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犯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淮

一犯罪既遂和犯罪未遂是故意犯罪的两种不同形态。对于这两者的区分标准,我国刑法学界较普遍地沿用了资产阶级国家刑法理论中的观点,认为,“犯罪既遂,是指行为人故意实施的行为已经具备了某一种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①相应的,犯罪未遂则是“犯罪分子的行为未完成某个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②很显然,上述观点是把是否具备犯罪构成作为区分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的,具备犯罪构成的是犯罪既遂,反之,则是犯罪未遂。可见,这     

未完成罪研究

犯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相对于犯罪既遂而言，是一种犯罪的未完成形态，故可以将其称为未完成罪。未完成罪是犯罪的特殊形态，它以刑法分则相应的犯罪构成为基础，以刑法总则的有关规定为补充，从而确定其构成要件，形成对其定罪量刑的根据。未完成罪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形态，具有其特定的存在范围。     

关于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探讨

关于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探讨李居全一由于我国《刑法》仅规定了犯罪未遂，而没有规定犯罪既遂，因而我国刑法理论界对如何界定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概念、理解二者的相互关系及划分二者的界限，历来众说纷纭。笔者认为，这里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明确犯罪既遂与犯罪未遂的关系问...     

行为犯原理的新诠释北大核心

行为犯应从形式概念、犯罪既遂标准说的界定方式来阐释,是指只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危害行为、而不要求发生物质性危害结果就成立犯罪既遂的犯罪类型。行为犯包括预备行为犯、举动行为犯、过程行为犯、持有行为犯、危险状态犯等五种具体的犯罪类型。行为犯的犯罪既遂,必须是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具备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一犯罪的构成要件意义上的"完整行为"并具备了相应的精神上的或者制度上的危害结果(即非物质性危害结果)这一"实然危害"而成立完整犯罪的典型形态。预备行为犯、持有行为犯均不存在犯罪预备、犯罪未遂与中止等犯罪未完成形态;举动行为犯通常可以存在犯罪预备形态以及犯罪预备阶段的中止等犯罪未完成形态;过程行为犯和危险状态犯可以存在犯罪预备、犯罪未遂与中止等犯罪未完成形态。     

行贿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

我国刑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行贿未遂的,可以比照行贿罪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认定行贿罪的未遂,在司法实践中必须划清行贿罪既遂与未遂的界既。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都是以犯罪既遂为标准的。研究行贿罪的既遂与未遂,意义主要在于量刑的差别。因此,刑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已经着手实施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罪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行贿未遂是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法定情节之一。关于行贿罪的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在刑法…     

刍议共同正犯中既遂与未遂的并存

一共同正犯 ,即简单共同犯罪 ,又叫共同实行犯 ,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行某一具体犯罪客观要件的行为。〔1〕“共同正犯的责任承担 ,是刑法理论研究中疑点颇多的一个难题。笔者不揣冒味浅陋 ,拟专就共同正犯能否成立犯罪既遂与未遂并存的问题略抒拙见。犯罪的既遂与未遂是刑法规定的重要量刑情节。犯罪既遂是故意犯罪的完成形态 ,符合刑法分则具体犯罪条文的构成 ,而刑法分则具体犯罪条文的构成及法定刑均是以犯罪的完成形态为标准来设置的。因此 ,对行为符合既遂特征的既遂犯 ,直接按照刑法分则具体犯罪条文的法定刑辐度处罚。对于未遂…     

关于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思考

关于犯罪既遂与犯罪未遂的概念以及二者之间的界限,刑法学界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观点。其中较为有力的说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处于通说地位的“构成要件说”。该说主张犯罪既遂与未遂的定义以及二者的区分都应从是否具备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某一要件来考虑。二是“预期...     

论放火罪中的几个问题

一,放火罪既遂与未遂的界限关于如何确定放火罪既遂与未遂的界限,理论上有多种不同看法。①烧毁财物是既遂,没有烧毁财物是未遂。而不问财物烧毁多少,程度如何。显然,这是以实害结果发生与否作为区分既遂与未遂的标志。这种观点是不科学的。它对放火罪既遂的认定失之过严,有悖现行刑法的规定以及刑法理论。②已经点燃目的物,即便移去引火物或者行为人离开现场后仍能独立继续燃烧的,为放火罪既遂,不能独立继续燃     

论未遂与既遂的区分标准——结果发生说之提倡

正确界定犯罪的未遂与既遂对定罪量刑、犯罪的阶段及其停止形态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刑法学界,未遂与既遂的区分标准有很多观点,但是犯罪目的实现说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任意性,法益侵害说在实践中难以操作,构成要件齐备说则将犯罪的停止形态向前推了一个阶段,而只有犯罪结果发生说给犯罪未遂与既遂的区分提供了一个普遍的、可操作的标准,避免了其余各学说的缺点。     

犯罪预备阶段存在犯罪未遂

在我国现代刑法理论中,有一种几乎是公认的观点,即犯罪的预备阶段不存在犯罪未遂问题。其主要根据有二:一是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既遂和犯罪中止是犯罪过程中的不同犯罪阶段(有的认为是不同的犯罪形态),这些不同的犯罪阶段(或形态)是各自独立、互相并列或排斥的,是这个犯罪阶段(或形态),就不可能是另一个犯罪阶段(或形态);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20条明确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这里的“已经着手实行犯罪”是犯罪预备之后实     

