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建设

当前少年司法制度环境中存在诸多问题,无论实体法律体系还是审判制度都亟待改革和发展。本文以我国目前少年司法制度为研究对象,通过推动制度建设,有效整合各方资源,进一步改善少年司法环境,提高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防控成效。     

浅论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是刑法谦抑原则在少年司法中的反映,有利于修复被犯罪侵害的各种社会关系,防止犯罪人重新犯罪,顺利地回归社会。未成年人刑事前科消灭制度是各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主要内容之一,而且也成世界范围内未成年人刑事立法的趋势。本文在分析我国各地试行的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实践做法的基础上提出构建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建议。     

论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以未成年人保护为视角

探索少年司法和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新途径、新方法是检察机关立足检察职能、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检察机关在少年司法制度领域进行社会管理创新应遵循依法参与、关联参与以及有限参与的原则,以我国《刑事诉讼法》构建的少年刑事司法原则和制度为切入点,立足本职,延伸职能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     

英国少年司法政策变化之研究

将研究自《1969年儿童和青少年法案》实施以来,英国少年司法政策的变化。在经历福利模式和犯罪控制模式后,英国对现行少年司法制度进行了重大调整。在原先救助与保护的原则之外,根据变化了的刑罚理念、青少年犯罪现状以及社会舆论导向等因素,对少年司法制度更多引进了惩罚和预防的理念。这对于目前建设中的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构建和完善不无借鉴意义。     

少年司法改革中国进行时

今天的国际社会,少年司法制度建设水平已经被视为衡量一个国家的法治文明程度和人权保障程度的重要标志。在全球化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积极探索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如今,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所遵循的原则和理念,对少年权利已经形成了基本的保护框架,与国际少儿公约的宗旨基本一致。     

我国青少年刑事司法原则概述

我国的少年刑事司法制度遵循七个原则，它是我国少年刑事司法制度建立和完善的基础，新中国创立以来，针对少年犯罪设定了一系列法律处置规则，它与我国的少年刑事诉讼组织和程序、少年犯罪刑罚适用规则和少年犯罪刑事矫正规则共同组成了我国完整的少年刑事司法体制。     

不教而刑：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的立法反思

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历经近代以来的百年发展，整体呈现的是上升而非下降的趋势。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刑法现代化进程的缩影。《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逆势下调，虽然迎合了极端个案所引发的舆论压力，但既未经过严谨论证也缺乏正当性根据。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应否下调，需要厘清的是其背后所涉及的童年观、罪错观、保护观的争议与分歧，由此才可做出理性评判。若要对刑事未成年人进行刑法上的例外非难与谴责，学理根据上多采折中说，但亦须在立法与司法中予以严格限制；而在具体实现路径上，须以优先启动少年司法后例外剥夺“未成年人”身份为前提。对于《刑法修正案(十一)》下调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立法的反思，不应止步于司法限缩，其检讨意义在于警示我国应高度重视少年司法改革，尽快建立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形成少年司法与刑事司法二元结构体系。     

未成年人民事诉讼研究

未成年人民事诉讼是少年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落实儿童权利公约的重要体现。我国关于未成年人民事诉讼的立法、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都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在界定未成年人民事案件的范围、协调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与程序公正的关系以及完善法定诉讼代理制度等方面进行深入地研究和探索。     

美国未成年人辩诉交易运行机制研究

在美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绝大部分案件包括未成年人案件都可适用辩诉交易.而作为与刑事司法并行的司法制度,美国少年司法在恪守“国家亲权”理念及“儿童最佳利益”原则的基础上,亦逐步加大了辩诉交易的适用.刑事司法与少年司法双轨制下的未成年人辩诉交易在制度设计、程序运作及司法救济上存在一定差异,亦面临一系列质疑与规制.     

