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民意识的伦理意蕴

公民、公民身份是公民意识的主体和核心,公民意识是公民及公民身份的主观反映与观念形态。公民意识正如公民身份一样,是一个随着历史变迁而不断变动与丰富的综合性概念,但无论其涵义如何庞杂多样与变动,其自身既凸显重视与尊重人自身主体性的价值诉求,又彰显着人所特有的自由平等、独立理性的伦理精神,更蕴涵着公民作为主体与客体对象之间的一种和谐伦理关系,因而具有最为核心与本质的伦理意蕴。     

从农村公民身份的角度谈农村基层政权合法性的维护

公民身份是政治学领域中一个十分重要而历史悠久的概念，它具有普遍的吸引力，我们可以使用公民身份来为自己的政策主张提供辩护。农村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权力体系延伸至乡村的终端，它是联系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纽带。当前，我国基层政权出现了弱化现象，对农村基层政权的合法性构成威胁，产生了合法性危机。产生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农村公民身份意识的缺失，本文主要是从农村公民身份的角度浅谈农村基层政权合法性的维护。     

柏拉图《理想国》“公民”思想初探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公民思想丰富而深刻,他界定了城邦中公民的身份和作用；公民享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公民应该具备正义的心灵、和谐的品质、尽责的精神、一定的技艺和健康的身体等素质和能力；公民应该通过学习哲学不断地提升自己.柏拉图的国家与公民的同一正义、公民之间团结合作、公民的个性化与净化教育、公民的心灵和谐等思想对于建设公民社会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同时,他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近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公民身份变迁

公民认同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在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背景下,发源于西方的公民观念及制度,如何实现本土化的转化,并服务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需求,是值得我们探究的问题。从公民观念、公民身份制度两个层面来探查近代中国公民身份的变迁,以此了解中国特殊的变迁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赋予西方公民概念不同的内涵,有助于我们运用公民身份视角来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做出一定的思考。     

布里亚特蒙古人公民身份认同现状的研究

公民身份理论是一种研究作为国家正式成员的个体与国家、社会之间关系的重要政治理论与社会理论。它所承载着公民在一个国家享有的权利和所要承担的义务。布里亚特蒙古人是蒙古族中一个古老的部落。布里亚特蒙古人跨界而居,主要分布在俄罗斯、蒙古和中国。十月革命后,俄国境内的布里亚特人陆续迁居到呼伦贝尔草原,成为我国公民。     

公民身份在历史嬗变中的认同问题探究

本文通过对公民身份历史发展的梳理,进而对自由主义视野下的公民身份认同、共和主义视野下的公民身份认同、社群主义视域下的公民身份认同、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公民身份认同、女性主义视域下的公民身份认同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揭示认同问题是民族国家稳定与发展的重要议题,指认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发展过程中,加强公民身份认同教育对民族国家产生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维护社会繁荣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政治伦理视域中的西北村民政治身份认同——西北农村地区道德问题调查报告之三

本文从政治伦理的视角，用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的方式，从村民对有关政治身份一些重要概念、常用名词、常见说法的认识和评价，考查了他们的政治身份和角色意识；从他们对自己与政府及其官员的现实关系、应有关系的认识和评价，考查了他们的主体意识和自信心；从他们理想中的公民身份考查了他们对自己的政治期望，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西北村民的政治身份认同处于由臣民向公民转化的阶段，他们对公民身份有积极的评价和较强的认同，但有关的认识还比较模糊，相应的政治道德素质也不够健全。     

少数民族公民教育现状研究的意义与途径

少数民族公民教育的发展状况决定着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各民族之间团结和睦对于国家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保障着我国经济社会健康稳步地发展。本文通过对少数民族公民教育的基本现状研究和对加强少数民族公民教育对公民身份认同以及国家认同重要意义的叙述,提出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培养少数民族公民教育的基本途径。     

现代少数民族公民身份的多维度审视

少数民族公民身份是社会组织对少数民族个体自主性地位的接纳和认可,这种自主性地位包含了权利、责任、义务、平等、正义和自由等关键要素,表明个体被赋予某种法定的社会身份,广泛地参与社会活动,并与国家之间产生了某种特殊的关系。伴随着经济发展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现代少数民族公民身份与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超族群、全球化等场域概念发生着密切的关联,并受其影响,呈现出多样化态势。从上述维度审视现代少数民族公民身份的变化和诉求,并提出合理的"公民"语境体系,为全社会建立一种合理且积极意义的现代少数民族公民身份共识提供支撑。     

