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抑或协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审辩关系

从域外看，合意型诉讼模式中控辩协商和审辩协商兼而有之，但两种模式均难称完美。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最终选择了控辩协商，主要还是基于中国的具体国情、现行刑事司法制度以及立法价值等方面的综合考量。在对抗式诉讼模式下，异化了的审辩关系更多表现为审辩冲突，但合意型诉讼模式下的辩方意见已经蕴含在了经由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的作为诉讼合意载体的量刑建议之中，审辩关系呈现退隐之势实属正常。民事诉讼中的协同主义旨在调和职权主义与辩论主义之间的关系，促进法官从消极维持诉讼规则的“旁观者”变为积极能动的审理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导入协同主义，有助于通过进一步强调审方和辩方的协同性义务，尤其是通过法院职权作用的发挥，对控辩失衡起到纠偏作用，也能够更好地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     

调解的比较优势与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

调解、仲裁与诉讼，是现代各国解决民事纠纷普遍采用的方式，每一种方式都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和比较优势，正是比较优势的存在是纠纷当事人可以选择适合于自己的方式，与判决相比，调解具有自愿性，和解性，协商性，开放性，灵活性，保密性等八个方面的比较优势，我国现行调审合一的诉讼体制妨碍了法院调解发挥其比较优势，应当改革我国法院调解制度，实行诉讼内调审分离。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研究

在诉讼效率日益凸显的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中，迫切需要解决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逸而给刑事诉讼顺利进行带来的难题，为此世界许多国家建立了缺席审判制度。我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对外交往的增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侦查、审判的现象日益突出，特别是贪官外逃事件愈演愈烈，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了及时有效打击犯罪，解决涉案财产和有关赔偿问题，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诉讼，避免因中止诉讼而导致的诉讼拖延等问题，我国有必要借鉴国外的有益做法，建立符合国情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     

法院主动提起审判监督程序之研讨

我国设立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目的是为了纠正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中的错误,因此,传统的理论以实事求是为基础,认为人民法院为纠正错误有权主动提起审判监督程序.但是从基本的诉讼理论来看,作为一种诉讼活动,审判监督程序也理应遵循诉讼的基本原则,比如控审分离.人民法院在为了加重被告人刑事责任而主动提起审判监督程序时,实际上充当了控诉人与裁判者的双重角色,明显违背了控审分离原则.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并借鉴外国的有关立法,我国应当将再审分为为被告人利益而发动的再审和为加重被告人责任而发动的再审.对于为加重被告人责任而欲进行的再审,绝对不允许法院单方面主动提起,而必须由人民检察院或者被害人方面才能提起.对于为被告人利益而发动的再审,可以由法院主动提起.     

刑事法官诉讼角色的再考察——以审辩冲突为中心

审辩关系作为对抗式刑事诉讼中的非典型性概念,现于当下我国亚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中主要表现为一种冲突性的非对称关系。表面上,其肇因于辩方诉讼内的程序性与证据性辩护以及诉讼外的舆论性辩护三种辩护形式。本质上,其源始于裁判者在诉讼目的与庭审功能上的事实中心域立场。结果上,其导致了程序规范的惯习失灵与裁判权威的最终失却。在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刑事法官亟需在日渐朝向对抗式的改革话语中承担起全新的制度角色:立足于以裁判者为中心的审辩关系重构,刑事法官不仅需要完成整体上从权力集约型向权力分享型法官的职权转换,还需在相应的诉讼禁止与诉讼许可、程序控制与程序引导以及程序制裁与程序救济的单向性转换中实现其真正的个体认同与价值肯受。     

反信息公开诉讼规则探析——兼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之相关规定

反信息公开诉讼，从信息公开制度衍生而来，在很多方面不同于信息公开诉讼。界定反信息公开诉讼，明确其制度依据，探析其举证责任、审理方式、判决方式等诉讼规则，对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乃至行政诉讼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重大意义。     

郑克法律思想初探

郑克的法律思想集中反映在其著作《折狱龟鉴》中。法官的品德与才能、诉讼审判的经验与技巧是其法律思想的两个重要方面。郑克认为 ,法官既要有仁恕矜谨、勇于为义、尽心不苟的品德 ,又要具备明辨深察、博闻广见、妥善处事的才能。而且 ,从诉讼、侦查、审理到判决都有经验可供后人借鉴。     

法院收费合理吗？——兼论证据责任分配与诉讼资源的合理配置

〔编者按〕不同的诉讼模式奉行不同的价值理论,对于保障社会和公众的权益有不同的权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证据及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举证责任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本文就举证分配制度及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诉讼资源的合理配置逐一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意在提示我们:简易程序或者简化审理,是现代社会司法实践中为提高诉讼效率,缩短诉讼周期,降低诉讼成本,以有效应对现代社会中民事案件纠纷上升的有效举措。这些举措表明了成本、周期、效益等来源于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对于司法实践的渗透。     

对“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的反思

《意见》采取的缩短庭审时间简化审方法并不是提高诉讼效率的可行途径,对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缺乏配套措施的保障,口供有可能以新的形式成为“证据之王”,客观真实的诉讼证明标准受到挑战,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有可能被忽略。完善措施是:实行证据展示制度,让被告人获得律师有效帮助,让被害人有效参与简化审程序。     

浅谈刑事普通程序简化审

刑事普通程序简化审是刑事诉讼庭审程序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制度。本文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分别从法律规定、被告人和被害人三个角度进行阐述,认为应该细化简化诉讼审理程序的具体操作流程;保障被告人有效的获得律师帮助,确保被告人实现程序的选择权;让被害人有效地参与到简化审中,确实保障其诉讼主体地位。     

