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齐玉苓案"相关问题的法律思考

最高法院关于齐玉苓一案的批复涉及到对宪法第46条的解释,而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最高法院并没有解释宪法的权力。齐玉苓一案不需要直接适用宪法,不必用宪法去解决一个用法律就能解决的问题,该案件的性质是民事诉讼,而不是宪法诉讼。尽管如此,齐玉苓一案以及最高法院的批复对推进中国宪政体制改革仍然有积极意义。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新论

深入地分析了马歇尔在马伯里案中的推理和论证，检讨了现有评价该案的主要观点，提出了新的观点：马歇尔在该案中虽有其政治目的，但并未以政治目的曲解法律；马伯里案不是创立司法审查的第一案，但该案对美国司法审查确有重要意义。马歇尔通过该案推动了美国宪法的法律化并且奠定了司法审查的理论基础。马歇尔的功绩不在于第一次宣布法院的司法审查权，而在于将类似制定法解释的工具和方法运用到新颖的联邦宪法的解释中去，这使得司法审查成为法院的日常工作。马歇尔在该案中所采用的司法方法奠定了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基础，并由此强化了美国宪法在美国宪政中的作用。     

新形势下依宪治国的实施路径

无论是依法治国亦或依宪治国,无论是依法执政亦或依宪执政,其核心皆是全面实施宪法,在全社会树立宪法权威。在我国,要使依法治国的方略真正落实,就必须维护宪法权威,正确处理宪法与权力的关系;加强宪法实施,完善宪法监督和解释程序;弘扬宪法精神,培育宪法文化和宪法信仰。     

论宪法的“行政法化”

近来有关宪法司法化的争论颇多,但多集中于法院在民事、刑事诉讼中能否适用宪法的问题,而忽视了行政诉讼中的宪法适用问题。江苏建湖案中暴露出的许多问题,事实上与我们不能将宪法规定作为行政法规则对待有关。为使宪法"活"起来,使宪法在日常生活中能切实控制普通立法的效力、解释和适用,促使政府"依宪行政",就必须实行宪法"行政法化",修改《行政诉讼法》,允许法官在一定范围内适用宪法作为审理行政案件的依据。     

“宪法第一案”与公法“私法化”

对中国“宪法第一案”的讨论集中于宪法司法化而少有注意宪法的私法化问题。宪法第一案中反映出的宪法私法化倾向因为“有权利必有救济”而正当化了。实际上,在坚持公法／私法的区分的基础上也可以给宪法第一案当事人的权利提供必要的救济。应当区分两种不同的公法私法化,宪法第一案所代表的公法私法化背后隐藏着令公私法混淆的危险。     

宪法对刑事司法的实体性控制——合宪性解释的方法论引入

刑法作为出自宪法的子法,刑法规范应该立足于宪政的理念与价值而制定,并在适用中与宪法保持高度一致,否则就不可能有其实质的意义与价值.在当前特别注重“宪法生命”与“刑法知识教义学化”的学术潮流下,合宪性解释是宪法实现对刑事司法实体控制的一种不容忽视的教义学路径.合宪性解释与罪刑法定原则可以形成一种相互独立、相互支撑与相互衔接的二元解释体系.在刑事司法中,合宪性解释主要有消除违宪疑虑、控制解释边界和检验解释结论三个层面的价值.     

法官能否推定未列举权利？——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案述评

在1965年的格里斯沃尔德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次明确推定了宪法隐私权,这一判决激起了对美国宪法第9条修正案的激烈讨论,法官能否推定未列举权利成为一个聚讼纷纷的问题.本文围绕此问题,梳理该判决书中的各种意见和争论,表明争议源自对不同宪法解释和推理方法的信奉,而背后则触及对宪政的体制与理想的争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解释案例研究

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在中国宪法解释的实践中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事实上从事了宪法解释的工作 ,已经出现了严格意义上宪法解释的案例。这些宪法解释案例尚未引起宪法学者足够的注意与讨论 ,但对于了解和认识中国宪法解释的实际情况 ,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于齐玉苓案件的法理学思考

自从最高人民法院对齐玉苓一案的批复发布以后,关于宪法司法化的问题,再度成为宪法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从齐玉苓案发生的社会背景分析开始,针对什么是宪法司法化、宪法司法适用的必要性以及我国法院适用宪法的条件等问题,对齐玉苓案进行了理性的分析,认为这不过只是一个对普通案件的普通的司法解释。     

