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霸权下的中美经济失衡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美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贸易与金融失衡,美元霸权是导致中美经济失衡的主因。作为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经济失衡体现了两国不平等的经济关系。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及2011年美债危机充分显示了这一不平等关系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中国应将被动调整本国经济的压力转化为主动调整的动力,在双边和多边层面致力于纠正中美经济失衡。     

论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美经济关系失衡及其调整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经济关系日益紧密;但与此同时,两国贸易关系与投资关系失衡也不断加剧。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中美贸易关系失衡与投资关系失衡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并导致二者的调整路径明显分化。在后危机时代,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及退出时机、中美两国的经济结构调整、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速都将影响中美经济关系失衡的调整。从长期来看,中美投资关系失衡的调整将慢于贸易关系失衡的调整,但二者最终都将向均衡水平回归。     

中美日三边经济关系：新世纪，新变化

进入新世纪头10年，中美日三边经济关系随着中美日三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实力对比关系的改变而出现了显著变化，即：中国的地位快速提升，而日本的地位明显下降，美国的地位虽有下降但依旧十分重要。分别从中美日三个国家的视角审视三边关系，则主要表现为：中国从倚重日本转变为倚重美国，美国从美日经济摩擦转变为美中摩擦，而日本则从对美依赖转为对华依赖。这种变化将构成新世纪全球经济格局和大国经济关系调整的重要动向。     

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战的走势与对策

特朗普执政后,对美国外贸政策进行大幅度调整。2018年以来,随着中美关系进入多事之秋,两国贸易摩擦有演变成贸易战的风险。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经济战,既有中美两国经济长期失衡需要解决贸易平衡问题的经济逻辑,更有中国迅速崛起致使中美实力对比失衡引起美国朝野恐慌的非经济逻辑。针对美国发起的单边行动,中国应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争取协商解决两国的经济结构性失衡问题;针对美国发出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稳住阵脚,深化改革开放,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时加强相互沟通,减少战略误判,维持中美竞争与合作的格局,避免滑向全面冷战。     

中美经济贸易关系：反思与展望

导致当前中美经济贸易摩擦加剧的根本原因，从宏观层面看，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从中观和微观层面看，是中国的某些产业部门在劳动力和资源价格上发挥了充分的比较优势。由于美国的贸易逆差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扩张也是不可持续的；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将成为未来中美经济贸易摩擦的焦点，从而制约双边经济贸易关系的顺利发展。为此，应重新思考对美贸易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能过度依赖对美贸易顺差，而应该及时调整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坚持以扩大内需与外贸增长同时并举。     

美元本位制对中美经济关系的影响

美元本位制作为中美贸易—资金双循环机制的基础,印证了中美经济关系是"贸易国家"和"金融国家"之间的非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美元本位制对中美贸易失衡和金融失衡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表明,中美经济关系中存在非对称的"金融恐怖平衡"。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元和美元本位制的地位不仅没有被削弱,而且更加巩固;美元本位制仍将继续。中国必须在现行的政策框架下降低对美元本位制的依赖。为此,应加快完成从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向内外平衡的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和加快金融转型的进程。     

论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的意义、内涵与挑战

2018年以来,中美经济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在中美关系质变的背景下构建中美经济关系的"新范式",成为事关全球经济发展和人类福祉的关键。确立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的经济逻辑体现为三个"难以为继",即中美两国各自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全球经济失衡的总体格局难以为继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模式难以为继。与此同时,应当看到三个不变,即中美经济合作互利共赢的本质属性没有变、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总体趋势没有变以及全球经济治理中大国协调的必要性没有变。因此,在诸多领域的中美协调与合作仍将是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基石。确立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的宗旨在于以双边经贸利益的共生性和包容性对冲两国地缘政治的竞争性和对抗性。这一"新范式"的内涵包括三个层面:竞争合作、分歧管控以及深化融合。特朗普政府的"全政府"对华竞争战略、中国经济发展国际环境的根本性变化以及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对"新范式"的确立构成了挑战。对中国而言,尊重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的经济逻辑、解决好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以及提高"一带一路"倡议的透明度与可预期性至关重要。     

