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模式演进:基于公共价值视角的研究

随着全球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城市的形态、结构和承载的内涵发生了明显变化,作为城市的基本单位,城市社区也受到外部变化的冲击和内部调整的共同影响,呈现出新的特点,也产生了新的问题。本文以PV-GPG理论框架为视角,回顾和梳理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发展变迁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初期以管制为主、政府通过行政途径实施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逐渐转向政府支持,社区负责组织和提供服务,以发展社会资本为目标,而当前的城市社区治理由政府主导,社会、社区、市场多元主体合作互补来实现冲突的调解和公共需求的满足,体现了基于公共价值的治理思想。展望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变化和新情境,城市社区治理中仍应重视公共价值,并以促进价值生成作为治理目标。     

治理理论与公共产品的相关性探析

随着治理理论的兴起,出现了不同的治理模式。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治理理论产生发展和治理模式变迁的研究探讨主要集中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层面。本文从公共经济学角度入手,认为治理理论的提出以及治理模式的发展变迁与社会生活中公共产品的发展变化相关,即与公共产品属性的变化、人们对公共产品需求的变化以及公共产品供给的资源环境、技术手段的变化相关。本文采用历史研究和规范研究的方法,通过考查治理理论产生发展、治理模式变迁与公共产品发展变化的关联性来论证上述假设和相应观点,希望为理解治理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即从公共产品的角度来解释治理概念的提出以及治理模式的发展变迁。     

社会治理模式嬗变中的“总与分”

如果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的话,则与每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相对应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典型形态分别为统治型、管理型和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前工业社会是家国一体的社会,与社会的一体性一致,作为当时主导的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表现出明显的总体性。随着社会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增加,在工业社会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成为主导,与工业社会分化的主流同向,公共行政也成为一个极度分化的领域。随着后工业社会门扉的推开,服务性社会治理模式作为一种成长中的治理模式,将一反工业社会中治理"分化"的潮流,走向总体治理。     

跨界公共危机治理组织间网络:模式选择、现实挑战与构建路径北大核心SSCI

公共危机的跨界属性具有复杂的形成机理,是风险关联性、要素流动性、系统复杂性、区域关联性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跨界公共危机属于典型的“棘手问题”,科层制模式对其治理存在失灵现象,而介于科层制和市场制之间的组织间网络模式成为与之相适应的理想选择。然而,组织间网络具有独特优势和可能缺陷并存的二重属性,中外学者都对其进行了冷静思考。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模式,构建跨界公共危机治理组织间网络在科层制组织结构惯性影响、网络成员目标不一致、网络成员间协同、信息共享、社会主体能力等方面面临多重挑战。基于此,构建跨界公共危机治理组织间网络,应从风险认知、结构优化、过程控制、制度发展四个维度,采取树立整体性治理理念、调适以应急管理部为核心的综合性体制、形成均衡的全过程机制、完善制度保障体系等系统化措施。     

论风险社会下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创新

在风险社会下,由于群体性事件增加引发政府治理能力弱化、城乡差距过大诱使社会风险程度增加、多元民族价值观冲突激化社会矛盾、生态环境恶化凸显农村治理风险,创新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迫在眉睫。然而,由于供给总量严重不足、供给主体单一、供给决策机制单向、供给管理效率低下,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创新又受到诸多制约,应通过创新供给主体模式、资金筹集模式、决策模式与监督模式加以解决。     

电子政府对官僚制的创新与超越

电子政府是信息社会政府治理的核心模式,其实质就是把工业化社会的官僚制政府范式变革为新的治理范式.官僚制是最适应工业社会的组织模式和管理模式,电子政府是对官僚制的创新与超越.以公众为中心、顾客至上、政府绩效是电子政府治理的基本理念;行政组织结构的扁平化与网络化、公共权力行使分散化与民主化是电子政府治理的范式要求.     

