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警察滥用权力

警察权在一个社会中的实际运作状态,在相当程度上标志着这个社会文明的发展水平。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在一定条件下成反比例关系,即警察权的扩大意味着公民权利的缩小,警察权力的滥用往往使公民权利化为乌有。警察执法活动中的违法违纪问题和滥用职权等腐败现象已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在现代法治国家,为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应以法治的理念重新审视警察权,并以法治原则和观念指导警察权的设立和行使。     

警察行使权力的基本原则研究

警察权是为民主、为民众、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而生的权力,而在警察执法过程中却存在着不作为的问题。目前,警察权陷入必须广泛存在而又不能不加以有效控制的两难选择,为了保障人权,彰显法治,寻求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理性平衡,警察权的行使必须遵守合法、及时、准确、比例的原则。     

从权利保障视角审视《治安管理处罚法》

《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加强监管力度的同时减少了处罚的随意性,进一步完善了处罚的程序,在公民权利与警察权力之间进行了一定的平衡。但从总体上来看,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没有将公民权利保障摆在首位,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仍显不足。     

警察权与公民权关系的法理学思考

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警察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警察在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国家稳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警察权是公共权力体系中的一种,而公民权则是私人权利中的一种。保障公民权是警察权的存在目的,公民权利保护需要警察权的保障,警察权与公民权之间形成和谐共处的良好关系,是符合法治精神的理想模式。     

警察权弱化的成因及对策分析

警察权的设定是为了满足社会公益和道德准则,以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为终极目标。弱化的警察权不仅会导致法律权威的丧失和民警的伤亡,而且也不可能实现公民权利的保障。因此,必须规范、科学配置警察权,防止警察权弱化,以实现法治社会、和谐社会所需要的社会秩序。     

从治理理论看我国警察权的走向

从治理理论探讨国家与社会的新型关系,得出警察权是国家公权力与民众博弈的结果,警察职能社会化所带来的是警察权的弱化和警察权的社会回归。警察权的走向:一、自主化走向;二、市场化走向;三、社会化走向;四、民事化走向。     

从治理理论看我国警察权的走向

目前,大多数对警察权的研究都从法理学的角度进行探讨,指出一个国家警察权的大小与其文明程度成反比例,但缺乏理论支撑。从治理理论探讨国家与社会的新型关系,得出警察权是国家公权力与民众博弈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分析警察权与警察职能的关系,强调新形势下警察职能的转变,从而推导出警察权的“四化”走向。将治理理论运用于法学领域,并用来分析研究警察权,不仅是法学理论上的创新,而且极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治安管理处罚法》看警察权的扩与限

随着社会公共事务的增多,警察权力也在不断扩大。规范和限制警察权已经成为当代立法的趋势。《治安管理处罚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相比,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了警察职权的行使,进一步保障了公民权利,在我国法制建设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论法治社会中的警察权

警察权在一个社会中的实际运作状态,在相当程度上标志着这个社会文明的发展水平。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在一定条件下成反比例关系,即警察权的扩大意味着公民权的缩小,警察权的滥用往往使公民权化为乌有。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我国一项基本的治国方略。在法治条件下,为保障公民的权利,应以法治的理念重新审视警察权,并应以法治的原则和观念指导警察权的设立和行使。     

警察权介入家庭暴力限度问题探讨

警察权是一种公权力,在介入家庭暴力问题上不同国家有不同做法,近年来,我国学界对此也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探讨。一方面家庭暴力侵犯了人权,是对权力的滥用,具有公共领域特性,警察权应当介入;另一方面家庭暴力不同于一般暴力,其本身具有的私人自治特性又使得警察权不应当介入。要解决此矛盾,应作警察权有限介入的立法考虑,即警察权的介入要充分尊重受害人的意愿。     

法治理念下规范警察权刍议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治国方略。在法治条件下,为保障公民权利,应以法治的理念重新审视警察权,并应以法治的原则和观念指导警察权的构建。     

冲突与媾和：规范警察权刍议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治国方略。在法治条件下,为保障公民权利,应以法治的理念重新审视警察权,并应以法治的原则和观念指导警察权的构建。     

论警察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平衡——以比例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为视角

