菲关系,但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菲律宾加强海洋管理和海洋执法管理的事实。为了避免此类事件再次上演,维护我国海洋权益,本文试图对菲律宾的海洋管理政策、海洋立法、海洋执法管理以及与之相关的管理体制等多方面的管理制度进行研究、评析,并期望对我国加强海洋管理有所借鉴。     

南海仲裁案与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

近年来,南海"U形线"突然受到来自国际社会某些成员的质疑。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针对菲律宾提交国际仲裁的关于U形线以及该线所产生的历史性权利所涉及的国际法问题展开讨论和解析。国际法是一个立体的系统,仅仅局限于单一的法规无法解决当今社会诸多复杂的实际问题。在南海问题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能作为仅有的国际法依据渊源。U形线在国际法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中国在U形线范围内主张的法律权利,都是在国际法的框架下享有的应有权利。除领土主权和主权权利之外,中国还享有国际法上的历史性权利。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在南海U形线内的历史性权利不甚了解甚至有重大误解,这与中国政府历来未明确U形线的法律地位有关。在未来调整对U形线以及历史性     

《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范围问题再分析

美菲两国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范围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在特朗普政府之前，美国为实现其总体的对外政策目标，在该条约是否适用于南海的问题上刻意保持模糊性，没有明确宣布该条约适用于南海，同时美国拒绝将菲律宾提出主权要求的南海争议岛礁纳入该条约的适用范围。特朗普上任之后，随着美国的对华战略和南海政策发生重大改变，特朗普政府不仅明确宣布《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南海地区，而且试图把中国的两个岛礁美济礁和仁爱礁也变相纳入《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范围。特朗普政府的这种政策调整被拜登政府继承。美国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范围问题上的政策调整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威胁了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马来西亚务实南海政策及其新变化

作为南海争端声索国之一,马来西亚对南海东南部12个岛礁提出主权声索,并已武装占领了其中5个岛礁。与此同时,马来西亚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持续不断地开采南海油气资源,成为该海域油气开采的最大获利者。长期以来,马来西亚出于经济利益及防务安全的考量,实行务实的南海政策,尽量避免军事冲突,以政治外交手段捍卫其南海既得利益。近年来,随着南海局势的新发展,马来西亚的南海政策也发生了新变化,对华忧虑明显加深,但经济考量仍然重于主权争端;保持对中国的戒备性反应,但与中国防务合作亦不断加强;推动南海问题东盟化,反对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的立场有所动摇。     

2014年菲律宾政治、经济与外交形势回顾

2014年,菲律宾国内政治局势因为"猪肉桶案"而引发剧烈震动。众多参议员、众议员和政府高官被爆出贪腐丑闻。阿基诺因为"支出加速方案"被裁定违宪以及通过修宪以实现连任的企图而受到多方指责。经济形势在取得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经济成果无法惠及普通民众以及如何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困境。菲律宾将中菲南海问题提交国际仲裁的程序仍在继续。与美国、日本、越南等国关系的增强进一步刺激了菲律宾敢于继续恶化中菲关系的冲动。     

菲律宾南海政策激进化的内外动因探析——以多重制衡理论为视角的研究

随着中菲南海争端的持续发酵,南海问题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但已有研究的重点大多放在国际和单元这两个层次上,对于个体层次的分析相对欠缺,而将国际、单元和个体三个层次综合起来研究菲南海政策激进化原因的成果更是付之阙如。文章认为,个体层次因素是菲律宾南海政策激进化的主因,国际和单元层次因素是辅因,并借助多重制衡理论对此进行了论证:菲南海政策的激进化是由阿基诺三世为了制衡菲军方的政变企图从而维护自身执政地位所致,菲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和美国的制衡都是服务于制衡军方政变企图的目标;对菲军方、中国和美国的制衡主要通过巩固美菲同盟这一"一箭三雕"的方式来完成;菲执政者激进的南海政策是以牺牲菲国家长远利益和国民的福祉为代价的。基于多重制衡理论的视角,新上台的杜特尔特政府对其前任激进的南海政策大幅调整的可能性不大。鉴于菲激进南海政策的上述诱因,文章认为,中国应把改善中菲关系的着力点放在建构良好的中菲军事关系上。     