“党建+”:社区治理的创新模式

社区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其治理模式在根本上由国家与社会关系决定并体现了权力在基层治理格局中的分布结构。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国家对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逐渐由纵向管控向横向互动转变。党组织作为基层社会政治权力结构的核心,所具有的引领作用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落实于新时期社区治理便形成了"党建+"社区治理模式。该模式承继了党组织在以往社区治理中的经验与智慧,遵循了新时期的社区治理逻辑并契合了社区治理目标,赋予社区治理中党组织建设以新的时代意蕴,是对社区治理模式的开拓与创新,是基层治理走向科学化、现代化的生成产物。可以说,"党建+"社区治理模式的生成具有历史必然性,同时也表明社区治理已经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论政府主导的公共危机复合共治之逻辑

公共危机治理模式的创新是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创新的重要内容和环节,对治理效果有直接的影响。我国公共危机治理模式的创新,在吸收借鉴国外相关经验和理论研究最新成果的同时,必须充分考虑中国所处的社会大背景,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公民社会发育不成熟的条件下,构建＂政府主导的公共危机复合共治＂模式,以应对全球风险社会和社会大转型所带来的日益复杂多样的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是一个较为理性的选择。     

公共管理视阈下公共治理权力效益的考察

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是两类不同的公共治理主体,两者都具有公共治理的权力。公共治理权力具有公共利益最大化和社会公平正义双重维度的效益。目前,在我国公共治理权力效益的实现和提升中存在着治理权力主体能力、权力结构及权力运行模式等诸多制约性因素和发展障碍。只有探究出相应的消解路径和对策,才能破解影响公共治理权力效益的困局,实现和提升公共治理权力效益。     

突发性公共事件治理模式分化及现代化转型

随着我国“国家-社会”关系的变迁，政府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方式实现了由管理到治理的飞跃。目前，我国形成了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和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目前，我国突发性公共事件治理三大模式的实践表现都未能满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因此明确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强化政府主导下“一核多维”的治理框架、推动多属性治理的法治化，能够推动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明确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加强公私协同关系的制度化建设、实现公私主体在协同关系上的情感嵌入是实现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现代化转型的路径。明确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强化社会主体的自治能力、促进与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的衔接，能够实现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     

长寿社会下全球公共治理新动向研究

长寿社会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新形态。参与长寿社会下全球公共治理体系建设,共建长寿社会治理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公共治理体系变革既是推进我国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也是全球应对长寿社会风险与挑战的必然趋势。长寿社会下全球公共治理需要遵循公正与平等、权利与尊严、生命周期、代际公平及参与五个基本原则,其核心议题主要集中于公共制度创新与多元主体治理体系构建、长寿红利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技术进步与年龄友好环境建设、家庭照料体系与文化变迁、健康不平等与社会公平五个方面。超前应对长寿社会的共同挑战,需要妥善处理"人口预测"与"人口发展""服务均等"与"分配公平""悲观论"与"乐观论"之间的关系,并着力探索"理念创新—制度构建—资源整合—战略把握"的全球公共治理新路径。     

重构公共政治文化的治理意义

当今的公共领域,最引人注意的现象是异质性较大且价值较为混乱,这根源于公共政治文化的缺位。传统单位社会治理无法解决现代公共社会治理的价值共享和利益共享问题,也不能在个体与公共组织之间建立新的文化和政治联系。所以,重构一种有序、多元的公共政治文化,对现代公共生活形式的生成和确立,具有社会整合和公共秩序建构的治理意义。     

后工业社会的服务行政建构

在人类社会逐步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发生着全面的变革。在社会治理领域,工业社会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将逐渐被后工业社会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所取代,公共行政的发展也将由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演变。服务行政作为后工业社会的公共行政模式,其服务导向、公正导向、公民本位、充分的开放性、德治与法治相统一的基本构成因素将充分地反映出这一领域后工业社会总体的发展趋势。     

风险治理中的社会参与--以国外经验为镜鉴

正风险治理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本文以国外治理经验为参照,详细探讨了政府应如何从扩展社会参与范围、构建参与平台、提高参与质量三个方面入手,引导社会力量在风险治理核心环节中发挥积极作用,并解决社会参与形式化问题,从而达到"全过程""全方位""全效果"的社会参与目标。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关,具有最大限度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能,在风险治理中更是肩负着不可替代的责任。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政府在风险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一是风险频发叠加,治理对象愈加复杂,政府作为单一治理主体,进行风险评估、分析、决策的难度加大;二是"人为的不确定性"本身也构成风险的一部分,尤其是人为导致的政策风险不断引发社会公众质疑,     