警察权力是为公民权利而设,警察权力行使的滥用或不力,都不利于保障公民权利,从比例原则角度讲,警察权应依比例行使,行使权力谋求的目的与对公民权利的影响应当成比例、相适应,包括刑事侦查权、行政调查权、检查权和枪支使用权都应按照各自的比例原则要求行使.从法律保留原则角度讲,凡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均应以法律来规定.目前,法律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具体化、个别化规定,还存在以行政规章规定上述事项的现象.面对法律的完善和政府职能及责任的逐渐规范,应强化警察权在日常警务活动中的依法行使,并保证政府为应对突发性事件、灾害性事件、影响重大公共安全利益事件发挥警察权的能动作用.     

紧急状态下警察权的扩张与法律规制

随着恐怖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逐步蔓延,紧急状态下警察权的扩张成为必然。这种权力扩张的正当性是建立在一定的宪法理论、文本与实践基础上,其合理性是通过克减公民权利、扩张行政权范围及权力转移集中方式等法治路径实现扩张。此外,还需在立法、行政、司法等方面对警察权的扩张进行必要的法律规制,才能防止权力扩张的盲目性与危险性,真正发挥警察权的功能与作用,高效应对紧急状态。     

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困境与出路——以警察权的配置与运行为视角

对于群体性事件,人们常常从政治属性和法律属性两种视角进行认知,两者追求的内在价值虽然一致,但因着眼点和实现的途径不同,作为国家公权力的警察权在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常常陷入困境。政治手段与法律手段并用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就警察权的配置和运行而言,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方式最终应归入法治轨道。     

警察使用枪支的法律规制

枪支是法律赋予警察威慑与惩治违法犯罪的有力武器,而警察使用枪支的法律规范则是作为公权力代表的"警察权"与作为私权利代表的"公民权"博弈的结果。在面对警察使用枪支可能侵害公民权利并有不断扩张和任意行使的危险时,国家多采用较为严格的立法手段进行管控,于是"最小使用武力原则"便成为警察使用枪支的基本准则。我国迄今为止涉及到警察使用枪支的法律规范已不下十余部,在它们陆续颁布实施的几十年时间里,诸种不足也在警务实践中显露端倪,需要我们尽快加以弥补和完善。     

风能进、雨能进、警察不能进——警察权与住宅权关系的合理重构

在执法实践中,经常与住宅权发生关系的公权力无疑是警察权。要合理构建警察权与住宅权之间的关系必须充分考虑警察进入公民住宅的条件、时间、程序、方式、相对人的意愿等要素,甚至对于何谓"住宅"也应做审慎的判断。完善的制度为警察执法提供合理的指引,但深入分析我国关于警察权与住宅权关系的法律制度,会发现其中尚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这主要表现在:关于"住宅"的法律用语混乱,有"住所"、"住处"以及"场所"等不同的表述;警察进入住宅的法律定位不科学,出现错位的现象;警察进入公民住宅的制度设计存在重大缺失等。针对上述问题,有必要在制度上进行调整与完善,最终推进警察权与住宅权之间合理关系的形成。     

和谐社会的构建与警察权的行使

从法律层面而言,和谐社会的本质是权利与权利、权力与权利、权力与权力之间的和谐。警察权的行使实质上就是如何处理好公民权利与警察权利、警察权力与警察权利、警察权力与其他公共权力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具体主要体现为如何处理好执法意识与执法公正、执法效果与社会效果、执法程序与执法效率、执法监督与执法保障、执法规范与执法权威之间的关系问题。     

论《治安管理处罚法》警察权扩张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新近通过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警察权的扩张引起不少学者的担忧,认为:警察权力过大会侵害公民权利。因此,需要从警察权扩张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两方面进行分析论证。一是为顺应社会发展变迁给社会治安工作带来的新情况,国家有必要扩大警察权力;二是为了对扩张后的公民个人权利的有力保障;国家有必在扩大警察权力。     

对我国居民身份证查验制度的理性思考

警方在查验居民身份证过程中，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一方面，查验身份证是对违法者的一种震慑，能使警方抓住更多的在逃人员，有利于维护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另一方面，这种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干扰了公民的正常生活。因此，有必要理性审视居民身份证查验制度，以期在警察权与公民权间寻求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