南海问题的合作安全与集体安全之辩

南海问题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对南海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但因为多方面的原因,南海问题在今天演变为一个涉及"六国七方"且有域外势力插手的主权争端问题。近期来,因区域外势力强势介入及南海周边某些国家的不负责行为,南海因主权争端而出现紧张局面。维护南海和平,符合所有相关国家的利益,也是大多数国家的愿望。在南海主权争端问题上,目前出现了集体安全与合作安全两种理念。比较两者,合作安全更有利于南海主权争端的解决与持久和平。     

南海环境保护合作之路:欧洲的经验和启示

近两年来,在南海沿岸国的共同努力下,南海地区保持了相对稳定的良好态势,为中国和东盟构建功能性的区域海洋合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氛围。鉴于环境合作的潜在高政治/安全属性,南海海洋合作应优先选择海洋环境保护领域,以区域环境保护合作促进区域层面的综合安全合作。比较欧洲北海—东北大西洋、波罗的海和地中海三大海区的海洋环境保护合作实践,可以从中提炼出适合南海地区构建海洋环境合作的要素和模式,为中国与东盟在关于"南海行为准则"约束力问题上的磋商拓宽思路,并且为构建机制化的长效区域海洋合作、推进区域一体化提供有益的政策参考。     

调整与延续:杜特尔特政府的对华政策

2016年杜特尔特总统执政以来,菲律宾政府调整了对华政策,在南海问题上采取主动降温的方式,加强了与中国的政治沟通和经济合作,放弃了"联美制华"政策,转而奉行"大国平衡"政策。这种调整使得中菲关系得以平稳有序的发展。不过,杜特尔特总统仍然继承和延续了菲律宾的一些传统政策,主要表现在南海问题上坚持领土要求,坚持南海仲裁案的结果,以及对美国的防务依赖性。     

德国南海政策的新调整：动因与制约因素

近年来,德国南海政策调整越发明显。政治层面,德国除了在欧盟框架内发声,还越来越频繁地就南海问题独立表态;外交层面,德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合作由经贸合作向安全议题合作拓展;军事层面,德国海军的南海地区行动从谨慎克制向追求积极有为转变。德国南海政策调整的原因是多样的,既有国家层面安全和外交政策转型的驱动,也有地区层面国家竞争和区域利益的共同作用,还有国际层面的威胁认知和“全球力量”身份塑造的推动。然而,德国政治精英的立场分歧、军事能力和社会民意的限制、价值观外交路线和对华经贸关系的制约,都将成为德国深度介入南海问题的阻碍因素。中国应密切关注德国南海政策动向,在稳固双边经济贸易关系,拓展在人为气候变化、海洋污染、能源转型等议题合作的基础上,推动中德关系朝健康稳定方向发展。     

菲律宾南海政策转变背后的国内政治因素

阿罗约执政时期,中菲在解决南海端问题上取得了一定进展。然而,阿基诺三世当选后,菲南海政策出现了从温和到激进的转变。对这一现象,已有研究大多强调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对菲南海政策的影响。与此不同,文章试图从菲国内政治的角度出发解释其南海政策的转变。文章认为,受阿罗约政府贪腐丑闻的影响,中菲南海合作在菲遭遇"污名化",菲社会出现了不利于南海合作的舆论氛围。阿基诺三世上台后,通过推行激进的南海政策来标榜自己"清廉、坚决捍卫国家利益"的形象,并借力民族主义打压阿罗约及其政治盟友,而在"反腐"与"民族主义"旗号下悄然进行的,别是一场服务于阿基诺三世个人及其家族利益的"政治清算"运动。     

菲律宾华人政治地位的变化

从二战结束至70年代中期,菲律宾政府对华人实行的严厉入籍政策,使华人在菲律宾社会政治生活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1974年中菲建交后,华人成批入籍,从侨民转变为公民,基本上享有与菲律宾土著同等的法律地位和政治权益,也因此提升了华人的经济地位.菲律宾华人在继续保持出色的经济活力的同时,也开始表达参政意识,谨慎地参与各种政治活动.然而,菲律宾社会还存在着排华潜流,影响华人在政治上得到当地社会更广泛的认同.     

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的现实困境与博弈破解

近年来,南海主权争端愈演愈烈,一些国家无视我主权主张,不断加紧对我国南海南部丰富的油气资源的侵蚀。本文从博弈论视角对南海油气资源开发争端进行描述,分析南海争议各方油气资源开发的主要策略选择。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是解决南海问题的最行之有效的手段。然而,这一主张提出了十几年的时间,至今没有得到有效实现,学者们也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原因。本文从非合作博弈论的视角阐述了这一主张未能得以实现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实现这一主张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