英国-j◆效族奢青年身份认同与促进融合研究

有关少数族群融合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有关民族国家。如何在保障和维护少数族裔的权利的同时,缓解族群文化差异与统一的公民身份意涵之间矛盾冲突的讨论。作为现在乃至未来的国家公民,青年群体及其社会融合便成为这些讨论的焦点。围绕“公民身份”概念,了解不同族群青年人对此概念的理解,探讨青年人将“公民身份”建构成“问题”的过程,从而揭示缺乏公正、不被认可和自我决策困难等因素怎样影响了英国青年人成员身份感和归属感的形成,并提出了可能的政策建议和改善方法。     

简论侦查讯问教学内容的构建

侦查讯问教学应构建以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根本的,以理论知识与实验操作为一体的教学体系,突出技能培养,强化教学训练环节,使培养对象在掌握侦查讯问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能够根据不同的讯问对象,开展针对性侦查讯问工作,顺利地完成讯问任务。     

西部开发中民族文化保护论

西部开发作为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协调发展的系统工程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建设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基础工程。西部开发也为传统文化的更新、转型提供了机遇。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则是西部开发中民族文化保护、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文化语境。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存现状及近年来实施的保护措施 ,印证着这个文化变迁进程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论战场环境对警察战斗力的影响

战场环境是警察执法战斗的依托和舞台,也是战术运用的客观依据。在警察执法战斗中,警察战斗力的使用是不能脱离战场环境的,因此战场环境对警察战斗力及其使用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是对警察战斗力构成的影响：即对参战人员的影响,对武器装备的影响,对人与武器结合的影响;二是对警察战斗力使用的影响：即对战法选择的影响,对战场情报信息的影响。     

从个体价值定位看集体主义的时代演变

集体主义的核心内容是个体价值定位的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个体价值定位经历了一个从个体依赖到逐渐获得个体独立的演变过程。集体主义也随着个体价值地位的演变,呈现出新的时代内涵,开始由传统集体主义向新集体主义过渡。     

借奥运东风提高全民文明素质

随着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日益临近,备战奥运的各项准备正在紧张有序的展开。尤其令人欣喜的是,奥运比赛场馆建设、交通路桥改造、街乡环境整治等均已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与此同时,奥运安保、奥运宣传、素质教育等     

论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探讨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定的原则、思路和方法,建议对我国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依以下标准确定:侵权行为一般,致人严重精神损害,未造成人身伤亡的,赔偿数额在500元至5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侵权行为恶劣,致人严重精神损害,造成受害人精神障碍等疾病,影响其正常工作、劳动和生活的,赔偿数额在5万元至15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侵权行为恶劣,致人严重又长久精神损害,造成受害人丧失大部分(含全部)劳动能力或死亡的,赔偿数额在15万元至30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最高赔偿数额是50万元人民币。然后,以上述酌定赔偿数额乘以当地上一年度精神生活系数,在最高赔偿限额内计算出当地精神损害赔偿数额。     

论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股东大会的地位——以日本法为参考

股东大会地位定位的不同,将导致处于公司治理结构核心地位的公司经营管理机构的构建方式及其指导理念产生巨大的差异.百余年来,日本对此问题进行过激烈争论:股东大会地位强化论:股东大会无用论;投资者保护集会论等几种代表性学说甚至在基本立场方面都极为不同.我国公司法理论建设可从中汲取一定的理论经验,在构建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公司法立法时,应参考投资者保护集会论的理论构成.     

对立中求统一：正确处理解放思想中的矛盾与难题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法宝。在解放思想中常常会遇到各种矛盾,主要有：解放思想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矛盾,解放思想与统一认识的矛盾,解放思想与弘扬传统的矛盾,解放思想与求真务实的矛盾以及解放思想与循序前进的矛盾。必须学会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化解这些矛盾。     

警察临战公关目标公众的选定

警察临战案(事)件具有突发性、对抗性、危难性的特点,其所面临的公众都不是单一的,而是比较复杂的,只有合理地加以分类,准确把握目标公众的性质,了解他们的特点和要求,采取正确的,有针对性的公共关系策略,才能实现警察临战公关的目标。     

在中国化和当代化的统一中高举旗帜

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道,写在我们党的旗帜上作为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对于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将会产生极其重要的作用。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坚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努力坚持马列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的统一,是高举旗帜最厚重的理论底蕴,也是使党的旗帜永远保持鲜活色彩的根本保证。 (一) 旗帜问题至关紧要。高举旗帜,历来是马克思主义所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1875年3月,恩格斯在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奥·倍倍尔的信中,就德国当时两个工人党(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的合并阐述了他与马克思的意见。他指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