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习惯法实施路径的现代化转型

在1949年之前,各少数民族自有的强制力量保证本民族的习惯法直接强制实施。在1949年之后,该种实施路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单一体制国家的法制统一原则,要求民族习惯法的实施路径现代化转型。民族习惯法现代化转型的路径有二:一是通过立法与国家法融合;二是直接作为民事审判中法律适用依据。因成本和效率所限,前一路径适用范围有限,后一路径则为较优的选择。因缺乏明确立法规定,民族习惯法直接作为民事审判的法律依据路径不畅,需要建构民族习惯法司法调查程序,以确保其完成实施路径的现代化转型。     

中国古代习惯法对当代民法法典化的影响

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古代习惯法的分析 ,认识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民法法典化的互动 ,进而为现代中国的民事立法和研究提供一些可行性的建议 ,因为民事立法是涉及全民族文化、经济环境的大事 ,应认真考察传统习惯因素对其潜在的影响     

论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的研究现状与展望——兼论第六届全国“民间法·民族习惯法”学术研讨会

第六届"民间法.民族习惯法"学术研讨会在广西师范大学召开。从本届年会收录的论文来看,目前中国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的研究主要是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的本体论,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的司法适用,民间法、民族习惯法与纠纷解决机制三个方面的问题。本年度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最新成果基本能够较为全面清晰地展示了研究的理路和脉络。但是,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的司法运用和民间法、民族习惯法与纠纷解决仍然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需要深入探讨。     

论习惯法在民事审判中的适用

习惯法在我国源远流长。广阔的生活领域中，总有着制定法无法顾及到的方面，而在这些方面总有着习惯法无处不在的身影，正是依靠它，人们才秩序井然地生活着。忽视和排斥习惯法的作用对民事审判工作会造成不利的影响。民事审判活动中适用习惯法，既有法学理论上的根据，又有世界各国不同历史时期成功的司法实例相佐证。为提高民事审判工作效率，应视具体情况恰当适用习惯法，推动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     

诉讼法学教学方法研究

我国诉讼法学包括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和行政诉讼法学三个方面的内容。它们都是我国法学领域中的基础性学科。它们分别研究刑事诉讼法律制度、民事诉讼法律制度和行政诉讼法律制度的一般原理及其发展规律与趋势，研究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的立法政策、司法政策。在...     

我国检察机关民事抗诉制度立法完善研究

民事抗诉是检察机关制约违法审判、确保司法公正、维护合法权益的鉴定监督形式。由于我国民事抗诉制度立法上的不完善和不明确，致使检察机关和法院在司法实务中发生磨擦与冲突，进而严重影响了抗诉机制的顺畅运行。本文通过对我国现行民事抗诉制度的研究，指出了其在立法价值理念和具体规定等方面的缺陷，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完善对策。     

藏族民事习惯的法治化建设路径

藏族民事习惯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也是当代民法的主要渊源之一。从价值、技术和功能三个方面构建藏族民事习惯的甄别标准体系,对藏族民事习惯进行筛选,建立"善良民事习惯"体系,是藏族民事习惯法治化建设的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以"善良民事习惯"的推广适用为核心,推动藏族地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完善民族地方立法,提高民族司法能力和水平,是实现藏族民事习惯的法治化和藏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繁荣的重要路径。     

司法改革中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与法治理想——以法治的社会基础为视角

随着《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在立法层面得到了细化,体现了司法改革的阶段性成果。但理论上对该制度仍存在着误读,其根源在于:一是没有将该制度放在我国法治的社会基础上进行考量,过分强调了民事审判制度的独立性;二是忽略了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纠纷解决价值;三是将法官的权威与司法权威画等号。为了实现法治理想,应当在中国社会的法治基础这个视角下来审视我国的民事检察监督权的发展及完善。     

藏族习惯法回潮及其原因探析

近年来学界对藏族习惯法的研究主要关注点在于其回潮之后对藏区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分析其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契合与冲突,在社会转型时期如何通过地方立法吸收其合理成分等方面,而对于其回潮原因深入分析并不多。究其回潮原因,与藏族习惯法的历史惯性、藏区经营方式转变、社会控制减弱、相关国家机关的迁就,以及群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心理、国家制定法的相对陌生和相关国家机关执法和司法行为的不完全信任等直接相关。     

试论习惯法及其适用

习惯法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我国现行立法确立了习惯法的法源地位。由于习惯法具有行业性、地域性、非明示性的特点,司法实践中易造成适用习惯法的混乱状况,因此,必须确立习惯法适用的规则。     

＂亲亲相隐＂在我国刑事立法中的嬗变与终结

“亲亲相隐”是中国传统法律中的重要制度,它是儒家伦理精神在法律上的典型体现。“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律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自清末变法修律以来,该制度逐渐式微和流变,在中国当代的刑法体系中“亲亲相隐”已经被完全抛弃。“亲亲相隐”制度同儒家伦理中的“尊尊”、“亲亲”密切关联,在法律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当代外国的刑事立法中仍然可以看到“亲亲相隐”制度的相关规定。当代的刑法实践证明,“亲亲相隐”制度的缺失会导致制度的某些困境和局限。儒家法律传统并非一无是处,“回采历史”,批判地继承儒家法律传统是我国当下法律变革中的理性选择。     

