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限度及其与共和、宪政的矛盾统一

在人民共和国,人们谈论和追求民主较多,而对共和与宪政的认知较少。事实上这三者是有矛盾甚至冲突的。狭义的民主强调的只是多数统治和多数票决定制;“共和”则要求保护少数,人人平等自由,主张合众(共)、和谐(和)与平衡(权力制衡),权力公有,全民共治,资源共享、共富。宪政的要义则是对人权和公民权利的保护和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民主的多数统治脱离共和精神与宪政准则的节制,就会走向“多数专制”的暴政。虽然共和与宪政要以民主为基础;但民主应当是共和的,并要受宪政的制约;民主主要解决人民权力的归属问题,共和是民主的目标,宪政则是民主的准则和共和的保障。三者既有矛盾,又是统一的。总体上,宪政高于民主,共和精神则应贯穿于民主和宪政之中。     

共和精神与宪政中国

共和主义是西方宪政理论的重要渊源之一,共和传统是西方宪政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和精神与当代宪政理论之间至少存在法治原则的推崇、权力制约的强调与公共利益的彰显三重契合。共和精神是宪政中国建设的重要精神指引,其中,天下为公是宪政中国之情感凝聚纽带,和谐均衡是宪政中国之构建运作理念。     

共和精神:刑事政策选择的宪政制约

民主是宪政的前提 ,其正当性源于多数决定。共和是宪政的基础 ,其合理性体现在对少数的保护。共和的最终精神体现在人权中。保护少数的权利是共和的基本内涵 ,也是宪政的基本要求。中国的刑事政策选择应当体现共和精神并受其制约。首先应当解决权力规制问题 ,关注刑事政策的合宪性 ;其次 ,刑事法律应当警惕多数的霸权 ,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罪犯的权利。     

西部大开发的宪政基础与共和精神

在西部大开发中要革新观念 ,把大开发建立在实行宪政和发扬共和精神的基础上。发扬和落实共和精神 ,在政治上就是要实现“各族共和”、“全民共和”的理念和民族地方自治 ;在经济上则要求资源共享 ,全民共富。只有实现社会主义宪政 ,弘扬共和精神 ,才是从根本上保障西部大开发的可行而且必行之道。     

共和与民主宪政

共和国是千百年来政治法律家们所追求的政权组织形式。共和主义可以使各种社会政治资源得以充分利用。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 ,自己决定自己的事业 ,是近现代人们所推崇的政体的主流形式。宪政主义的核心是废除绝对主权 ,强调对宪法限制统治权 ,确认并保护人民的权利。共和与民主并不矛盾 ,民主是共和的重要组成部分 ,没有民主就没有共和 ,但民主必须受到节制 ,共和必须接受民主的洗礼 ,民主共和必须由宪法予以确认。在宪政的体制下发扬民主 ,完善共和 ,是建设现代文明国家的基本要求。     

走出《独立宣言》——1787年美国宪法与美利坚共和国的构建

《独立宣言》昭示了殖民地和英帝国“分离”的正当性,但并不必然包括现实的建国方案,这一重任要由1787年美国宪法来完成.后者要在继承《独立宣言》政治理想的前提下,完成美利坚共和国的初步构建.制宪者通过从“分离”到“统一”的政治议程转换、总统制与权力制衡等机制设置,以及宪政理念的刷新,为共和主义传统注入新的因素与活力.在此基础上,1787年美国宪法得以走出《独立宣言》,并为后来的宪政变革留下遗产.     

浅析宪政、法治、民主和共和

宪政与法治的关系不是谁高谁低的问题,二者存在一致性,但区别亦很明显。民主是宪政、法治、共和的基础,民主应当受宪政、法治的制约,法治支撑了民主秩序,克服了多数人暴政的倾向,共和应当是民主的目标,但二者又有区别。     

《联邦党人文集》的宪政之思

考察美国宪政的开端要自《联邦党人文集》始,该书在美国宪政史上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书中体现了统一的国家理念、共和的政治体制、分权制衡的治理思想和有限且必要的政府理念,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立宪共和之民初启蒙及反思

面对晚清政府的衰落,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以共和为旗帜成功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共和国时期,但民初共和国随后便偏离了共和的轨道。从阿伦特的共和与革命理论来看,立宪共和与现代革命休戚与共。辛亥革命的成功,从共和的角度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革命和共和的交融,但之后的失败则在于未知共和之原理。从共和主义的当代发展走向来说,传统的人民主权观甚至宪法文本观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批判或修正,人们关注的重心正转向动态的法治和制度运转。     

孙中山、华盛顿宪政实践过程和结果之比较

本文通过对孙中山与华盛顿关于民主共和之路的选择、民主共和创建的探索以及宪政实践结果的比较的考察 ,分析、探讨宪政与法治在不同国家得以产生、形成、发展的某些经验、教训乃至规律 ,以资借鉴。     

我国政府权力宪政制约探究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权力对经济运行的干预不能泛化，且政府权力不应介入市场功能的有效边界内。在对政府及工作人员权力“软约束”无效的条件下，必须引入宪政框架对政府权力予以约束。这既是宪政国家内在的本质规定．又是我国政府权力运行的现实要求。针对我国政府权力制约面临的现实障碍与宪政困境，必须从政府权力法制化、重构三权关系运行等方面入手，建立有针对性的政府权力制约机制。     