整体型治理的行动逻辑

整体型治理是继新公共管理运动后在全球兴起的一场治理革命,它是在当前公共治理碎片化和风险社会来临的背景下为解决棘手难题而进行的公共治理结构的重建。整体性治理是从新涂尔干主义途径来寻求公共治理的协调和整合,并且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来提升治理效率。当然,在寻求公共治理工具理性的同时,整体性治理通过恢复公民身份和发挥公民社会的作用来获得价值理性。     

共治性社区:农村社区的构建及其走向——“L村”农村社区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村民自治所遭遇的治理困境已愈发明显。随着农村社会治理转型与发展,农村社区建设在农村悄然兴起。L村农村社区的建设经验告诉我们:通过借助国家的介入与村庄内生的合作性共治方式,推进农村社区的合作治理,能够取得明显的效果。同时,共治性社区的治理,也符合当前乡村治理的制度逻辑,从而为当前乡村治理的转型及其今后的走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经验文本。     

区域公共管理中的地方政府职能与治理结构协同机制:一个新分析框架

城市群、都市圈、都市区发展将是新一轮城镇化的重要态势,区域公共管理治理模式应运而生。地方政府是区域公共管理的重要参与者,提升地方政府参与区域公共事务治理能力意义重大。梳理国内外已有研究,提炼出地方政府职能与治理结构协同机制分析框架,围绕区域公共问题,地方政府与上层级政府、区域内各级政府组织、市场和社会等主体间的互动是协调职能与治理结构关系的关键。浙江省"五水共治"与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两大案例的比较研究,验证了分析框架的理论预设,同时也发现要确保协同机制正常运行,离不开利益驱动机制与组织内技术化、专业化设置等适用条件。     

数字政府:演进阶段、整体形态与治理意蕴

数字政府建设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然而目前缺乏对数字政府发展的回顾与检视。通过对我国数字政府发展历程的分析,发现其经历了政府信息化、电子政务和数字政府三个阶段,形成了以公共平台为核心的智慧治理模式。数字政府发展带来双重治理意蕴:一是再造政府组织结构、提升政府职能履行能力、生成"数字空间"政府;另一是面临公民隐私、数字鸿沟、信息安全、治理效能和公共参与等难题亟待解决。未来数字政府建设不能只停留于功能意义上的精准治理、整体治理,需要进一步扩展至信息技术与公共治理融合创新的多重可能性,并从个体、组织、制度和价值四个层面作相应调整。     

走向公共治理:网络反腐的实践与启示

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网络反腐已经成为广受关注的社会运动.从历史实践的角度来看.网络反腐起源于公众舆论活动;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网络反腐由公众单向表达逐渐转变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双向互动,并逐渐朝着合作共治腐败的方向发展.作为公共治理的运动过程,网络反腐解决了中国公共治理的工具困境,在共同聚焦于腐败这一议题后,基于对善治目标的追求,各参与主体正在努力实现行为模式的转变,共同促进网络反腐的发展.网络反腐是中国公共治理的成功实践,实现社会的共治与善治,需要政府与社会公众分析所处的历史境遇,把握时代发展方向,不断深化对公共治理实践逻辑的认识与运用.     

摊贩治理中的社会组织:第三方机制及其实现

社会组织作为第三方机制介入政府摊贩治理行动的研究以浙江新埭镇摊贩治理行动为个案,以协同治理理论为理论支撑,从社会组织功能视角探究社会组织协同政府开展社会治理的可行性及实现路径。治理政策倡导、利益整合与利益实现、矛盾化解以及促进有序治理结构的生成是社会组织协同政府进行摊贩治理的功能体现。基于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反思,社会组织协同政府开展公共管理的长效机制要从社会治理空间让渡、健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机制、培育公共精神等方面加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