中美“两国协调”(C2)评析

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中国政府高官提出"中美协调"(C2)概念,这顺应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客观需要,反映了中国处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导原则,是对中美G2构想的积极回应与修正。与中美G2等级式大国关系不同,中美C2强调在平等的基础上,以"和而不同"的方式发展大国关系,培植战略互信,减少战略误判,这有利于发展"和谐共处、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具有较强的生命力。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美经济相互依赖

2007年之前, 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 美国在双边贸易、贸易结构以及投资关系三个方面占有 相对优势, 中国只在国债购买领域具有一定优势。因此, 美国拥有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权力。但是, 由美国 2007年8月爆发的次贷危机而引发的经济危机, 使中美相互依赖关系出现了新动向, 中美之间至少在经济领域形 成了某种程度的“命运共同体”。为此, 中国应当借金融危机深化两国经贸关系, 提高美国政府利用对华贸易为政 治或安全服务的相对成本, 进而达到校正中美相互依赖中的非对称性的目的。     

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建构依据、基本框架与发展趋势

中美战略稳定关系已经超越经典战略稳定性，向着复合战略稳定关系的方向演化。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是稳定两国关系的客观需要。彼此战略竞争加剧给中美之间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带来负面影响。在美国提高核力量于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将核武器重新作为霸权工具的背景下，中美战略稳定性面临挑战。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挑起贸易争端，经贸关系在中美关系中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作用减弱，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的必要性凸显。中美之间经济深度相互依存，在维护国际体系稳定方面具有共同利益，这为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框架包括建立在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双方经济的深度相互依存、战略互信、双方对话交流与合作机制等四根支柱，其中以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为核心支柱。虽然中美战略互信存在短板，但随着中国战略核力量的进步、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继续维持和双方对话交流与合作机制的成熟和完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将不断巩固。     

中美经贸关系现状与前景

中美经贸关系中合作是主流,它具有稳定双边关系的战略意义,但同时中美经贸关系中也存在着失衡与摩擦等突出问题。未来5-10年中美经贸关系仍将处于磨合期,贸易失衡问题有望缓解,贸易摩擦问题则将主要受到美方调整对华贸易政策、强化监督和经贸问题政治化倾向抬头两大因素的影响而加剧。     

中美关系中的俄罗斯因素

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具有极大的关联性。中国的对外战略也深受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从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在中美俄三角关系框架下,中国的外交战略可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1989):以苏联为共同对手、没有经济联系的中美安全准同盟;第二阶段(1989～1991):失去了共同对手的、失效的中美准同盟;第三阶段(1991年12月～2001年9月):经济基础不足的中俄准准同盟;第四阶段(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至今):中国平行发展与俄美关系,实行双向合作战略。中俄之间准准结盟关系主要体现在地区与国际事务合作、军事关系和部分政治关系,但并不意味着结成反美联盟。中美经贸、文化、知识联系非常密切,但政治、军事互信水平不高,也不可能形成G2集团。由于国内政治的复杂性,国内利益的多元化和多样性,中国平行发展与俄、美的关系,双向合作,良性互动,争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中美经济关系:金融危机的影响及后危机时代的走势

中美经济关系历经近30年的发展,形成了多方位、多层次的相互依存关系,由偏重于中国对美国单向依赖的不对称性向中美相互依赖的对称性转变,而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加速了这一趋势。金融危机不仅使美国经济实力遭到重创,而且削弱了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中国在经受金融危机冲击之后率先摆脱影响,不仅经济获得强劲发展,而且国际经济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中美关系的加速升温和忽然变冷,正是中美经济关系的这种变化导致美国在心理上不能完全适应的一种反映。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度的进一步提升,将促使中美经济关系必然要在矛盾和摩擦中不断扩展和深化。     