“必要而危险”的权力:民初宪政争衡中的行政专权

每个现代宪政体系都需要面对行政专权这种"必要而危险"的权力,对于新建的共和国来说,安置行政专权更是对其宪政建构的重要挑战。从民初一系列宪法及宪法草案文本来看,由于国际环境的压力,两大阵营的政治精英在应给予行政机关较大的外交自由裁量权上达成了一定共识,但对总统的赦免权力进行制约的程度不一,在紧急命令权与紧急财政处分权等问题上更是形成了尖锐对立,并最终导向了宪法秩序的瘫痪。造成这种对立的根本原因,在于1911-1912年的"大妥协"所造成的新旧势力共治结构的不稳定性。     

建构我国宪政立法体系策议

依法治国首要的是依宪治国。实行民主宪政 ,必先制定保障公民政治权利与自由和有效监控政府权力的法律 ,并形成体系。要推进宪政立法 ,思想认识上要克服“五怕”的障碍。宪政立法涉及公民基本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时 ,应注重公民基本权利不可侵犯等原则。     

寻找学术自由之奥义:学术—政治关系的宪政维度

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相为里、表,共同体现着话语权的分散化配置,并由此关联着共和精神和分力格局。学术自由故而为宪政的题中之义。宪政体制下政治系统对学术自由的尊重和对学术的纯粹性的敬畏,自有其内在逻辑。当代的情形则是,学术被纳入了相应的政治动员之中,从而形成了学术—政治关系的复杂形态。不过,宪政体制下对学术的政治动员和法治—宪政进程中对学术的政治动员呈现出不同的情形。     

宪政主义:文化与制度的转型

民主、宪政与共和是现代国家政法制度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中国在过去一百年中,共出现十部宪法,可见中国一直在探索着宪政的道路。本文试在总结前辈学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察西方宪政国家的制度以及自由主义传统,深入分析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政治文化传统,寻找一条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宪政主义道路。本文主要从文化与制度两个方面入手,分析文化制度的历史渊源并联系现代实际,强调支撑制度存在的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并阐述其中的含义。     

宪政制度下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服务型政府建设必须在宪政精神的指导下进行.在宪政制度下,政府与人民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政府的权力产生于人民的授权,政府受人民委托行使权力,由此决定了服务型政府建设必须确立以"公民权利本位,政府义务本位"的观念.在宪政制度下,需要通过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以法律制约权力等权力制约模式来确保服务型政府的公共性,克服政府自利性现象. "宪政"就是"限政",即政府的权力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严格限制.因此,在宪政制度下,树立有限政府的理念就成为服务型政府的必然选择.     

在分享制衡与分立制衡之间——中世纪威尼斯宪政的历史过渡性特征

威尼斯城市共和宪政是欧洲中世纪宪政的一种存在形态。它一方面延续了古典宪政的权力分享模式,另一方面又开始突破古代宪政以阶级分野为基础的"权力分享制衡"模式,具备了近代宪政以政府职能划分为根据的"权力分立制衡"模式的某些特征。威尼斯的国家机构虽然在人员构成上多有交叠,但在职能上各自独立,大致划分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系统,已初步具备现代宪政三权分立架构的雏形;不同权力机构的关系上不再以阶级之间的混合互补为诉求重点,而把权力的相互分立、彼此制衡奉为首要目标。威尼斯共和宪政在时段上介于古典宪政和现代宪政之间,在结构上开始以权力本身的性质及其承担的职能为依据,尽量强化权力机构的公共性和中立性,淡化其阶级性,并且更加注重分权制衡机制作用的发挥。这些变化体现了西方宪政由古代的"权力分享制衡"向现代的"权力分立制衡"过渡的发展趋势。     

半总统制的初创：1925年民国宪法草案的政体设计

在1925年民国宪法草案的政体设计中,总统由独立选举方式产生,权力也进一步增强,特别是确认了总统作为行政首脑的权力与立法权,包括解散国会权、紧急命令权、修宪提议权等,其权力比总统制下总统的权力要大。在总统与内阁权力关系上,总统居于主导与支配地位,符合半总统制政体行政权分享的原则。行政与立法权力关系的设计,体现为民国议会对总统与国务员的弹劾权、议会对政府的不信任权以及总统的解散议会权。宪法草案半总统制政体模式的选择,不仅是宪政学理的设计结果,还与北京临时执政府主导制宪、制宪者对民初宪政制度实践的经验反思以及魏玛共和国宪法影响等因素有关。     

宪政:和谐的生活哲学

宪政属于宪法哲学范畴。宪法哲学属于哲学 ,属于法哲学、生活哲学、未来之学 ,属于科学。在宪法哲学的上述不同层面 ,宪政分别聚焦于对“宪法·人民·政府”、“权力·法律·权利”、“宪法·生活·政治”、“传统·现实·理想”、“正义·科学·效益”等相互关系之本源和应然的追问。对此 ,我们的回答是 :宪法是作为国家权力所有者的人民与作为国家权利行使者的政府之间的“契约” ;法治的精义在于通过对公权力廉洁性和完整性的“保障”而实现对人权的保障 ;宪政既以民主为基础又对民主的某些性格保持着警惕 ;宪政的理想可以激发完善现状的热情 ,历史的评判则可防杜社会的倒退 ;宪政同时结晶着科学、正义、效益三种精神。     

人民共和、和谐社会与"一国两制"

和谐社会这一社会形态,落实在国家制度层面上、落实在宪政层面上,就是人民共和;人民共和是和谐社会的国家制度基础,和谐社会是人民共和的社会形态;邓小平"一国两制"、"各方面都能接受"的观点,充分体现了建设人民共和及其和谐社会的重要理念;"一国两制"是民族包容性的光辉典范,体现了人民共和及和谐社会的内涵;"一国两制"使一国内四个法域的不同社会制度不断健全和完善,这是人民共和及高度和谐社会的体现;"一国两制"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其内涵,也是人民共和及和谐社会理论和实践的丰富和发展."一国两制"是人类高度和谐社会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