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保护与我国刑事政策的价值选择

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刑事法律担负着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的双重使命,因此与人权的关系可谓最为紧密。而作为国家运用刑法打击犯罪,预防犯罪的方针、策略和措施的刑事政策,则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罚的执行等均具有导向功能,刑事法律的整个运作过程无不体现着刑事政策的价值追求,刑事政策应当坚持什么样的价值取向,来确保在打击犯罪预防犯罪时不至于使犯罪人和其他无辜者的人权受到侵犯,以充分发挥刑法“人权保护的大宪章”的作用,理应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笔者认为,在尊重和保护人权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宪法已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今天,刑事政策必须坚持以保护人权为最高价值追求,国家运用刑法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目的才得以全面实现。     

沈家本与中国刑事法律的变革

沈家本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变革主要体现在刑事法律方面。他在修订刑事法律、变革刑事司法制度方面的一系列举措,终结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传统法律体系,开启了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大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其独有的刑事法律思想。毋庸置疑,沈家本在刑事立法、司法上的不断实践和刑事法律思想对今日中国的法律改革仍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共和精神:刑事政策选择的宪政制约

民主是宪政的前提 ,其正当性源于多数决定。共和是宪政的基础 ,其合理性体现在对少数的保护。共和的最终精神体现在人权中。保护少数的权利是共和的基本内涵 ,也是宪政的基本要求。中国的刑事政策选择应当体现共和精神并受其制约。首先应当解决权力规制问题 ,关注刑事政策的合宪性 ;其次 ,刑事法律应当警惕多数的霸权 ,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罪犯的权利。     

论重构我国刑法判例制度的理论和现实基础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使我国刑事诉讼机制的运行实现了公正与效率双重价值;而刑法典的修订,确立了罚刑法定原则,弥补了我国刑法典人权保障机能的缺陷。"两法"的修订,明确了我国刑事法律制度改革的方向,同时也要求刑事司法制度的各个环节进行相应的改革,以保障刑事法律的正确实施。对此,我国著名刑法学家高铭暄教授指出,当前我国刑法学界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要加强刑事判例制度的研究。①它充分地反映我国刑事法律制度的发展对刑法学研究提出的客观要求。一、重构我国刑法判例制度的理论基础尽管我国法学界对于当代中国应否…     

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刑事辩护权作为公民受到刑事追究时享有的程序性权利,是保障公民人身自由和安全的权利基础性制度设置。刑事法律援助作为保障刑事辩护权的法律制度,是人权保障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尽管我国宪法和法律等为尊重和保障人权提供了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订,扩大了刑事辩护的内容,也为刑事法律援助的发展进一步开辟了道路,但法律的出台并不等同于社会理念的普遍建立,有必要强化社会的刑事法律援助理念,不断提高我国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水平,促进我国民主法治进程和和谐社会建设。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非刑罚化问题研究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确立,使非刑罚化问题的研究具有了时代的痕迹而显得更加急迫。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非刑罚化在人权保护、预防犯罪、刑罚经济以及政治文明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我国,立足现有刑法规定,并建立和完善一系列新的制度,是实现非刑罚化的保证。     

丹麦刑事法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通过旁征博引的深入分析论证,揭示了丹麦刑法典与刑事执行法的历史演变、四大基本特色--充分尊重且保障公民人权、注重与国际刑法规范协调、反映恐怖主义犯罪最新动态、矫正为本的刑事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作者认为,丹麦刑法典与刑事执行法堪称具有21世纪欧陆法制锐意改革新理念的刑事法律,无论是其一以贯之的刑事政策思想抑或立法技术,均值得我国学习借鉴。     

论广义刑事政策的基本内涵

广义刑事政策囊括同犯罪防控相关的所有社会公共政策,是指国家政治系统和社会公共权力组织基于一定的社会公共价值目标并以防控犯罪为个性价值目标而有组织采取的一系列方略。刑事政策作为社会公共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既有与社会公共政策、社会治安政策等相同的共性,也有其与社会公共政策等不同的个性。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从三个层面进行概括:一是在价值取向上,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二是在对策系统上,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是整合与被整合的关系;三是在具体措施上,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是校正与被校正的关系。刑事政策的特点是政治性与公共性的有机统一,稳定性与变动性的有机统一,人权保障与犯罪防控、公平性与效率性的有机统一,强制性与合法性的有机统一,系统性与层次性的有机统一,实践性与批判性的有机统一。广义的刑事政策观在学术争议和政策实践中显山露水并渐成主导。刑事政策学研究应当对此状况予以系统的理论回应,既要对广义刑事政策观整体理论进行理论架构性与体系性的宏观研究,又要对其基础理论与具体主张等内容展开微观研讨,以有力推动刑事政策理论繁荣。就广义刑事政策的基本内涵这一基础性理论问题展开深入研讨,能够契合这种理论需求,必定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一、广义刑事政策的概念界定刑事政策本身的概念界定,对于刑事政策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价值,应当成为刑事政策学研究的首要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刑事政策总体评估和启示

刑事政策,是指国家以预防、惩罚、遏制犯罪,教育和改造犯罪人为直接目的而制定、颁布的各种策略、方针、措施、制度等。刑事政策按照属性可以划分为刑事综合政策与刑事法律政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贯彻的刑事综合政策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刑事法律政策分为两类:一是基本刑事法律政策,二是具体刑事法律政策。其中刑事综合政策是国家预防、惩治、遏制犯罪的总纲,处于第一层级,基本刑事法律政策处第二层级,具体刑事法律政策处第三层级。回顾分析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刑事综合政策与基本刑事法律政策的发展演变,尤其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提出,折射出国家对预防和惩治犯罪在思维模式、观念以及方法上的转变,为我国今后刑事政策的指定积累了极具价值的经验。     