浅谈贪污未遂与既遂的界定标准

本文从界定贪污未遂与既遂标准三个不同观点的角度进行分析，阐述了“非法所得”刑法意义上的含义，得出以“控制说”的观点作为界定贪污未遂与既遂标准的结论。     

论刑事法治视野中的犯罪既遂标准

构成要件说来自大陆法系,主要理论依据是犯罪阶段论、犯罪类型论以及修正的犯罪构成论。构成要件说的困惑是:混淆犯罪既遂与犯罪成立或者犯罪未遂等未完成形态的界限;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修正的犯罪构成说值得商榷。既遂的举动犯与行为犯形态并不合理。结果说与新结果说、目的说与新目的说、权益侵害说、双重标准说以及类型化标准说均存在缺陷。立足于罪刑法定并适应刑事法治的需要,犯罪既遂标准应当以犯罪行为是否造成预想的最终实害(客观)结果或者足以造成该结果发生的危险状态为标志。犯罪既遂中的"危险状态"与危险犯、未遂犯之危险状态存在区别。     

如何界定受贿罪的既遂与未遂

有关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的不同观点 受贿犯罪由于其并没有直接侵吞国有（公共）财产，因此，比较贪污、挪用公款等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其行为隐蔽性更强，因此，在实践中，往往是案件已经完全结束，行为已经完全既遂才被发现、处理。所以“受贿未遂”也就变的十分“稀有”，特别是加上证据固定的困难，使受贿未遂案件难以发现，也使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的界限难以确定。     

犯罪未遂如何定罪量刑?

编辑部: 我们在审判实践中往往遇到“未遂”案件。刑法总则第二章第二节对什么是犯罪予备、未遂、中止,以及处罚原则作了明确规定。但刑法分则部分没有提及“未遂”等犯罪。因此,在运用具体案名方面有不同理解。有的同志认为,“既遂”和“未遂”在犯罪性质上并无区别,因此“未遂”罪,应按既遂定罪论处。     

犯罪既遂标准新论 修正的构成要件齐备说之提倡

一、关于犯罪既遂标准研究的反思犯罪既遂的标准是什么?这个问题并不是不言自明的,因为刑事立法没有明确告诉我们何种情形算作犯罪的既遂、何种情形算作犯罪的未遂,因此,犯罪既遂标准的界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刑法学理与刑法解释。在这个问题上.学者间观点并不一致,概而言之,大致有三种观点存在:1.犯罪目的实现说;这种观点主张,应当以犯罪目的是否实现,作为认定犯罪既遂的标志。如果行为人实现了其预期的犯罪目的,就构成既遂犯。其理     

行为犯、结果犯、危险犯通说概念的反思与重新界定

我国刑法学界对犯罪既遂成立标准的观点有: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犯罪目的实现说和犯罪结果发生说。本文认为,犯罪既、未遂的确认标准应是犯罪行为是否给刑法所保护的合法权益造成实害。由此,我国刑法分则对犯罪的规定并非以既遂为模式。     

犯罪“未得逞”含义辨析

我国刑法第20条规定:“已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可见,犯罪是否得逞是区分犯罪既遂和未遂的法定标准。但是,由于法律对于“未得呈”的含义没有具体解释,所以法学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说不一。实践中对具体犯罪的既遂与未遂的划分也无所适从,颇不一致。究其原因,笔者拙见,症结主要在于:一是没有理清危害结果在刑法规定的各种具体犯罪中的法律地位;二是没有理顺危害结果与犯罪构成及与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正确关系。本文冒昧对此略陈管见。     

贩卖毒品罪未遂标准的正本清源

司法实践中关于贩卖毒品罪的未遂标准问题值得反思。贩卖毒品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应以行为人是否实际交付毒品为标准。行为人已经实际交付毒品的是贩卖毒品罪的既遂;行为人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尚未实际交付毒品的是贩卖毒品罪的未遂。以是否实际完成毒品交付作为判断贩卖毒品罪既遂和未遂的标准,既是基于既遂形态对行为犯量的规定性,也是由既遂形态对行为犯质的规定性所决定的,这一标准符合犯罪未得逞的事实和本质特征。对于实践中常见的因价格谈不拢或因交易对象变更而未完成毒品交易的情形,应当按照贩卖毒品罪的未遂来处理。     

论大陆法系刑法中的既遂犯和未遂犯

一、概述 既遂犯和未遂犯，并不仅仅是指犯罪既遂形态和犯罪未遂形态，而是包括了犯罪既遂、犯罪未遂、犯罪预备和犯罪中止这四种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在大陆法系国家，特别是日本刑法理论中，后三种犯罪停止形态通常都被划入未遂犯的范畴之内，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大陆法系国家对犯罪停止形态的内容及其分类的不同导致的。...     

“犯罪成立模式说”否定论

刑法分则中的具体犯罪的设置有两种可能的模式，即犯罪既遂模式和犯罪成立模式。在犯罪成立模式之下，面临着“多元”标准的难题，无从把握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的界限，且很难落实刑法总则所规定的未完成罪的从宽处罚原则。对“犯罪成立模式说”应予以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