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解释形式探讨——以宪法第67条为视角

宪法解释形式具有法定和特定的双重特征,宪法解释机关不能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解释形式之外创立解释宪法的形式,也不能采取与解释机关行使权力的性质不相符合的解释形式。境外宪法解释的形式主要有宪法案件判决书、宪法解释文件和宪法性法律三种。我国宪法第67条以及相关法律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职权的各种形式,这些形式包括法律、决议、决定和法律解释文件四种。从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职权的实践出发,法律和决议不能成为宪法解释的形式,而决定和宪法解释文件具有规范性强的特征和补充立法的性质,应当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主要形式。     

论法律解释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法律需要经过理解才能得到正确的遵守和执行,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对法律解释作了规定,但实践中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本文从法律解释的概念入手,阐述了法律解释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原则,并从法律解释主体、内容和程序三方面分析了我国法律解释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程度,最后提出完善我国法律解释制度的建议。     

宪法解释权归属初探

宪法解释对于一国宪政具有重要意义,而宪法解释权的归属则是宪法解释的首要问题.我国目前将宪法解释权归属于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但从理论及实践上来看,两者均不具备将宪法解释权归属于己的必要条件,因此,必须从宪法解释、宪法解释权自身的特点出发,结合立法本身规律,去寻求更为合适的宪法解释权的归属主体.     

宪法修改与宪法解释

宪法修改和宪法解释都是宪法演进的方式,但宪法解释是顺着宪法文本的原意往前走,而宪法修改则是对宪法文本的改变或补充,它多多少少改变了其方向——不是整个宪法的方向,而是宪法中的某些条文的方向。考察我国现行宪法的31条修正案,其中有些条文是应该修改、必须修改、也是只能用修正案的形式而很难用宪法解释的方式表现的;但也有些条文是可以用宪法解释的方法、而不必启动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加以改变的。     

论宪法序言的法功能

宪法序言是一国宪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同宪法正文同等的最高法律效力.且这种法律效力既体现在其具有制约宪法正文各条款解释的功能方面,也体现其在一定条件下可作为宪法审查机构进行合宪性审查的依据方面,尽管宪法序言并不是赋予公民基本权利或授予国家机关职权的准据.     

论宪法的程序价值及其实现

宪法程序价值是与宪法规范的特点密切相联并反映宪法内在价值的主体在实施宪法程序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满足主体需要的特性 ,它是解决程序价值冲突的价值 ,主要表现为程序的理性、正义与尊严、秩序与自由以及效率与公正等价值。宪法程序价值实现是一个层次性的主动实施宪法程序规范的过程     

为何重新解读遗弃罪犯罪构成之实证研究——以转型时期我国社会的发展为视角

我国遗弃罪在新、旧刑法典中的位置相异,这导致刑法理论中关于犯罪构成的解读引起了争论。提倡重新解读的学者们只是基于现有立法现状探讨如何重新解读,而没有探讨其原因。刑事立法、修改、法律解释以及刑法结构的调整必须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在我国转型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是重新解读遗弃罪犯罪构成之原因。     

司法过程中的合宪性解释

当法律规范产生多个可能解释时,法官依职权应选择最符合宪法原则、并使该规范得以维持的解释.基于现代社会强调宪法基本价值而出现的一种法律解释方法,合宪性解释是宪法司法化在法律解释学领域的集中体现.其实质乃是传统法律方法论的体系解释向公法领域的延伸.司法过程中正确适用合宪性解释方法,需要遵循合宪性推定等原则与规则.合宪性解释方法是目前中国宪法司法化的一条有效路径.     

违宪刑法条款的刑事一体化解决机制

法体系内刑法条款和宪法发生冲突实属必然,此时该刑法条款有违宪之嫌。但是不能简单地付诸刑法修改,而是尽量在刑事一体化的框架内解决。应采取刑法的合宪性解释、刑法的合宪性推定、暂时搁置争议等方法尽量消解冲突,维护宪法和刑法的权威。     

论宪政的程序之维——以程序在宪政中的地位与价值为视角

程序在宪政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在我国宪法学领域,程序问题一直未受到相应的重视。我国现行宪法中程序性条款的规定在全部条款中所占比重很小,程序性规范严重缺失导致我国宪法的实施失去了充分的内在保障。借鉴西方宪政程序的建构模式,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宪政程序,应当成为我国宪政建设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