中美“经济关系政治化”分析

所谓"经济关系政治化",是指国家间正常的经济关系在特殊国际政治环境下具有政治功能。当前中美"经济关系政治化"突出表现为:中美关于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政治理念的分歧化、中美贸易问题的实力对比竞争化和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美国国内政治民生化。中美"经济关系政治化"背后是两国经济社会制度的差异、美国对其国际霸权的护持及美国国内民生问题的要求。中国应切实从自身社会、经济实际出发,处理好中美"经济关系政治化"问题。     

全球经济平衡增长与中美关系的未来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美国政府意识到全球经济失衡的不可持续性,并因此而力求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世界经济平衡增长。中国政府的科学发展观事实上与美国的倡议高度契合。在中美双边战略共识的基础上,全球经济平衡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效果。但是,全球经济平衡增长会中断中美既有的经济相互依赖模式。未来的中美关系在经济、金融、贸易、汇率等领域面临着严重挑战。     

中美关系中的俄罗斯因素

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具有极大的关联性。中国的对外战略也深受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从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在中美俄三角关系框架下,中国的外交战略可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1989）：以苏联为共同对手、没有经济联系的中美安全＂准同盟＂;第二阶段（1989～1991）：失去了共同对手的、失效的中美＂准同盟＂;第三阶段（1991年12月～2001年9月）：经济基础不足的中俄＂准准同盟＂;第四阶段（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至今）：中国平行发展与俄美关系,实行＂双向合作＂战略。中俄之间＂准准结盟＂关系主要体现在地区与国际事务合作、军事关系和部分政治关系,但并不意味着结成反美联盟。中美经贸、文化、知识联系非常密切,但政治、军事互信水平不高,也不可能形成G2集团。由于国内政治的复杂性,国内利益的多元化和多样性,中国平行发展与俄、美的关系,双向合作,良性互动,争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美国战略调整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作为影响中国和平发展外部环境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是一种长 期战略考虑，是一种涉及安全、政治和经济等所有领域的结构性转型，美国要致力于重建亚太地区 的领导地位，并主导地区秩序的规划和构建。不同于将亚太地区截然划分为两大阵营的冷战战略， 美国亚太战略调整所采取的措施是两面下注和两面套利，一方面把中国确定为战略“假想敌”，挑 动中国和亚太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为美国介入该地区提供战略机遇；另一方面也尝试积极推进 中美合作伙伴关系，防止亚太地区陷入冷战对抗的泥淖。中美两大战略资源系统如何协调彼此关 系，成为决定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秩序的关键因素。从全球化时代和亚太地区一体化的现实出发， 构建中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合作竞争、聚同化异的新型大国关系，开展中美战略协调和预防性 合作，将是化解这一危险的战略思路。     

1972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回顾与展望

1972年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最初以发展战略关系为主。1983年里根政府改采“新现实主义”政策,不强调战略关系,更多侧重于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布什面临着中美苏关系、亚太局势和中美双边关系三方面形势,必须协调与中国的关系。中美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互有需要,发展关系存在潜力。     

美国国会就中国PNTR地位的辩论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2000年美国国会就中国PNTR地位的辩论范围和内容几乎涉及中美关系中的所有问题,它一方面说明了美国政府和企业界对中美经济关系的重视和维持中美经济战略关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美国国会众多议员对"中国威胁"保持戒备心理的程度.这场辩论折射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走向.     

金融危机中的美同亚太地区战略调整与中美关系新定位

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中美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奥巴马上台后中关关系大起大落，两个《中美联合声明》对中美关系作出新定位，但是奥巴马政府又在积极实施亚太地区战略调整，高调重返亚太地区。美国对华政策呈现出从“接触加遏制”向“合作加牵滞”调整的新取向，这一现象产生的重要背景之一是，中国迅速和平崛起，亚太地区力量平衡状况出现重大变化，美国需要做出必要的回应。美国亚太地区战略调整不能简单解读为战略围堵中国。但要落实中美两国“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的新定位，需要两国共同努力，实现这一目标依然存在战略互信基础脆弱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