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责任与公共权力的统一——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逻辑

政治责任与公共权力的统一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责任政治实现程度的重要衡量标准。面对现实政治生活中政治责任缺失的恶劣情况,在公共权力内在矛盾之上积极寻求其与公共权力失衡的理论根源,通过权力制约、权利监督、个人道德水平提升的关键点,突出制度功能性建设以确立责任对公共权力的基础性控制,应成为防控公共权力超出合法合理界限的逻辑思路与促使政治责任实现的必要保障。     

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扩大有序政治参与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把"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作为我党带领广大民群众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建议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这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也是中共十七大提出     

人大要切实肩负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重任

十七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报告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宏伟蓝图和辉煌前景，充分肯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力揭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扩大人民民主的根本保障，深刻阐明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唯一载体。为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民主政治建设目标，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需要切实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     

如何提高人大工作的绩效

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建立责任政府时说过一段话“:有权必有责、有责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违法要追究。”时下建立责任政府、提高行政绩效、实行行政问责制等关于责任政府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正在被各级政府所实践,这无疑是民主法制建设的重大进步。遗憾的是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的绩效和责任却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人民代表大会是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当然也有权有责。既然有权有责,就不能尸位素餐,不能甘当“橡皮图章”和“政治花瓶”。人大机关的运转要花纳税人的钱,人大的组成人员和工作人员…     

公民网络参与人大工作的现状与前景——基于杭州市人大常委会会议网络直播的调研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主渠道之一。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依法行使立法、监督、决定、任免等职权,加强立法工作组织协调,加强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     

对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的思考

选举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没有选举就没有现代民主政治；没有平等的选举就没有真正的民主。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并“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十七大的表态意示着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前进。人大是我国的权力机关，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机关，     

不断发展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党的十七大报告政治建设部分解读

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以"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醒目提法作为政治建设部分的标题,表明了我们党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坚定立场和态度.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而要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为此,十七大报告就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从多个主要方面作出了全面布署,提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以不断发展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关键是加强民主监督

今年第8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重要文章：《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文章分三部分：政府改革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取得新成效；2012年政府反腐倡廉建设的重点任务；把反腐倡廉部署落到实处。“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中共十七大报告的鲜明表述彰显了党对权力运行的科学态度，“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铿锵之语，更表明了党对反腐败的坚决态度。继“接受新闻舆论和社会公众监督”、“创遣条件让人民更有效地监督政府”后，到“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再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标志着中国政府朝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滋生腐败。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     

试论政府权力理性化

现代民主政府应是理性化的政府,其根本特征就是政府权力的理性化,即政府公共地、理性地使用所获得的公共权力,把这种由人民主权所委托的治权资源高效而公正地用于公共管理、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政府权力理性化是政府权力世俗化、制度化与民主化、政府现代化的基础,主要体现为政府权力价值的公共化、权力配置的合理化、权力运行的制约化和权力行使的责任化。政府权力的理性化过程,也就是政府权力资源的获得、安排、使用、监督等一系列公共治理活动中逐步彰显公共理性精神、建设服务型政府、促进社会科学与和谐发展的过程。     

简论侦查讯问教学内容的构建

侦查讯问教学应构建以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根本的,以理论知识与实验操作为一体的教学体系,突出技能培养,强化教学训练环节,使培养对象在掌握侦查讯问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能够根据不同的讯问对象,开展针对性侦查讯问工作,顺利地完成讯问任务。     

西部开发中民族文化保护论

西部开发作为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协调发展的系统工程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建设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基础工程。西部开发也为传统文化的更新、转型提供了机遇。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则是西部开发中民族文化保护、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文化语境。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存现状及近年来实施的保护措施 ,印证着这个文化变迁进程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论战场环境对警察战斗力的影响

战场环境是警察执法战斗的依托和舞台,也是战术运用的客观依据。在警察执法战斗中,警察战斗力的使用是不能脱离战场环境的,因此战场环境对警察战斗力及其使用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是对警察战斗力构成的影响：即对参战人员的影响,对武器装备的影响,对人与武器结合的影响;二是对警察战斗力使用的影响：即对战法选择的影响,对战场情报信息的影响。     

从个体价值定位看集体主义的时代演变

集体主义的核心内容是个体价值定位的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个体价值定位经历了一个从个体依赖到逐渐获得个体独立的演变过程。集体主义也随着个体价值地位的演变,呈现出新的时代内涵,开始由传统集体主义向新集体主义过渡。     

借奥运东风提高全民文明素质

随着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日益临近,备战奥运的各项准备正在紧张有序的展开。尤其令人欣喜的是,奥运比赛场馆建设、交通路桥改造、街乡环境整治等均已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与此同时,奥运安保、奥运宣传、素质教育等     

论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探讨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定的原则、思路和方法,建议对我国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依以下标准确定:侵权行为一般,致人严重精神损害,未造成人身伤亡的,赔偿数额在500元至5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侵权行为恶劣,致人严重精神损害,造成受害人精神障碍等疾病,影响其正常工作、劳动和生活的,赔偿数额在5万元至15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侵权行为恶劣,致人严重又长久精神损害,造成受害人丧失大部分(含全部)劳动能力或死亡的,赔偿数额在15万元至30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最高赔偿数额是50万元人民币。然后,以上述酌定赔偿数额乘以当地上一年度精神生活系数,在最高赔偿限额内计算出当地精神损害赔偿数额。     

论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股东大会的地位——以日本法为参考

股东大会地位定位的不同,将导致处于公司治理结构核心地位的公司经营管理机构的构建方式及其指导理念产生巨大的差异.百余年来,日本对此问题进行过激烈争论:股东大会地位强化论:股东大会无用论;投资者保护集会论等几种代表性学说甚至在基本立场方面都极为不同.我国公司法理论建设可从中汲取一定的理论经验,在构建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公司法立法时,应参考投资者保护集会论的理论构成.     

警察临战公关目标公众的选定

警察临战案(事)件具有突发性、对抗性、危难性的特点,其所面临的公众都不是单一的,而是比较复杂的,只有合理地加以分类,准确把握目标公众的性质,了解他们的特点和要求,采取正确的,有针对性的公共关系策略,才能实现警察临战公关的目标。     

对立中求统一：正确处理解放思想中的矛盾与难题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法宝。在解放思想中常常会遇到各种矛盾，主要有：解放思想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矛盾，解放思想与统一认识的矛盾，解放思想与弘扬传统的矛盾，解放思想与求真务实的矛盾以及解放思想与循序前进的矛盾。必须学会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化解这些矛盾。     

在中国化和当代化的统一中高举旗帜

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道,写在我们党的旗帜上作为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对于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将会产生极其重要的作用。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坚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努力坚持马列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的统一,是高举旗帜最厚重的理论底蕴,也是使党的旗帜永远保持鲜活色彩的根本保证。 (一) 旗帜问题至关紧要。高举旗帜,历来是马克思主义所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1875年3月,恩格斯在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奥·倍倍尔的信中,就德国当时两个工人党(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的合并阐述了他与马克思的意见。他指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