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构建中国犯罪记录查询制度的思考

从形式上看，犯罪记录查询制度的基本功能在于：实现犯罪信息的全面登记和分析，而此种犯罪信息的搜集、使用，可以作为犯罪类型统计的基础，可以作出国家整体刑事政策制定的基础信息，有助于推动立法和司法的变革，避免地区统计片面化对立法、司法产生失真影响，避免法律和刑事政策的的误用。但是，实质上犯罪记录查询制度的功能却不是仅限于此。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犯罪记录与前科分属不同的理论范畴,封存与消灭的内涵亦颇具差异,故不可混同使用'犯罪记录封存'与'前科消灭'。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总体方针与原则的视角考察,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具有完善少年司法体系、帮助犯罪未成年人重新融入社会的功能。但目前的制度设计中,适用范围过窄、查询主体泛化、封存程序过于原则、法律效力较为模糊、责任追究与...     

论轻罪时代的前科淡化:对犯罪信息获知途径的限缩

轻罪时代日益增多的轻罪犯“复归社会难”的问题亟待解决。“非犯罪化”“犯罪附随后果规范化”以及“前科消灭”等对策提议均存在一定短板，目前宜先从限缩犯罪信息的获知途径进而淡化前科歧视效应入手。就前科报告制度而言，应将前科与前科报告义务进行分离以实现犯罪信息获知途径的限缩，即有前科者未必有前科报告义务。被法院宣告有罪即有前科，而前科报告义务的前提——“受过刑事处罚”意为“执行过刑罚”，故被免予刑事处罚之人以及顺利度过缓刑期之人虽有前科但无前科报告义务。就犯罪记录制度而言，为缓和犯罪记录登记制度与公布制度规范目的之间的内在冲突，犯罪记录的登记内容与公布内容应具有不一致性，而犯罪记录查询制度与封存制度能够为这种“不一致性”提供制度支撑。进而，犯罪记录登记需全面、查询应受限、封存宜扩张。     

腐败犯罪刑事推定若干问题研究

确立腐败犯罪刑事推定规则,有助于破解腐败犯罪证据收集困境,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契合当前严厉惩治腐败犯罪刑事政策的需要.腐败犯罪刑事推定的适用,应遵循相应的推定规则.腐败犯罪追诉中运用刑事推定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和认可.我国刑事立法中有腐败犯罪刑事推定的规定,司法实践中也运用了刑事推定,但存在推定的程序性规则匮乏、推定适用范围狭窄、推定适用的对象有限以及实践中运用规范化程度不够等缺憾.推进我国腐败犯罪刑事推定的发展完善,可从非法所得的推定、腐败犯罪主观要素的推定、贿赂行为的推定等方面的完善着手.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之规避查询问题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自2012年实现全国联网以来,查询的量在猛增,而被处置的比例却不断下降,有的检察院预防部门甚至从未通过查询发现行贿犯罪记录,这是当前规避查询问题和造假现象增多所导致的。如果该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势必影响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作用的充分发挥,使之沦为"走过场"的程序。故本文着重围绕"关于规避查询的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力争切实解决问题、突破瓶颈,促进查询工作健康有序发展,以服务于全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和实现。     

我国犯罪记录整体封存的制度构建

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保障犯罪人员的正当性权利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制度得到了长足发展，在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领域，经由制度试行、法律定型与规范补正三个阶段实践，基本上已经达到了成熟。但对于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本身及其所要实现的目的来说，该制度依然存在着适用主体范围与刑罚范围过窄，与犯罪记录有限查询模式相抵牾，无法从规范层面保障犯罪人的整体再社会化，无法从事实层面达到有限被遗忘效果等问题，因此有必要构建犯罪记录整体封存制度。犯罪记录整体封存制度的构建须明确“犯罪记录”的范围与属性，以及“整体封存”所具有的有限被遗忘权的内涵，应以分层管理、区分效果为层级构造，以废除犯罪记录报告义务，改造裁判文书公开、人事档案等制度，理清整体封存与从业禁止之间的关系，整合不合理的前科就业限制规范为配合。通过以法定与申请两种方式封存犯罪记录，改造刑事诉讼法中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封存制度，从而实现犯罪记录整体封存制度的立法塑造。     

宽严相济政策的模式构建与实证研判

社会作为各种主体、关系、环节及场景的复杂多元系统,决定了和谐并非自然达成的状态,而需要一系列的策略、规则与机制作为保障.刑事法治以侵害社会整体利益的犯罪为规制对象,故选择何种刑事法治,对于达致社会之和谐状态具有重要影响,这在根本上是刑事政策模式的选择问题.宽严相济政策的实践模式通过与刑事法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共生,得以实现犯罪防控与人权保障之间的理想平衡,因而对于刑事法治的成效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完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的几点思考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是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对防控贿赂犯罪、促进诚信建设、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等起到积极作用.然而当前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     

当前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存在问题及对策分析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是检察机关预防贿赂犯罪的创新举措。2012年2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举行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全国联网开通仪式,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正式实现全国联网。海门市检察院自2009年5月正式启用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以来,不断规范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机制,优化查询方式,共受理查5000多条,在防控贿赂犯罪、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促进诚信建设和社会治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有效服务了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在实践中,当前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主要还存在一些问题。     

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的思考

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研究,更加注重未成年人的再社会化以及其合法权益的保护,对此,学术界普遍呼吁构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这一制度与国际刑事立法的精髓相契合,符合青少年法治的精神,同时能够消除犯罪标签以及前科报告制度带来的不利影响.虽然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正在进行不断尝试,但在刑事立法上还处于空白状态,处理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与刑法、刑诉法的冲突与衔接意义重大.     

