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诗坛的呐喊——评吴奔星《中国现代诗人论》

人们一向说中国是个诗国,有着悠久的诗歌传统。然而,近几年来新诗创作却格外受到冷遇,写新诗的人感到迷惘和困惑,诗坛相对地寂寞了。这是令人气闷的。且不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诗曾经起过开路先锋的作用,即以新时期的文学复兴而论,也是以“四五”诗歌运动为起点的。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目前诗歌创作的这种比较沉闷局面呢?原因固然复杂,用一句话也许难以讲清。但有一点却值得提出:那就是评论界学术界对新诗的重视不     

新诗叙事艺术概观

新诗的叙事语言是“大白话”,并向着两个方向提升：一种是艾青式的“现代散美”,另一种是李季式的“民间歌谣美”。新诗的叙事方式主要有三种：故事型、散型、情节暗寓型。新诗的叙事结构更加灵活多变,其关键性的突破在一个“大”字上,几乎想写多大就能多大。     

贿赂犯罪的经济分析与法律对策

<正> 一、经济分析在现代经济学说中有一种“寻租理论”,它的基本观点是:一切利用行政权力攫取租金,从而大发横财的非法行为(包括贿赂行为),都被称为寻租活动。这里的所谓“租金”,是泛指政府干预或行政管制市场竞争而形成的级差收入,即超过机会成本的差价。在它看来,一切商品经济中的行政管制,都会创造出这种差价收入,即寻租者竞相争夺的租金,因此寻租理论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实证性。在我国传统经济模式中,由于实行     

商业方法专利侵权行为研究

一、商业方法专利概述传统观点认为,专利权往往只授予有关技术领域的发明创造,传统的商业方法是明显被排除在专利法保护之外的。随着网络技术和现代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发明创造的增长点已经从传统的工业和服务业向高科技产业转移。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许多高科技公司广泛地使用了一些在网络上进行商业活动的方法,即“商业方法”。所谓商业方法,是指有相关网络系统支持的软件和     

中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及其启示

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我国出现了四种新型的乡镇行政管理模式,即晚清至民国时期推行的所谓“乡镇自治”、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议行合一制”的乡镇基层政权、“政社合一制”的人民公社和“乡政村治”的二元体制模式。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有限剩余根本无法支撑一个全面渗透穷乡僻壤的庞大国家机器和现代工业体系,致使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频繁变动且反复无常。下一步的乡镇政府体制改革基本方向和总体目标应该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方式,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培育和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加快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制型、民主型、服务型乡镇基层政府,不断提高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     

两个奴才 一个主子——评宋江与高俅

宋江与高俅,是反面教材《水浒》中两个重要人物。在作者笔下:一个是“忠义之士”,一个是“朝廷奸臣”,一褒一贬,泾渭分明。长期以来,某些评论者也把宋江这个投降派当作“农民起义军的杰出领袖”加以歌颂,当作高俅的对立面人物加以美化。说宋江和高俅之间的斗争是什么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斗争。难道真的是这样吗?最近,毛主席指出:“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这就深刻地揭露了宋江和高俅共同的地主阶级本质。     

法律变迁与司法自治——一个以判例法为中心的考察

随着法律现代化运动的继续 ,判例法作为一种似乎与价值无涉的现代司法理念在我国独特的法律语境中复苏、张扬。然而 ,然而判例法的变迁成效却与司法过程中维持着何种程度的法律自治息息相关。在所谓两大法系的判例与判例法制度中 ,坚持法律共同体地位使司法从“压制型法”迈向“自治型法”是其共同特征。我国围绕着判例法问题的论争却成为立场间的对决 ,引入判例是否有效不应停留在制度自身 ,而应当从我国法律语境入手 ,在法律变迁中寻找司法自生与自治所需的条件。     

马克思的犯罪概念是刑法理论的根本变革

<正>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光辉著作中指出:“犯罪一一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和法一样,也不是随心所欲地产生的。相反地,犯罪和现行的统治都产生于相同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379页)马克思关于犯罪的精辟论述,彻底摆脱了旧法学的桎梏,实现了刑法理论的根本变革。首先,马克思给犯罪概括的这个科学概念,深刻揭露了犯罪的阶级本质。什么是犯罪?犯罪是一种“反对统治关系”的行为。所谓“统治关系”,是指一种阶级压迫关系,即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阶级利益而建立或者认可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表现,它是维护统治阶级政治经济利益的一种社会状态的权利义务关系。权利义务关     

“文”与中国古典“新诗”派的价值取向

现代古典诗派是介乎新旧之间的诗人群落。他们不乏自己的"新诗"愿景,但这种愿景深受古典"文"传统的制约:以"音节"为文体规训,追求"新诗"的普遍形式;以"文字型文学"为标准,批评"语言型文学"白话新诗等,并由此形成了其强烈的文化本位观念、强固的"中文"意识以及诗学排外心理。"文"传统是一柄双刃剑,它在打开传统门窗的同时,也阻塞了通往未来的道路。新诗建构需要一次继承传统而又超越传统的新综合。     

散曲语言对正宗文学语言的偏离

从文体嬗变的意义上看 ,散曲文学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最后一次变体 ,也是古代韵文学的最后一种形态 ;从文学语言的角度视之 ,散曲语言是对传统诗歌语言的一种疏离 ,甚至与此前正宗文学语言相对说来是一种逆向思维。所谓“尖新茜意”、“说尽道透”,以及泼辣、灏澜、透辟、生新云云 ,与含蓄蕴藉的诗 ,雅洁清空的词 ,都是完全不同的。曲语已趋于通俗晓畅 ,渐近“言文一致”,其与“五四”以来的白话新诗 ,已是项背相望。故体式之变 ,根在语言之变     

