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转型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

治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与经济学拓展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用治理理论考察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一方面为地方治理的初步转型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解决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也要求我们致力于治理的转型。     

略论中国治理转型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中央与地方治理关系的研究在目前社会转型时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伴随经济社套转型,现有的政治治理面临一系列困境,特则是现有制度框架下地方政府的激励模式和制度约束.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如何改革地方政府现有的激励模式和制度约束将是改善中国国家治理的不可缺少的途径.需要在完善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建立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和中央--地方在财政收支上的责任匹配等方面进一步改革.     

整体性治理与生态型城市建设——以浙江省湖州市为例

整体性治理理论以公共行政责任为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强调协调与整合为政府治理手段,来提高政府治理绩效,实现公共行政的目标.整体性治理理论对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转型提供了启示.本文以浙江省湖州市建设生态型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分析框架,分析了地方政府在建设生态型城市的治理方式与成效,及其困境;探讨了地方政府在构建生态信息公开平台,培育公民生态意识,引导部门间合作,借助多元参与主体,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体系等方面治理方式的转型.     

技术与制度之间：数字治理转型中的地方政府注意力研究——基于山东省大数据局官方推文数据的分析

平衡好技术运用与制度建设的关系是地方政府成功实现数字治理转型的关键。基于政府注意力的研究视角，借助山东省大数据局官方微信相关推送文本进行数据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在技术与制度之间的注意力配置情况如下：数字治理转型主要集中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惠民服务和政务服务四个领域，不同领域的业务属性是影响地方政府注意力在技术与制度之间配置强度的重要因素；政府注意力的不同配置实质上塑造了技术与制度互构的差异化机制，形成了技术主导型、制度主导型、制度跟进型和融合发展型四种关系模型。通过分析当前地方政府注意力在数字治理中的配置情况，从理论上细化了技术与制度互构的微观机制，在实践上有助于理解和推动数字治理转型。     

地方政府公共行政绩效治理的转型

改革开放战略带来的新机遇,开放发展战略带来的新挑战,对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期待。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角色之一的地方政府,若要实现公共行政的整体效能,更要通过转型,坚持科学发展观来构建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才能优质高效地向社会供给公共产品和服务。但是,在地方政府转型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各种困境。本文试图从行政公开、行政执行、行政效率三个维度的立体框架来分析地方政府转型的绩效困境,探索政府转型的有效路径。     

民生政府治理模式的重庆创新

民生政府治理模式创新是指为了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政府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旨归,对施政理念和价值取向重新定位,系统地对政策路径、体制机制和治理方式方法改革创新。重庆着眼于产业发展一体化、社会结构开放化、收入分配合理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文化建设大众化、人居环境生态化、政府管理民主化等开展民生导向的政府治理模式创新,体现了创新性与继承性、系统性与针对性、科学性与民主性、超前性与现实性的统一。重庆民生政府治理模式创新具有明显的政治动因、体制动因、组织动因和经济动因。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一是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创新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谋求民生幸福;二是中央政府要为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创新提供更加优越的条件和保障;三是民生政府治理模式创新对我国地方政府转型具有示范意义。     

县级政府治理现代化与结构转型

县级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以压力型动员体制下的行政发包和统合治理机制为主要特征的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官僚制(科层制)断裂和分税制条件下治权残缺以及职能异化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县级政府的治理能力,阻碍着县级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进程。要按照现代治理结构的基本要求,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合理配置政府间的财权与事权的平衡,特别是中央与县级政府间财权与事权的平衡,建立县级整体性政府,弥合断裂和残缺的治理结构,以此提高县级政府的协同治理能力。同时,中央政府要向地方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实行行政性分权,从而增强县级政府治理的自主性和活力,推进县级政府治理结构转型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论流域治理中地方政府的行为偏差及其矫治

在行政分包治理体制下,地方政府行为决策须兼顾上级政府满意度、官员个人政绩和区域公共福利等诸多因素,差异化的多元目标导向追成流域治理中地方政府的行为偏差和环境保护政策的边缘化.建立激励约束相融机制,矫治地方政府的行为偏差,是提高流域公共治理效率、促进流域永续发展的现实选择.     

为何转变发展方式如此困难?——基于大国地方政府治理的视角

内外部约束的变化要求中国转变发展方式。鉴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模式是政府主导型的,因此,要转变发展方式,最重要的是要改革政府主导型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由于中国是个大国,大国的独特特征和历史决定了中国要实行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的治理模式。在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的地方政府治理机制下,中国在过去30年里成功缔造了经济"增长奇迹"。然而,这种治理也产生了许多负面效应,使得许多地方"重经济、轻民生""重资本、轻劳动""重城市、轻农村""重本土(市场)、轻外地(市场)",并由此导致高投入、高排放、高能耗、高污染,只见物不见人的发展结果。因此,必须以地方政府治理转型作为中心和重点来促进我国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委托-代理理论视角下的地方政府虚假治理行为