宽严相济政策的模式构建与实证研判

社会作为各种主体、关系、环节及场景的复杂多元系统,决定了和谐并非自然达成的状态,而需要一系列的策略、规则与机制作为保障。刑事法治以侵害社会整体利益的犯罪为规制对象,故选择何种刑事法治,对于达致社会之和谐状态具有重要影响,这在根本上是刑事政策模式的选择问题。宽严相济政策的实践模式通过与刑事法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共生,得以实现犯罪防控与人权保障之间的理想平衡,因而对于刑事法治的成效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青少年刑事司法原则概述

我国的少年刑事司法制度遵循七个原则，它是我国少年刑事司法制度建立和完善的基础，新中国创立以来，针对少年犯罪设定了一系列法律处置规则，它与我国的少年刑事诉讼组织和程序、少年犯罪刑罚适用规则和少年犯罪刑事矫正规则共同组成了我国完整的少年刑事司法体制。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的规定

1.2013年2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2.自2013年2月6日起施行目录第一章总则第二章行贿犯罪档案库第三章查询受理第四章查询与告知第五章应用与反馈第六章异议与投诉第七章法律责任第八章附则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了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有效遏制贿赂犯罪,促进诚信建设,服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人民检察院实行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第二条人民检察院统一建立全国行贿犯罪档案库     

论刑事诉讼中的数量认定规则

刑事诉讼中的数量，是指与定罪量刑有着密切关系的犯罪数额和作案次数，而刑事诉讼中的数量认定规则，就是指犯罪数额与作案次数的认定规则。系统地研究、制定刑事诉讼中的数量认定规则，是统一司法标准、提高司法水平、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需求。一、犯罪数额认定规则我国刑法中有相当一部分犯罪是以一定的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在这些以犯罪数额作为定罪量刑事实依据的案件中，犯罪数额是衡量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大小的重要标准。但是，我国至今尚无一套完整的犯罪数额的认定规则，以至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认定犯罪数额混乱的情况，影响…     

中国犯罪记录制度的体系化构建——当前司法改革中裁判文书网络公开的忧思

正目前,刑事裁判文书的网络公开成为最高司法机关践行司法公开的重要举措。但是,刑事裁判文书的全面公开,使犯罪人的正当利益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并与正在探索建立的犯罪记录查询系统产生了直接和剧烈的冲突。因此,应当对此进行不断的反思和全面的审视。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对于刑事裁判文书公开的态度,有一个明显的演变过程。裁判文书公开经历了从不公开到有限公开,再到当前的全面实名网络公开三个阶段。目前关于裁判文书网络公开的规定,对于大部分犯罪人的姓名采取实名公开的方     

“革命性”的推进与“跨跃式”的发展——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的全国联网与纵深发展

2012年2月16日,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实现了全国联网,这对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来讲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如果讲2006年1月1日全国检察机关正式对社会公开受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意味着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全面启动的话,那么,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实现全国联网就意味着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完成了"革命性"的推进、改造和升级,实现了"跨跃式"的发展。一、为什么要实现全国联网(一)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持续推进、不断深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检察机关从本世纪初开始探索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2002年敢为天下先的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检察     

欧盟跨境刑事取证的立法模式

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入,欧盟及其成员国在打击跨境犯罪和犯罪分子自由流动上存在着共同利益,但要制定一部超越国别的欧盟刑事证据法典依然遥不可期.在跨境刑事取证立法中,欧盟存在着统一规则和相互承认两种立法模式,从现有立法看,后一种模式已成为欧盟立法者的现实选择.在后里斯本时代,欧盟在跨境刑事取证上实现了“超国家”的立法运作,欧盟跨境刑事取证立法存在着两种模式融合的趋势.欧盟的立法经验对中国区际刑事取证立法有重要启示.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模式选择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证据领域最有争议的证据规则之一,它体现了刑事诉讼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价值目标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如何细致、清晰地考察西方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度经验,科学、合理地构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是当前理论界和刑事司法实践部门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期选登的文章对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行性、必要性,模式的选择以及多视角推动我国该项规则的建立等进行了论证。     

刑事政策视野中犯罪未完成形态立法模式的理性建构

犯罪未完成形态的立法模式是客观主义犯罪观和主观主义犯罪观在犯罪未完成形态上的立法体现。犯罪未完成形态立法模式不仅决定着犯罪圈的大小,而且征表和反映了国家的刑事政策取向和对不同行为的刑事政策态度。中国现行犯罪未完成形态立法模式的主要缺陷是:刑法总则的立法模式与分则的犯罪构成模式相矛盾;刑事立法对犯罪预备行为处罚的泛化和刑事司法对犯罪预备行为处罚的异化致使罪刑法定原则受到挑战;刑事立法对犯罪未遂行为处罚的主观化不当地扩张了可罚的未遂行为的范围。中国对犯罪未完成形态的立法模式应当进行如下改革:犯罪预备行为处罚的例外化;犯罪未遂行为处罚的客观化;犯罪中止行为认定的合理化。     

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证据领域最有争议的证据规则之一,它体现了刑事诉讼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价值目标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如何细致、清晰地考察西方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度经验,科学、合理地构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是当前理论界和刑事司法实践部门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期选登的文章对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行性、必要性,模式的选择以及多视角推动我国该项规则的建立等进行了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