关于索引

<正> 索引是西文中“index”的汉译,在一本书中,它是所谓“backmatter”中的一部分。学术著作附有索引已是现代西方出版界的通例。索引的好处在于提供一种目录之外的检索手段,使读者能够快捷便利地获得一部著作中的各种信息。从前这个词的译名是“引得”,一引即得,音意合璧,堪称佳译。在一篇题为“窗”的散文里,钱钟书先生曾就从门进屋与从     

关于在审判监督工作中甄别和适用证据的探讨

一、关于如何正确界定“再审证据”的定义以及再审证据的适用什么是“再审证据”？“再审证据”与一般意义上的“诉讼证据”又有什么不同呢？从一般意义上讲，所谓“证据”，是指据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能够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必须具备两个特征，即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即“客观性”），必须是与案件情况有联系的事实（即“关联性”）。“再审程序”作为证据范畴中的一种，也必须具备上述共同的特征。但是，于“一审证据”和“二审证据”而言，“再审证据”是存在于案件的再审阶段，而“再审程序”是我国诉讼法律制度规定的一…     

模糊的界限和确定的方位——论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现代经济法

经济法学的尴尬很大程度上源自针对经济法独立法律部门地位的由来已久的论争。要深入开展经济法学的研究，必须首先解决现代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并以恰当的方式回答什么是现代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现代经济法，其方位是确定的，而其界限却是模糊的，以此为基础确定经济法的方位时，“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论”是可以接受的     

我国工会立法的历史发展

一、中国工人阶级为争取工会立法的斗争产业革命引起无产阶级产生以后,随着工人自发的经济斗争势必要求联合。工会就是工人最初找到的阶级联合的组织形式。列宁说:“工会是工人由散漫无力走向阶级联合的开端,是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一大进步。”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对工会的态度,大体经过禁止、限制和承认三个时期,所谓“承认”,也就是在工人阶级     

现代商品经营与商标异化——兼谈对《商标法》的评价与中国现代商品经营的对策

现代商品经营与商标异化——兼谈对《商标法》的评价与中国现代商品经营的对策张晓丽钱华一、从商标概念说起商标是什么？把现代商品社会的一系列商品的商标罗列到眼前，“可口可乐”、“ＩＢＭ”等等，在你的眼中，这些所谓商标它首先只是一个符号——一个文字或图形的符...     

试论政府权威及其控制

政府权威是行政法领域的概念。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所谓“政府”，是指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即国家行政机关。在我国，政府即是指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所谓“权威”，有两种含义，一是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二是在某种范围里最有威望、地位的人或事物。政府权威包括权力权威即政府拥有的权力和非权力性权威，亦即政府的威望。而在行政法中“政府权威”最好的诠释应该从行政的定义入手。对于行政法的定义，主要的、较有影响的流派有３个，即管理论、控权论和平衡论。 管理论在早期特别是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前苏联、东欧国…     

传统文化与“非讼”意识

所谓“非讼”意识,是指社会群体普遍以诉讼为非的固定观念。“非讼”意识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古代社会一直为人们所接受和抱持,甚至在现代中国,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非讼”意识仍然普遍存在,成为当前增强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的极大障碍。近年来,也有些学者曾对中国人诉讼意识淡薄的问题作过历史的分析和考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笔者以为一些简单的归纳总结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到底是什么神奇的力量使这种违背法律秩     

语言欧化与中国新诗的自我建构

欧化是现代汉语生成与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和现象,运用现代汉语进行书写的中国新诗面临着欧化带来的种种困境和难题。与欧化相对的是本土化,二者的关系相当复杂,其关键是欧化或本土化在新诗自我建构中的位置。其实,与其纠缠于欧化在新诗中的有无、可否,不如考察语言欧化的历史性存在如何重塑了中国诗歌的书写方式、改变了中国诗歌的哪些质素。这些方面在新诗的许多代表性诗人和文本中有清晰的体现。     

浅谈“严打”整治斗争中办案的法律效率和社会效果

办案的法律效率和社会效果是“严打”整治斗争成效的集中体现。如何使办案的法律效率与社会效果做到有机的统一是当前“严打”整治斗争中值得思考、解决的问题。笔者试结合办案实践谈一些自己的看法。一、办案的法律效率和社会效果的关系所谓办案的法律效率，是指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及案件处理结果上，正确适用法律，使法律的价值取向得以实现。所谓办案的社会效果，是指依照法律办理案件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法律效率与社会效果是从不同角度对办案效果的衡量，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法律效率是社会效果的前提和基础，社会效果是衡量办案效率和执法水平的更高标准。     

库恩理论的两种解读及其对心理学研究的影响

劳斯认为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存在两种解读，即“库恩Ⅰ”和“库恩Ⅱ”。所谓“库恩Ⅱ”是人们的传统理解，它存在看偏差，而所谓“库恩Ⅰ”，即把科学理解为我们都参与的实践，才是库恩对科学的真正解释。以往，库恩理论应用于心理学研究所出现的种种问题，正是建立在“库恩Ⅱ”的理解基础之上，而将“库恩Ⅰ”的理解及其延伸引入心理学研究中，可以为反恩主流心理学提供新的平台并为心理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