中国法律传统的现代转换及其命运——中国法律现代化的道路

法律现代化,是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市民社会的形成和个人自由的确认密不可分、同步发展的。同样,中国法律现代化也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市民社会和个人自由的成长息息相关。从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来看,中国法律现代化大体上可以分为晚清、中华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期。回顾历史,自1792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访华到今天,已经过去了217年,然而,中国法律现代化事业并没有全部完成,历史的重任落在当代中国人的肩上。     

当代中国私法进程中的民事立法

民法是私法的核心。民事立法承载着构建私法基本制度和张扬私法理念的使命。改革开放之后，从《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到《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基本实现了民事领域“有法可依”的法制目标，张扬了私法自治、私权保障等私法理念，标志着中国私法的进步。然而，历经60余年、四次民法起草，民法典“渐行渐远”，亦表明当代中国私法进程之艰难，中国私法仍在途中!     

略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增设“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专章,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彰显了国家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重视以及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教育、感化、挽救和改造的方针。然而在立法理念尚须进一步推敲与配套制度缺失等诸多司法环境限制因素的影响下,新刑诉中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相关规定仍有未尽之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立法原则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立法体例相对集中,具有“社会调查”、“附条件不起诉”以及“犯罪记录封存”三大创新性制度。     

论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对当代法治建设的价值——以法与法律的二元哲学观为视角

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理性区别社会应然法与国家制定法,通过不同于剥削阶级的人权自由观指导着中国当代立法向公平正义迈进,通过劳动异化观为我们进行反腐倡廉、从严治官提供理论支撑,其公开昭示的利益观则明确了社会习惯权利保护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未来发展

2012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新《民事诉讼法》。新法从基本原则到具体制度对民事诉讼及纠纷解决机制做了较大的修订和补充,这是近年来我国民事司法改革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也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现代化转向的一次努力。此次修法顺应了诉权保障宪法化和国际化的趋势,是“接近正义”理念在司法改革过程中的具体体现。为更有效地保障民众“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今后的民事司法改革应更加注重设计的整体性与统筹性,从而实现司法各要素全方位的变革。将“诉权保障”确立为民事诉讼法的最高目标,不但是完善立法的必备基础,也是公正司法的当务之急。     

对“土地上穷天宇,下及地心”的探析——以我国城市地下空间权制度的借鉴与完善为目的

作为大陆法系起源与根基的罗马法,其所倡导的法学思想仍然对大陆法系国家的地下空间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追本溯源,从罗马法出发,探寻大陆法系国家地下空间权制度构建的模式,结合我国现状,为我国城市地下空间权制度之构建提出可行的建议。     

中国新安全观研究综述

中国政府所倡导的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反映了我国对国家安全问题的全新理论和战略思考。对＂中国新安全观研究＂的研究主要从专著、博士毕业论文和期刊文章三个方面反映,就有关安全的概念、中国新安全观的特点、中国新安全观的形成、中国新安全观的实践及有关对新安全观的质疑五个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要进一步深化中国新安全观研究,就要从对＂中国新安全观＂所涉及概念的明确和进一步界定,搞清楚＂新安全观＂研究与＂中国新安全观＂研究的关系和构建＂中国新安全观＂理论体系三个方面下功夫。     

“中国法哲学”及其法治思维的形成

为平息在中国有没有“中国法哲学”的争辩,结束当今“西方法哲学在中国”占主流地位的尴尬局面,中国法哲学需要展开对中国法治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中国法哲学是中国人独特的法治观和方法论,是对欧美“法治和平演变论”和中国“法治捍卫江山论”的理论超越;我们不仅要借鉴西方分析性文化对形式逻辑的重视以及实证主义思维的缜密,也要继承中国整体性文化的优势及其对方法的整合功能;既要把传统中国的和谐道德继承下来,也要吸取西方法哲学关于公平正义的普世价值.中国法哲学的目标不在于有些学者所主张的西方化或中国化,因为这两种思想倾向都难以成就为中国法治建设服务的法治观和方法论.我们需要在历史时空中,立足全球视野,寻找确定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路径,从而避免过度西方化或中国化的可能性误导.     

通谋虚伪行为探析

我国关于“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规定，是我国对大陆法系中“通谋虚伪行为”理论所做的变通。但是这种变通不仅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极易导致适用上的随意性，从而造成法的不安定，损害交易安全。因此我国应取消这一变通，还原“通谋虚伪行为”的本来面目。值得欣慰的是，我国已经出台的两部《民法典》草案中均有“虚伪表示”的内容，这必将促进我国民事立法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