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精神:刑事政策选择的宪政制约

民主是宪政的前提 ,其正当性源于多数决定。共和是宪政的基础 ,其合理性体现在对少数的保护。共和的最终精神体现在人权中。保护少数的权利是共和的基本内涵 ,也是宪政的基本要求。中国的刑事政策选择应当体现共和精神并受其制约。首先应当解决权力规制问题 ,关注刑事政策的合宪性 ;其次 ,刑事法律应当警惕多数的霸权 ,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罪犯的权利。     

民主的限度及其与共和、宪政的矛盾统一

在人民共和国,人们谈论和追求民主较多,而对共和与宪政的认知较少。事实上这三者是有矛盾甚至冲突的。狭义的民主强调的只是多数统治和多数票决定制;“共和”则要求保护少数,人人平等自由,主张合众(共)、和谐(和)与平衡(权力制衡),权力公有,全民共治,资源共享、共富。宪政的要义则是对人权和公民权利的保护和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民主的多数统治脱离共和精神与宪政准则的节制,就会走向“多数专制”的暴政。虽然共和与宪政要以民主为基础;但民主应当是共和的,并要受宪政的制约;民主主要解决人民权力的归属问题,共和是民主的目标,宪政则是民主的准则和共和的保障。三者既有矛盾,又是统一的。总体上,宪政高于民主,共和精神则应贯穿于民主和宪政之中。     

西部大开发的宪政基础与共和精神

在西部大开发中要革新观念 ,把大开发建立在实行宪政和发扬共和精神的基础上。发扬和落实共和精神 ,在政治上就是要实现“各族共和”、“全民共和”的理念和民族地方自治 ;在经济上则要求资源共享 ,全民共富。只有实现社会主义宪政 ,弘扬共和精神 ,才是从根本上保障西部大开发的可行而且必行之道。     

民国初期的“共和”观念

“共和”在近代西方宪政意义上是指这样一种政体 :政府的权力是直接或间接地由人民大众授予的 ,执掌政府权力的人员应向人民负责 ,并且其任职期限是明确固定的。而民初国人由于受传统政治观念的影响对“共和”的理解却有着很大的分歧 ,这是民初宪政迟迟不能走上正轨的一个重要原因。     

共和与民主宪政

共和国是千百年来政治法律家们所追求的政权组织形式。共和主义可以使各种社会政治资源得以充分利用。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 ,自己决定自己的事业 ,是近现代人们所推崇的政体的主流形式。宪政主义的核心是废除绝对主权 ,强调对宪法限制统治权 ,确认并保护人民的权利。共和与民主并不矛盾 ,民主是共和的重要组成部分 ,没有民主就没有共和 ,但民主必须受到节制 ,共和必须接受民主的洗礼 ,民主共和必须由宪法予以确认。在宪政的体制下发扬民主 ,完善共和 ,是建设现代文明国家的基本要求。     

宪政主义:文化与制度的转型

民主、宪政与共和是现代国家政法制度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中国在过去一百年中,共出现十部宪法,可见中国一直在探索着宪政的道路。本文试在总结前辈学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察西方宪政国家的制度以及自由主义传统,深入分析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政治文化传统,寻找一条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宪政主义道路。本文主要从文化与制度两个方面入手,分析文化制度的历史渊源并联系现代实际,强调支撑制度存在的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并阐述其中的含义。     

浅析宪政、法治、民主和共和

宪政与法治的关系不是谁高谁低的问题,二者存在一致性,但区别亦很明显。民主是宪政、法治、共和的基础,民主应当受宪政、法治的制约,法治支撑了民主秩序,克服了多数人暴政的倾向,共和应当是民主的目标,但二者又有区别。     

寻找学术自由之奥义:学术—政治关系的宪政维度

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相为里、表,共同体现着话语权的分散化配置,并由此关联着共和精神和分力格局。学术自由故而为宪政的题中之义。宪政体制下政治系统对学术自由的尊重和对学术的纯粹性的敬畏,自有其内在逻辑。当代的情形则是,学术被纳入了相应的政治动员之中,从而形成了学术—政治关系的复杂形态。不过,宪政体制下对学术的政治动员和法治—宪政进程中对学术的政治动员呈现出不同的情形。     

立宪共和之民初启蒙及反思

面对晚清政府的衰落,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以共和为旗帜成功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共和国时期,但民初共和国随后便偏离了共和的轨道。从阿伦特的共和与革命理论来看,立宪共和与现代革命休戚与共。辛亥革命的成功,从共和的角度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革命和共和的交融,但之后的失败则在于未知共和之原理。从共和主义的当代发展走向来说,传统的人民主权观甚至宪法文本观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批判或修正,人们关注的重心正转向动态的法治和制度运转。     