地方政府虚假治理行为具有很大的危害,使政府行政的合法性受到人们的质疑。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本文以委托-代理理论为视角,分析了地方政府虚假治理行为的深层利益原因与助长这一行为的现行体制缺陷。参考信息经济学有关激励约束机制的论述,本文主张从行为鉴别机制,利益分配机制,行为惩罚机制三个方面相互配套,构成遏制地方政府虚假治理行为的制度安排。     

微信民主与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基于一种“嵌入”的分析视角

促进政府治理创新是一项庞大、系统而复杂的工程,而政务微信是推动其建设的一种有效渠道,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与挑战性。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也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民主化发展一直是地方政府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社会稳定,提高政府管理科学化的重要途径。基于微信形成的微信民主是新时代的产物,可以打破传统模式的局限,成为地方政府治理的新途径,使得民主管理更加科学合理,民众的参与度、协商度更高。     

地方治理的理论体系及中国的分析路径

地方治理是治理权威在市场、政府和第三部门之间的分化和扩散,以及在政府体系内部通过行政权力和责任的下放来增进地方(下级)政府的积极性、灵活性、回应性,其实质是治理权从国家中心主义向多中心化和多层次化的变迁过程。理解地方治理可以从两种纬度去把握,即横向的多中心治理和政府间分权与治理。中国单一制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地方治理发展的前提条件和首要任务是政府间关系的调整,即中央向地方的权力下放和上下级政府间权力的合理配置,以启动和提升地方组织公共事物管理的参与能力。因此,以权力转移和权力配置为中心的分析模式,为分析中国的地方治理建构了基本的分析路径。     

地方政府合作研究

政府合作方面的研究属于府际关系的研究范畴,国内研究府际关系的学者较多,并产生了一批较有影响的著作,但在研究中过多注重了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研究,对于地方政府治理尤其是地方政府间的关系研究显得十分薄弱。     

社会治理创新与地方政府治理的路径选择

转型期推进我国社会治理创新有其必要性。地方政府在治理中面临诸如社会治理创新中的理念偏差,社会治理创新能力的缺失,社会治理资源的缺乏等困境。地方政府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选择就是树立社会治理的新理念,提高社会治理创新的能力,进一步转变社会管理职能,大力发展和培育非政府组织,整合社会治理资源等。     

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路径探析

伴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纵深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深刻地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是适应新时代要求、信息化数字化发展需要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以数字治理为核心的政府数字化转型应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推动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也面临诸多困难，包括治理主体与群众需求无法有效对接、信息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政府数据管理统辖能力较弱、数字政府协同发展能力不足等。因此，加快政府数字化转型需在转变政府治理方式、建设专业化人才队伍、构建政府数据信息安全规范体系、健全多元协同治理机制等方面作出努力，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应有贡献。     

政府治理效率:当代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大问题

效率是指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政府如何提高效率,即运用有限资源完成复杂、多样的治理目标始终是贯穿公共管理学学科发展的核心议题。当前,社会矛盾的性质转变要求更高质量的政府治理,发展观念的变化和人口结构老龄化则进一步凸显了资源的稀缺属性,这些变化都迫切需要政府在治理中更加重视效率维度。与政府作为超大型公共组织的性质相适应,政府治理效率包含了要素资源配置效率、公共品供给效率,以及组织运行效率三个层次的主要内容。知识无边界,学术有分工。公共管理研究效率不是对经济学等其他学科工作的替代,而是重在增加政府治理效率提升的制度供给。具体来看,纵向政府间关系的调整、地方财税体制的建立,以及重点任务与常规治理机制的平衡等理应成为公共管理学研究中的重点议题。     

整合治理:中国地方治理的一种理论模型

从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地方治理可区分为全能治理、自主治理、整合治理、协同治理四种类型。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在实践中,中国地方治理形成了一种整合治理模式。整合治理依托于公共部门及其组织体系,通过资格认定、精英吸纳、资源支持、项目化运作等方式,对市场和社会主体进行跨界整合,形成一种隐性控制机制。整合治理不同于中国改革之前的全能治理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国家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分立合作模式。这一治理模式显著提升了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也存在社会组织行政化的问题。推进政府向社会赋权,将是新一轮地方治理改革的基本诉求。     

地方自主发债打开改革想象空间

经国务院批准，2014年上海、北京等10地试点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建立以政府债券为主体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不仅是地方融资的需要，也为优化地方治理体系、推进财政体制改革打开了新空间。     

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三重逻辑

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是地方治理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紧密相连。如何有效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与政府系统内部的纵横结构理性化逻辑具有内在的相关性,与市场经济发展的逻辑具有本质的相应性,更与社会法治建设、社会组织发育与公民意识生成逻辑具有直接的协同性。随着政府体制改革、市场经济机制推进以及社会法治与社会主体参与协同,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将在政府、市场和社会三重逻辑关系中日趋完善,并与整体改革开放进程同步、同向。     

地方融资平台运行机制及优化举措

<正>2010年以来,随着地方融资平台借贷额的迅速攀升,偿债问题、内部治理问题、信用担保问题引起政府高度关注,地方融资平台伴随地方债务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焦点和政府治理重点。为进一步发挥地方融资平台在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分析地方融资平台运行机制基础上,提出相关优化举措,具有积极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