论被告人的处遇

刑事审判的运行蕴含着一个"悖论",在强调不应将被告人当作审判对象的同时又不得不针对被告人进行评价,被告人徘徊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尴尬境地。刑事审判这个场域中交融着实体和程序两种因素,显示了实体法与程序法发生着一种微妙的相互控制,并彰显了刑事程序的内在魅力。刑事司法运作的逻辑是"审判"先于"犯罪"先于"刑罚"而发生,要实现由"被告人"到"犯罪者"或者"无辜者"的角色定位,这是一项理性的事业,在这个空间里面,程序是第一性的,实体是第二性的。因而,永远不要把被告人当作审判对象,实质是一种程序理想,更是应有的理论立场。     

论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主体--从控审分离的视角审视

从控审分离的视角审视,现行法律规定法院自行提起审判监督程序,不符合控审分离的要求,不利于实现诉讼公正,导致了诉讼职能的混乱,不利于保障被告人权利,因此应取消法院自行提起审判监督权。为了维护原审被告的权益、要改造现行的申诉制度,赋予被告申请再审权。     

审执关系的基本原理研究

基于保护民事权利的近代理想,审判与执行一直被视为两种重要的公力救济方式,遵循着司法权所固有的质的规定性,如程序启动上的被动性、债权人公法性的请求权、对受侵害的权利以诉讼时效的保护等。同时,在执行机构与被执行人之间关系的层面上,民事执行具有不同于审判的构造,二者存在着诸如单向性与多向互动性、不平等性与平等性、主动性与中立性、形式化与判断性、强制性与和平性、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效率取向与公正取向等紧张关系,这是支撑“审执分立”的法理基础。     

民事庭审程序中的若干问题研究

民事庭审是整个诉讼活动的核心,庭审制度改革是诉讼改革的契机和重要内容,其成败直接关系到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问题。因此对于集中审理和举证时限的关系、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的分立、法庭调查的控制以及法官认证等问题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分析,对于民事庭审程序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视域融合的法哲学的现实分析

在现代法哲学的范式里,作为法律解释者的主体和作为法律文本的客体是分离的,这种二元结构使法律的权威得到了保证。而有的法哲学家认为,主体和客体之间只有相互沟通,才能防止一种价值压制另一种价值,所以视域融合的法哲学应当有更大的生存空间。但在我国目前的语境下,这种法哲学却可能使法律的王国支离破碎并削弱人们对法律的信仰,或许我们需要的是现代性而非后现代性的法律。     

对刑法上客体的再认识

从哲学理论上讲,客体就是行为作用、行为指向的对象,而作为法律关系内容的社会关系不过是为法律所刻意确认并加以调整,由一定的法律行为所引起的产物,这种社会关系本身不可能被行为所直接指向而成为行为客体。在传统的刑法理论中,刑法上的客体被仅仅局限为犯罪的客体,而在几乎所有现行刑法学教科书中,均把犯罪客体说成是犯罪行为侵犯的社会关系,这一违反哲学原理和法学原理的犯罪客体概念,本身包含着逻辑错误和定性错误。犯罪客体就是被犯罪行为直接侵害指向的人或物。     

论审判对象的生成——基于刑事诉讼合理构造的诠释

诉讼模式的演变,揭示了审判对象只有在趋于理性的诉讼结构之中才可能获得合理而有效的规定。在相对合理的三角结构刑事诉讼中,没有起诉,就没有审判对象,审判对象与起诉范围保持同一性。辩护范围与审判对象具有同一性,审判对象集中展现于庭审,却规约着整个诉讼活动过程,审判对象与诉讼构造发生巧妙的相互规定、相互作用。寻求认识一种反思性的刑事诉讼,将侦查行为合法性问题自然纳入审判对象,显示了审判对象范畴在不断走向合理的诉讼构造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张力以及诉讼构造发展的方向。中国的刑事诉讼当务之急是要好好地运用审判对象在诉讼构造中生成与发生作用的原理,合理地改造我们的诉讼构造,有效规范审判对象存在与发生作用的程序问题。     

二审全面审查制度应当废除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二审全面审查原则。这个原则作为一种制度,使二审法院必须要对当事人没有上诉、检察机关也没有抗诉的一审判决中认定的事实部分或法律适用部分进行全面的审理。这个制度,既不符合刑事诉讼中控审分离的基本原理,违背了现代司法制度中审判中立的基本原则,也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和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因此,应当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废除这一制度。     

THE COLLABORATIVE DIVORCE PROJECT: A Court-Based Intervention for Separating Parents with Young Children

The role the legal process of separation and divorce plays in affecting outcomes for young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ies was examined in the Collaborative Divorce Project (CDP), an intervention designed to assist the parents of children six years old or younger as they begin the separation/divorce process (married and unmarried couples). Evaluation and outcome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161 couples, their attorneys, teachers, and court records. In addition to positive evaluations from both parents, intervention families benefited through lower conflict, greater father involvement, and better outcomes for children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ttorneys and court records indicate that intervention families were more cooperative and were less likely to need custody evaluations and other costly services. The CDP illustrates how prevention programs can be located within the courts, can be systematically evaluated, and can aid in helping the legal system function optimally for families with young children.     

关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基本方向的思考

我国刑事诉讼具有构造特征不够彰显、职权主义色彩浓厚的特点,因此,修改刑事诉讼法应当优先确立控审分离、控辩平等和审判中立三个目标。本文就控审分离、控辩平等、审判中立原则的基本内涵、我国刑事诉讼程序违反它们的表现及其原因等逐一进行了剖析,并针对诉讼机制存在的缺陷,提出了修改刑事诉讼法所应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