西班牙新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论纲

西班牙于2000年1月20日颁布了<5/2000法案>,规定了未成年人和青少年犯罪的所有实质性、程序性和行政性的干预规则,创建了综合性的刑事司法制度,该制度与自治区保护未成年人的社会服务相结合,为司法制度和司法措施提供了有效的支持.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在检察阶段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会调查更是重要的一环。该制度有利于全面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权益,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的少年司法目标。但目前,这项制度在调查机构、人员、调查报告的全面性、专业性等方面还有诸多不完善的地方,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     

论英美国家对少年罪错的早期反应——童年社会学的视域

回顾英美国家对少年罪错的早期控制史可以发现,在少年阶段尚未从成人阶段分离出来、少年罪错行为的特殊性尚未被认识、报应理论居于主导地位、传统社会控制机制能够实现对少年群体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并不需要单独处理少年罪错的司法机构,也不需要专为少年而设置的司法规则,少年司法制度这样一种专门对付少年罪错现象的正式控制机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从刑事司法制度中分离出来。     

希腊少年刑事司法制度改革

希腊于2001年新起草的少年刑法草案吸收了当代心理学、社会认知学和生理学等相关学科知识，将18至21岁这一年龄段虽已成年，但尚未成熟的年轻人纳入了青少年刑事司法体系，体现了当代青少年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趋势。希腊少年刑法特别注重教育思想，在司法实践中尽量避免适用自由刑，甚至允许将自由刑转换为罚金刑和公益劳动，视自由刑为最终手段。这对于犯罪青少年的教育、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法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评介

法国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关注较早.1945年颁布《关于少年犯罪的法令》以来,以未成年人保护、教育为基础建立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逐渐完善.为保障未成年人的权利,法律不仅设立了专门的审判机构,还规定了相当细致的对未成年犯罪人可采取的教育措施、处分与刑罚.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理论与构想

对未成年罪犯进行社区矫正不仅有利于保障未成年人人权、实现未成年罪犯再社会化,也有利于与国际少年司法制度接轨,因此建立和完善社区矫正制度有着现实的必要性。社区矫正工作虽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但随着社区的不断发展与成熟、社区居民素质的普遍提高以及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取得的成效,为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条件。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既需要制定专门性法律也需要完善相应的司法制度。     

加强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刑事司法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八条明确规定了刑事司法保护的方针和原则是：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就是刑事司法保护的体现。我国之所以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主要是因为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犯罪记录与前科分属不同的理论范畴,封存与消灭的内涵亦颇具差异,故不可混同使用'犯罪记录封存'与'前科消灭'。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总体方针与原则的视角考察,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具有完善少年司法体系、帮助犯罪未成年人重新融入社会的功能。但目前的制度设计中,适用范围过窄、查询主体泛化、封存程序过于原则、法律效力较为模糊、责任追究与...     

国家亲权理论与少年司法——以美国少年司法为中心的研究

国家亲权理论是英美法系国家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理论根基,它强调国家对未成年人的积极保护责任,要求超越报应主义观念,遵循"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来处理少年罪错行为。国家亲权理论对于克服刑事古典学派的弊端,推动少年司法制度的进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国家亲权理论在少年司法中的应用容易产生理念与实践之间的落差,如何缩小这种落差是英美国家少年司法改革的重要特征。中国的少年司法政策与国家亲权理论存在一定的类同之处,在今后的少年司法改革中应当注意吸收国家亲权理论与英美国家少年司法整合历程中的经验与教训。     

日本未成年人犯罪与预防——以日本福井县未成年人犯罪为调查对象

日本是世界发达国家中未成年人犯罪率极低的国家，学者提出了许多理论去解释这种犯罪状况。笔者通过对日本福井县的实地考察，发现这一现象与日本发达的少年预防犯罪体系及少年司法制度有关，其主要通过裁判所优先主义、审前的调查先行主义和观察监护制度、审判处理时的保护处分制度以及审后的社会复归程序等防治措施，确保有效地改造青少年和收到预防青少年犯罪的良好效果。其经验十分值得我国借鉴。     

关于完善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若干思考

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但依然没有自成体系的不同于成年人案件处理的司法制度。这严重阻碍了我国少年司法的建设和发展,不利于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也不利于对少年犯的教育和挽救。在此,笔者结合国情现状,对完善我国少年司法制度进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