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警察权的制约

警察权是指由国家宪法、法律赋予警察机关执行警察法规范、实施警务活动的权力由于受到人性及权力自身特点的影响,其具强烈的强制性,单方性特点,且容易出现权力的扩张、侵犯和擅变,在现代法治的国家里.对其控制和制约及其必要。制约的手段从其自身的构成要素即权力的来源要素、权力的主体要素、权力的运行要素、权力的对象要素、权力的保障要素着手进行,以其真正达到警察权的控制和制约。     

论交通警察行政强制之完善

交通警察实施行政强制,不仅在实践执法工作中存在困惑,即使是理论的研究也处于初始阶段,交警的行政强制权亟待从理论和法律上作出具体的规范.在《行政强制法》框架范围内尽快完成交通警察的行政强制权的界定,规制交通警察的强制措施与强制执行权力,不仅是依法行政,合法行使警察权急需解决的难题,也是保护交通参与者合法权益,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的迫切需要.本文通过对交通警察行政强制权的研究,界定交通警察行政强制的内涵,探讨我国交通警察行政强制中存在的问题,为我国交通警察行政强制权的配置与完善,为正确实施交通警察行政强制权提供有益借鉴.     

法治视野中的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平衡关系

文章诠释了警察权和公民权的内涵.分析了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对立统一关系,从警察权源于公民权、保障公民权、服从公民权需要、接受公民权监督等多个方面,归纳了二者统一的实质；从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秩序价值与自由价值、自由裁量与权益评判、执法权威与消极对抗等矛盾,归纳了二者对立的表征.提出了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平衡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对策,包括树立执法为民思想和人权保障理念、提高法律意识和完善法律规制、以程序公正原则提升警察权的正当性和公信力、切实维护警察执法权威和执法权益等.     

对警察权的法律调整着力点新思考

警察权的运行,是通过警察执法的权利化和公权化,以实现警察权的要素化和运行化的过程,与此伴随的还有警察权的权力异化过程。法律应当以警察权的权利与权力化、公权化、运行化、要素化和异化为着力点,对警察权进行规制与调整。     

交通警察行政强制若干疑难问题初探

交通警察行政强制是国家行政强制的组成部分之一，但一些具体的交通警察行政强制在立法或执行上均存在不少疑难问题有待明确或完善。“盘查”应属于警察行政中的行政强制之一，交通警察行使盘查权，必须是正在履行职责且必须有合理的理由；封交通事故当事人不接受强制检测或拖延检测体内酒精（包括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麻醉药品）含量的，法律可规定其承担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相关法律法规应对约束进行具体规范；基于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和防止交通警察乱扣车辆，应设置必要的听证制度；《道路交通安全法》应设立专门条款赋予交通警察抢救交通事故伤者与财产的现场紧急处置权；“记分扣证”的举措使交通警察轨行罚的“执行难”问题迎刃而解。同时笔者建议借《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即将出台之机，加强调研，以促追我国的交通警察行政强制法律制度日臻完善。     

非物质文化遗产权——一种超越知识产权的新型民事权利

本文是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权权利性质的探讨。在概括介绍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权利说、传统资源权说、知识产权说、土著产权扩张说等学说的基础上,重点论证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权与现有民事权利中最为近似的知识产权的差异,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应界定为一种新型的独立权利的主张。     

论警察权运行的终极目的

人权保障不仅是设立警察权初衷,也是矫正运行状态的标尺,更是警察权运行终极目的。警察立法环节人权保障缺位、警察职权行使过程中权力属性的异化及警务保障中的缺失,导致人权保障目的的丧失。完善警察立法体系,在警察权运行过程中树立“权利本位”、“程序优位”理念且倡导以人为本的警务战略是校正警察权运行和目的之关键。     

