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台湾地区刑事法中的推定

鉴于中国台湾地区刑事实体法师承大陆法系而刑事诉讼制度转投英美法系的现状,其推定制度有其独特性,作为分析的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从推定与犯罪构成的关系、法律推定与事实推定、推定的限制等方面,详细阐述了中国台湾地区相关的法制和法学发展,并提出对于中国大陆相关法律制度建立和完善的借鉴与启示作用：中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亟待完善．事实推定与间接证据证明的关系需要厘清,推定的设置和使用都应当有所规制。     

论事实推定和法律推定

首先研究推定的各种涵义,提出推定的基础是经验法则。然后集中分析事实推定与法律推定的概念特征及其相互关系,指出事实推定的实质是推理或推论;法律推定源于事实推定又高于事实推定,是在事实推定的基础上渗入了法律价值和政策需要,从而将事实推定的单纯经验逻辑上升为法律逻辑;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具有泾渭分明的区别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事实推定作为一个法律术语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刑事推定的现实意义研究

刑事诉讼活动中对犯罪构成诸要素进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极其困难。刑事法学界主张的推定试图解决上述问题,但仍有待深入探讨。法律推定彰显某种刑事价值,通过变更犯罪构成要件,在坚持较高证明标准的同时降低追诉犯罪难度;我们应正视法律推定在追究犯罪,贯彻相关刑事政策中的价值,但同时也要对其加以规范。事实推定本质是具体诉讼证明问题,为避免概念上的混淆,我们更应强调常规的证明方法,谨慎适用该概念。     

论推定的概念及其规则运用——从对一起借贷案的审判谈起

学界与实务界对推定概念众说纷纭,导致推定与证明之间的关系混乱,尤其是“事实推定”概念的存在,更使得推定与证明概念和关系难以厘清.为了在逻辑上理顺推定与证明的关系,推定只能被界定为一种法律规则,而所谓的“事实推定”本质上是间接证据推论过程,应属于证明概念范畴.推定制度的现代意义在于解决证明困难、实现证明标准统一、促进案件事实形式公正等诸多方面.现代司法应根据司法实践需要和可能性两方面来考虑推定规则的创制与运用.     

民事推定新探

推定包括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事实推定”不是真正的推定。“事实推定”是审判人员在具体案件中由基础事实推导出推定事实的活动。审判人员的“事实推定”,根据的是经验、逻辑法则、情理,盖然性等,不是法律的明文规定。法律推定分为：法律上的权利推定和法律上的事实推定。法律推定与法律拟制完全不同。法律推定具有多方面的诉讼价值。法律推定与证明责任关系密切。采用法律推定这样的立法技术的本质原因是客观证明责任的存在;法律推定导致主观证明责任的转移;法律推定不能转移客观证明责任;侵权法中的过错推定归责原则中,过错推定导致了“举证责任倒置”。     

从刑事推定视角论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完善

刑事推定构成了犯罪构成体系与刑事诉讼证明之间的联结点,从而使犯罪构成体系与刑事诉讼证明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两大法系的犯罪构成体系均具有推定功能,而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缺乏层次性,推定功能缺失,导致我国刑事证明实践的混乱。因此,需要完善我国犯罪构成体系,使其具有推定功能,以实现其对刑事诉讼证明的指导作用。     

论犯罪主观方面的推定

犯罪主观方面证明的困境使推定方法的引入具有必要性。犯罪主观方面的推定限于可反驳的事实推定。作为对证明方式的补充,事实推定同样可以达到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且其符合刑事诉讼的根本价值要求。我们可以通过相关制度规范规避事实推定的固有风险,发挥事实推定的内在价值。     

准法律推定——事实推定与法律推定的中间领域

在事实推定与法律推定之间,存在一类准法律推定,它是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各厅室、省级法院、检察院的名义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或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某问题发布的座谈会纪要等非司法解释性质的规范性文件中的推定。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类似的规范性文件。准法律推定符合法律推定在结构和效力方面的特征,具有特定的规范性文件作为依据,一般介于事实推定与法律推定之间。准法律推定出现的原因有三:我国多元化的规范性文件制定体制,更为灵活地应对司法实践中问题的需要,设置准法律推定受到的限制少,程序方面更为方便。从理论角度来说,准法律推定影响着理论上推定的分类,部分影响了从事实推定到法律推定的演进阶段,对于完善推定的规制具指导意义。     

论贿赂推定及其适用

推定 ,是一项证据规则 ,指司法者借助现存的事实 ,并据以推断出另一相关事实存在的一种假设。贿赂推定 ,是适用于贿赂案件的特有的一项证据制度 ,其具有自身特点、适用价值。认为贿赂行为推定认定是从法律证据角度提出来的一项证据规则 ,但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推定在认定贿赂行为的相关规定。为了司法实践的需要 ,建议对贿赂推定予以技术设计 ,在立法上作出规定后 ,运用于司法实践中来。     

我国亲子关系诉讼中推定规则适用之实践观察与反思

我国《婚姻法解释(三)》首次规定亲子关系诉讼中的推定规则,该规定结束了长期以来各界关于能否适用推定认定亲子关系的争论,将亲子关系诉讼中的事实推定上升为法律推定.然而,观察三年来亲子关系诉讼中推定规则的适用状况,发现裁判者对其适用范围、适用条件以及原告范围等问题理解不同,导致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现象频现.对此,既要在理论层面使裁判者明确亲子关系诉讼中推定的逻辑结构和法律效果,正确处理推定与亲子鉴定在亲子关系认定问题上的适用关系并合理配置双方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义务;又要在民事立法层面建构完善的亲子关系推定及强制认领制度,保障亲子关系诉讼中推定规则的有效实施.     

