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辩证思维在法律实践中的运用——由许霆案、何鹏案最终判决的缺憾引发的思考

许霆案、何鹏案,在《刑法修正案(八)》之前,运用逻辑推理的结果,必然是盗窃金融机构,应当判处无期徒刑;但理智上却又感觉罪刑不相适应,社会舆论强烈,因而,最后以最高法院核准的形式,在法定刑以下量刑。其实,运用辩证思维,这两起案子只是普通的盗窃案,法院的判决并非法外量刑。辩证思维可以很好的解释法律实践中的疑难案件。     

量刑规范背景下的量刑考评机制反思

量刑规范化一直是理论与司法实务关注的焦点。随着法院量刑规范化与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逐渐推行,实务界出现了一种忽视量刑难度、以为采用简单的考评机制就能实现量刑正义的错误倾向。量刑规范化、量刑建议是实现量刑正义的手段而非实现能力考核的手段。     

论职务犯罪侦查逻辑思维系统工程

职务犯罪侦查逻辑思维系统工程是指在侦查职务犯罪整个活动过程中应用泛逻辑思维的体系结构.侦破职务犯罪案件的思维活动系统是一个多环节、多层次、多点线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复杂的综合的系统工程.该系统工程的辩证逻辑思维特征可用复杂性、矛盾性来概括,而其形式逻辑思维的特征可用或然性,溯源性和假设性来概括.     

行贿罪量刑实证分析——基于227件刑事判决的展开

源自"中国裁判文书网"的227件刑事判决的SPSS数据揭示:行贿罪自由刑量刑存在一定的区域性不均衡,而罚金刑量刑不存在明显的不均衡;自由刑、罚金刑之轻重与行贿数额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行贿参与人数、行贿次数与罚金刑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刑法修正案(九)》施行之后,行贿罪"特别自首"从宽幅度收窄,出现自首率下降的现象,值得重视。     

量刑公正之实现路径——基于程序视角的探讨

在现代法治社会,量刑公正作为司法公正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文章以量刑公正之程序视角为切入点,详细阐述了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的确立过程和改革进程,辩证的分析了其在我国现行的刑事审判程序中的适用性和可行性,并提出了合理的改善意见。     

论逻辑思维的局限与补足

从理论上分析,逻辑思维的内在局限存在于形式化的逻辑系统内部,任一无矛盾的形式化的逻辑系统都是不完备的。从思维的操作运行上分析,逻辑思维基本上借助于归纳和演绎两种手法。这两种方式也存在不可克服的障碍,必须以非逻辑思维方式对其进行补充,弥补逻辑思维因程式化、线性化等特点所导致的不足,才能提高思维效率。     

电脑量刑的效用研究

“电脑量刑”是一种借助电脑来量刑的方式，“电脑量刑”有利于公正断案、抑制司法腐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是，根治司法腐败主要是靠制度完善和法官素质的提高，电脑只能作为法官量刑的一种辅助手段。电脑不能替代法官而成为量刑主体，需要正确处理好电脑量刑和法官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关系。     

思维,事物现象,本质与科学理论

传统哲学仅仅将思维理解为理性认识，认为仅有抽象的逻辑思维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它使经验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等哲学学派陷入了矛盾。现实的经验信息还要依赖形象的思维，运用联想、想象等多次重复形成相对稳定的概念和判断来揭示事物本质。逻辑思维的作用是检验形象思维的成果，保证思维的严谨性。科学的理论正是在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共同作用下不断加深对客观事物本质的认识的。     

论收集审计证据的科学思维

收集审计证据的科学思维,就是在收集审计证据时进行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的协调思维。这种协调思维要求审计人员在收集审计证据时,摆脱常规的思维方式,应根据思维发展规律,协调运用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以利于审计人员及时收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形成科学的审计结论,提高审计质量。     

论收集审计证据的科学思维

收集审计证据的科学思维,就是在收集审计证据时进行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的协调思维。这种协调思维要求审计人员在收集审计证据时,摆脱常规的思维方式,应根据思维发展规律,协调运用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以利于审计人员及时收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形成科学的审计结论,提高审计质量。     