论刑事司法中的人权保护

2012年"人权入法"是我国人权保护工作的又一里程碑。但当前我国刑事法学理论界和刑事司法界均存在这样一种认识误区:将刑事法律当成"被追诉人的大宪章",过于强调保护被追诉人的人权,有的甚至提出了"宁可错放,也不错判"的主张。这种观点不但与"三大人权公约"冲突、自身存在逻辑矛盾,而且有碍司法公正。事实上,无论是从犯罪的本质、刑罚的根据、刑法的调整对象看,还是从"两法"的目的与任务看,刑事司法中保护的都应当是包括被害人、被追诉人在内的全体公民的人权。保护方式有三种:通过打击犯罪、消除犯罪对全体公民人权的威胁来直接保护;通过限制刑罚权,防止其对犯罪人人权的过度侵害来间接保护;通过限制刑罚权,防止其对无辜者的侵害来间接保护。将刑事司法的目的与任务定位为保护全体公民人权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     

刑事政策研究的中国特色

中国的刑事政策研究基本与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成就斐然,特色明显,问题也非常突出。总结刑事政策研究的中国特色,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对于进一步繁荣中国刑事政策研究,科学指导刑事政策实践,有效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意义重大。     

刑事政策概念新探

刑事政策概念是刑事政策研究的首要问题。刑事政策的实践古已有之,但刑事政策的概念却出现得比较晚,一般认为,"刑事政策"一词,开始使用于18世纪末的德国。在对国外学者、我国台湾学者以及我国内地学者诸多观点分别进行述评的基础上认为,下一个世界通用而又简明的刑事政策定义是比较困难的。从刑事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出发,可以认为:我国(内地)的刑事政策是我们党和国家为了有效地打击和预防犯罪,依据我国一定时期的犯罪态势及其成因而制定的一系列行动准则。这是一个狭义上的刑事政策概念,它可以进一步被分成基本的刑事政策和具体的刑事政策。若从刑事政策研究者的角度出发,为了能使其研究更为深入和有效,则应从广义上把握刑事政策的概念。     

刑法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恶性循环”与“良性互动”——我国刑法理论的反思

根据我国刑法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可以把我国的刑法理论分为与实践"恶性循环"的理论和与实践"良性互动"的理论。前者以犯罪构成体系的争论来说明,后者以死刑的改革来说明。我国刑法理论在国外刑法学理论的"刺激一反应"模式之下缺乏理论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不但没有自己的问题意识,而且不能正确对待国外的刑法学理论。应该反思"恶性循环"的刑法学理论,应该提倡"良性互动"的刑法学理论。     

非刑罚化的界限研究

刑罚的流弊引发了西方国家的非刑罚化运动。对于西方国家的非刑罚化运动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国内学者认识不一。目前在我国,非犯罪化是广义的＂非刑罚化＂的内容之一,狭义的＂非刑罚化＂应当包括免予刑事处罚单纯宣告有罪、免予刑事处罚予以非刑罚处罚、对犯罪独立适用的保安处分等内容,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应当保持清醒的认识。     

《反垄断法》实施的预期效应探究

我国的《反垄断法》是国家基于“公平与效率”的价值追求而创设的市场经济基础·肄法律，旨在维护市场有序竞争，落实国家竞争、产业等经济政策，实现国家经济管理职能。它的实施必将产生一系列预期效应：国家竞争政策统一、反垄断指南具法律效力、“成文法”与“判例法”相融合、为保护国家利益增添新的法律手段以及促进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进一步改革等。     

论犹豫制度的刑事政策功能

刑事政策司法化的历史表明,保护社会与保障人权的双重价值目标使得司法程序在贯彻刑事政策中体现出了独立的价值。犹豫制度就是通过赋予刑事司法机关程序上的裁量权,从而使其发挥追求个别正义、促进司法的人性化与谦抑化等刑事政策功能。我国刑事政策的司法化途径应当注重强调法治原则并通过赋予司法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方式实现。     

试论转型期中国行政法制度的变迁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法制都进入了转型时期,其中政治体制改革对于国家发展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行政法制度属于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部分,它的变迁反映出了中国政治体制中长期存在的诸多问题.本文分析了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行政法制度变迁的类型、影响因素和社会环境,并对转型期中国行政法制度的变迁提出了相关建议.     

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权初论

我国检察机关的刑事审判监督权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造成了刑事诉讼实践的紊乱。本文欲从历史的角度、比较法的角度以及实践的角度,对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审判监督权作一剖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审判监督权的改造提出自己的看法。     

两极化刑事政策之批判

近年来我国不少学者积极倡导美国的两极化刑事政策。20世纪7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两极化刑事政策有其特殊的背景和成因，它是对过度的矫正刑运动的反思与调整，重刑主义是其重心和实质，在理论上存在难以克服的矛盾和错乱。两极化刑事政策并非多数国家普遍奉行的刑事政策，即使在美国也不是一项长久持续的刑事政策。两极化刑事政策既不符合我国刑事法治的现实需要，也与我国目前提倡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违背。我国不宜实行两极化刑事政策。     

论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主体制度

主体制度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重要制度,从"二元主体"发展到"三元主体"是其基本的演进路径,但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受市场机制在国家治理中的影响程度不同,其范围及权利义务迥异。在我国这样市场机制发展不充分的国度,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主体制度是迫切而又棘手的课题。基本解决之道在于紧扣国家改革推进政策,紧密结合国情,科学界定主体的范围及各主体的权利义务,在此基础上采取完善立法、事业单位改革以及公众参与等多种措施来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主体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