论民事推定证据制度的完善

民事推定是“谁主张谁举证”这一基本证据制度的补充,其实质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重要内容,它免除了原告对推定事实的举证责任。国外法学对推定的研究比较成熟,而我国虽然有些立法推定,但是法学理论界未能深入探讨,导致司法审判实践的混乱。本文审视了当今民事推定的发展趋势,揭示了我国民事推定证据制度存在的问题后,对民事推定的基本概念、法律意义、法哲学基础、构成要件及其适用作全面的分析、归纳,并提出自己尝试性的观点,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推动民事经济审判中证据制度的改革走向深入。     

澳大利亚刑事推定证据规则适用研究

澳大利亚刑事诉讼证据规则中,刑事推定包括事实推定与法律推定,法律推定之中又涵盖可反驳的法律推定与不可反驳的法律推定.为了让证据在控辩双方中充分博弈使其越辩越明,刑事推定中的多数推定都是可反驳的推定,不可反驳的法律推定类型往往很少且逐渐成文化.可反驳的(事实与法律)推定之间常常存有冲突,各种可反驳的证据之间并无优劣顺序之分,解决冲突的路径则交由控辩双方的证明责任,法官依举证责任的分配来确定采取哪方证据.     

对犯罪构成刑事推定功能的质疑——兼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之证明责任分配

四要件犯罪构成改革论者将刑事推定对象泛化,是对无罪推定原则的公然违反。犯罪构成与刑事推定之间是一种原则与例外的关系,刑事推定以修正犯罪构成的方式降低证明难度是出于诉讼效率及其他刑事政策的考虑。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本身证明的困难使得其缺乏实践操作性,在以坚持四要件犯罪构成维护司法公正基础上,有必要设置刑事推定以修正其犯罪构成,增强本罪名的可操作性。     

论推定对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影响

推定功能的发挥依赖于其对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产生的影响。法律推定与事实推定对证明责任分配的影响不同。法律推定是证明责任倒置的实现方式,其对证明责任的倒置配置具有确定性,不随具体诉讼的进行情况发生变动;事实推定是引起证明责任转移的原因。推定与无罪推定原则不相矛盾。     

论合同的有效推定

通过合同有效推定可以使诉讼中的非主要争点免于举证;可以缓解某些证明上的困难,避免关于推定之事实因证据缺乏所生程序上之僵局;可以避免民事关系的不稳定状态,较为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有利于公平地分配当事人之间的举证责任。从而最终体现在稳定发展经济上:在鼓励交易维护交易安全的同时,尊重合同当事人的意愿,但又有国家法律赋予的约束。这中间利益的平衡是比较完美的,所以对合同有效推定的推崇极具有现实意义,同时也是对民事推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法律推定的博弈分析

推定是在无直接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认定法律事实的一种手段。在一些涉及当事人的提供证据材料义务和有说明责任的推定中，包含丁关于嫌疑人的理性人假设，推定规则也体现了立法者与当事人之间的博弈关系。利用博弈论方法指导相关立法活动对立法宗旨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推定的界限及适用

对推定界定不清和运用不当是目前证据法研究中十分突出的问题。应当厘清推定与证明(推论)的关系，二者存在事实认定义务、认定方式、证明要求和证明责任承担上的差异，且性质不同。事实推定的概念混淆了推定机制与证明机制的区别，而且在我国可能破坏法治、冲击无罪推定原则。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只有极少量的明示和暗示证明责任转移的规范才是推定规范。应当根据实践需要设立和完善推定规范，但必须考虑我国刑事司法模式和司法资源的对比关系谨慎为之。     

我国刑事推定规则之构建

刑事推定规则分为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目前,我国尚未构建系统的刑事推定规则。我国运用刑事推定存在的问题包括:推定的实体性规则不完善,推定的程序性规则缺失,运用证据的原则未予明确。应当从三个方面构建我国的刑事推定规则,即确立推定的基本原则,包括必要性原则、基础事实真实原则、高度盖然性原则、不得二次推定原则和可反驳原则;构建实体性规则,其任务是界定推定可以适用的范围,包括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适用的范围;设置程序性规则,其中如何设置对推定的反驳程序是最为重要的内容。     

从逻辑到法律:推定改变了什么

推定是根据法律规定,在基础事实被确定为真(或不需要基础事实)的条件下,确定推定事实为真的法律规则。推定基于经验法则或社会政策对证明强度作了人工强化。区分推理、推论和推定有重要意义,推理只关注形式的有效性,推论同时关注内容真实性和形式有效性,所谓事实推定本质上属于推论。推定对裁判者的自由心证构成了局部侵蚀,同时推定具有转移或倒置证明责任的重要功能。推定的强度可以从其相反推论所需强度来解释。在关注推定的积极功能时还应关注推定的消极功能,在推定设定和适用中实现权利(权力)、价值的综合平衡。     

论诉讼模式对推定的影响——以台湾地区法制和法学研究为例

从台湾地区法制的变革和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可以看出,诉讼模式对于推定产生着重要影响。具有转移证明责任效力的法律推定,只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存在;而事实推定则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都有存在的空间。这对中国大陆学者开展推定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