孙中山、华盛顿宪政实践过程和结果之比较

本文通过对孙中山与华盛顿关于民主共和之路的选择、民主共和创建的探索以及宪政实践结果的比较的考察 ,分析、探讨宪政与法治在不同国家得以产生、形成、发展的某些经验、教训乃至规律 ,以资借鉴。     

解释宪政:辛亥革命的制度论与文化论之辩

辛亥革命是中国宪政史上的转捩点,它瓦解了传统的帝国,却没能顺利完成新的民族国家建构;它组建了共和政体,却没有带来共和与民主。与其说是传统文化阻碍了宪政的生长,不如说是迷信西方模式所造成的苦果。革命派和立宪派的争论,背后实际上隐喻着制度论与文化论的分野;在是否应当学习西方的问题上,它们既相通又冲突。只有将制度论的理性建构与文化论的经验累积有机统一起来,才能达致宪政的坦途。     

比例原则的理论基础探析——以宪政哲学与公法精神为视角

比例原则不是凭空而来的,其产生、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文化传统背景。作为一个公法上的原则,由于其探讨的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而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是宪政哲学乃至公法哲学的基础,因此,比例原则是立基于宪政基础之上的。此外,在现代公法体系中,法治原则、宪政思想的确立及人性尊严、基本权利保护的确立,成为现代公法精神的载体,是公法追求的内在价值,这些也为比例原则提供了坚实的法精神基础。     

论宪法思维的基本特征

宪法思维不同于宪法精神、宪法价值、宪法文化、宪法信仰、宪法意识、宪法观念,它是指人们运用对宪法本身的认识来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宪法思维以宪法为媒介,以宪政为取向,是最重要的法律思维.基础性、纲领性、根本性、系统性与宪政性是宪法思维的基本特征,其中,基础性侧重从地位上讲,纲领性、根本性、系统性侧重从形式上讲,宪政性侧重从内容上讲.     

作为宪政实践机制的合宪性审查

合宪性审查作为一种宪政实践机制,蕴涵了宪法的“高级法”观念、自然正义、宪法保障、分权与权力理性、宪政民主、人权保障等思想基础,集中展示它的宪政性与现代意义。为此,应当认真对待宪政生活中的合宪性,当前我国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应否创制,而在于如何创制合宪性审查机制。     

契约精神与宪政

契约精神是现代市场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集中表现,是市民社会新的政治理念的浓缩与集中表现。宪政是指国家依据一部充分体现现代政治文明的宪法进行治理,以实现一系列民主原则与制度为主要内容,以厉行法治为基本保证,以充分实现最广泛的人权为目的的一种政治制度。契约精神,与宪政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即契约精神是宪政思想的重要来源,源于契约精神的平等、自由因子是宪政的灵魂;契约精神为宪政秩序的构建提供了具体的制度范式;契约精神与宪政彼此互动,所产生的时代新精神,不断推动着宪政制度走向完善。     

检察制度是实现中国宪政的重要形式

宪政无定式但其有定法,不能充分了解宪政形式的多样性和内在规律的趋同性就会对检察制度理论进行随意的攀附、位移甚至替换。在比对各国的宪政体制及其检察制度后,可以看出,中国的检察制度是宪政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应用。中国检察制度的设计是建立在立宪主义的高度审视我国权力的合理配置,代表了我国宪政体制完善的方向。     

宽容:和谐社会的宪政之道

宽容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精神。和谐社会的宪政之道首先是宽容之道。宽容的宪政建设要求我们勘正忽视公民基本权利“基本”属性的错误认识,确立宪政民主观的民主思维。     

政治文明与宪政的关系

政治文明是一个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中抽象出来的且相对独立的概念。从内涵上说 ,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政治民主 ;从外延上说 ,政治文明包括政治观念的文明、政治规范的文明和政治秩序的文明。政治文明同宪政的关系表现为 :政治文明是宪政的前提和基础 ;宪政是政治文明的支柱和灵魂 ;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主流、本质和终极趋向是政治文明的宪法化和宪政文明。文章最后还讨论了政治文明与中国宪政的建构问题 :即建构“民主”与“宪政”的协调并用模式 ,重塑“权力”与“权利”的互动关系模式及完善“国家”和“社会”的二元结构模式     

传统与现代:西方宪政运动生成的历史机理

近现代宪政运动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但它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政治法律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西方古代宪政文化要素在近现代的高度整合的结晶,是西方宪政文明发展的近现代形态。因此,要全面把握近现代宪政的内在本质、生成机制,必须深入探讨近现代西方宪政运动生成和发展的深刻的历史文化机理,从而为我国当代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宪政国家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文化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