创造源于非逻辑思维

创造过程是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协作的过程。但逻辑思维主要运用在创造过程中的准备和验证阶段,作用是引导思维的深入,在创造完成后对创造结果的证实,其产生的事物是发现。而要获得创造,只能从非逻辑思维中获得,非逻辑思维是产生创造的必经环节。     

改变传统“估堆”式量刑方法——贵州省量刑实施细则正式发布

近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向媒体通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正式发布，并于2014年8月1日起在全省法院统一施行。 改变传统“估堆”式量刑方法 《实施细则》改变了传统“估堆”式量刑方法，规定了科学的量刑步骤，对每个量刑环节都规定了明确的标准，对量刑过程进行了系统化规范，确保量刑均衡、公正。     

关于构建和完善量刑建议制度的思考

长期以来，我国庭审的核心侧重于定罪而非量刑，量刑一直是法官独享的权力，量刑的不公开化致使一些案件的量刑不公正、不平衡。影响了司法的权威性。量刑建议权是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求刑权的有力途径．也是国家刑罚权运行的重要方面。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不仅符合当前司法改革的方向，在实践中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由于我国当前的量刑建议制度尚处于探索阶段，相关规定亦有一些模糊之处，应当从增强可操作性入手．制定统一的量刑建议规则和量刑标准，规范量刑建议的形式和内容，建立健全监督和测评机制．促进量刑建议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论我国量刑原则的实施及完善

量刑原则是指刑法规定的对于量刑活动具有指导意义和制约作用的法律准则。遵循合理科学的量刑原则，对于避免量刑偏差和实现刑罚目的都具有积极的作用。量刑的一般原则有依法量刑原则、罪责相当原则和量刑平衡性原则。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量刑原则不明确、随意性大、量刑不均衡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刑事立法、实行量刑建议制度及提高法官素质等。     

量刑规范化改革困境及破解

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始终面临着量刑指导意见作用力、法官自由裁量权定位以及量刑方法融合等三大难题。改革中面临的上述难题,其根本原因在于理论界和实务界对量刑规范化的概念及其内涵未达成统一认识。在改革中,必须反映量刑本质属性,重点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以达到量刑相对均衡之目标。因此,应采取制定指导性的量刑规则、构建多元化的量刑程序模式、建立传统经验与现代方法相融合的量刑方法等途径实现量刑规范化。     

“量刑规范化”解读

石经海在《现代法学》2009年第3期撰文认为,量刑规范化是研究和探索量刑规范化问题的基础和前提,可理论上尚无明确或有价值之界定。基于对刑法现代化及量刑的实质和规律的考量,量刑规范化应是对量刑,即把抽象的法律规则与具体的案件事实相结合并上升为理性与具体的过程的规范化。     

量刑基准要义

同案不同判、同罪不同罚、轻罪重判、重罪轻判等量刑失衡现象是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顽症,严重损害了司法公正,要解决量刑失衡问题,必须规范裁量权,统一法律适用标准。量刑基准对于完善量刑制度,实现量刑均衡,维护公平正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仅就量刑基准的意义、概念、特征、确定原则与方法等问题略抒已见。     

论我国量刑制度的构建

世界各国有两种主要的量刑模式:一是英美法系的独立量刑程序模式,此模式下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相分离;二是大陆法系的混合量刑程序模式,此模式下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不分离,在同一个诉讼阶段进行。美国和英国的独立量刑程序中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可供比较借鉴。     

量刑基准规范化引论

量刑基准是否规范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目的的实现。我国传统的量刑基准理论和确定方法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造和深化，这样才能科学地解决量刑基准规范化的问题。     

量刑规范化背景下的量刑效果评估

我国自推行量刑规范化改革以来,一直将一"数"五"率"作为评估量刑规范化效果的风向标,这一风向标是否能有效地反映量刑效果的好坏仍有待考量。在目前司法体制中,将量刑效果评估进行绩效化处理,容易造成司法潜规则的盛行,偏离刑罚的目的。量刑效果的评估应当回到量刑本身,即以量刑公正和量刑效率为中心。好的量刑评估机制的构建,必须具备量刑监督制度、判决的量刑说理等相关配套措施。量刑效果评估不仅需要评估方法多元化,而且应做到评估的多方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