论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平衡

警察权与公民权作为公权力与私权利的一种代表,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现实的实践中都可能存在冲突。被曝光的佘祥林案、聂树斌案等,都是公民权与警察权之间冲突的典型案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加剧,社会治安越来越复杂,警察权的扩张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警察权力侵犯公民正当权利已经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在对警察权力的规制和控制过程中,矫枉可能会过正,当我们大刀阔斧地限制和约束警察权力时,削弱的警察权有可能因力量不足难以维持秩序。厘清二者冲突的根源,在博弈的过程中探寻警察权与公民权的＂黄金分割点＂,最终实现公民权有效保障与警察权高效运行的统一,努力达致既合理维护公民权的正当内容又充分保障警察权必要运行的和谐环境。     

论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

在理论上，刑事法律关系①涉及到刑罚权、刑事责任、国家、犯罪人、犯罪人利益的载体、犯罪。刑法规范、刑法的价值等诸多问题，并且更具从刑法内部诸要素的关系上研究刑法的特征。传统上我们将刑法学看作“是研究刑法及其所规定的犯罪和刑罚的科学”，或者“是研究刑法及其所规定的犯罪测事责任和刑罚的科学”。其实，作为刑法的要素或者说刑法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有“犯罪”。“刑事责任”、“刑罚”，而且有“犯罪人”、“国家”、“刑罚权”、（“刑事责任’）“犯罪人利益的载体”以及这些要素的“关系”构造，尤其是还有这种“关系”的…     

论侦查权的本质属性

侦查权作为国家刑罚权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本质属性还存在争议。本文从警察权的产生、国家权力运行的规律以及行政权固有的特点等方面进行论述,指出侦查权本质是行政权。     

警察权与公民权平衡初论

警察权与公民权利作为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各自代表,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现实层面都存在冲突的可能。警察权的过度行使必然侵犯公民正当权利,但在对警察权力的规制和控制过程中,矫枉可能会过正,导致警察权威的丧失。面对这种双重困境,行政法基础理论中的“平衡理论”为我们研究警察权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持,通过平衡理论,探寻警察权与公民权利的“黄金分割点”,最终实现公民权利有效保障与警察权高效运行的统一。     

论行政权力的要素及其制约

权力制约问题国内外已有较长的研究历史和丰富的成果 ,创立了许多诸如权力分立与制衡等著名理论。但现有研究仍存在着偏重于在权力外部以及从宏观、抽象的角度讨论制约的问题。从克服上述不足出发 ,笔者提出从权力的内部结构来考察对权力自身各构成要素的具体制约 ,并以此作为权力制约的一种思路。权力及其有效地运行是各相关要素共同合力作用所形成的综合状态 ,它们可以分解为权源、主体、对象、运行及保障等诸要素 ,各要素均对权力的形成、运用起着牵制作用。因此 ,在其中一个要素上构成约束就能形成对权力的制约。同时 ,各个不同要素均有其特点 ,这就要探索与之相适应的各种不同具体制约方式。如果在权力各个要素上都构成制约 ,就建构出了能作用于权力内部的完整制约体系     

刑事侦查权与治安管理权分离刍议

我国公安机关的警察权是刑事侦查权和治安管理权相混合的结构。这不利于相关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和独立运行,容易造成权力滥用。为建设法制文明,使警察权更好地发挥维护秩序、保护人权的功能,就要明确划分警察公共管理活动中的权、责范围,把刑事执法权和行政执法权分开,刑事执法权由中央统一行使,行政执法权由地方分别行使。     

论警察权与住宅权的冲突与平衡

陕西黄碟案和超级玛丽组合案凸显了执法实践中警察权与住宅权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对立、秩序与自由的矛盾、权力与权利的分配三个层面。但这些冲突并非不可调和,如果合理配置警察权力、恪守自由的边界、建立行政契约,可以达到警察权与住宅权的平衡。     

论“电子警察”取证的合法性

电子警察是道路交通管理部门用以获取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信息，获取违法证据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在目前电子警察广泛运用的同时，电子警察记录、固定违法行为证据是否具有合法性．尚没有形成广泛的共识。本文首先分析了电子警察取证的特征、与交通警察取证的区别，以及交通警察取证的本质；其次。论证了电子警察的法律地位，提出电子警察是交通管理部门设置、代表交通管理部门、代替交通警察记录、固定交通违法行为证据的拟制人的观点；最后从电子警察取证的法律依据、取证的形式、取证的种类以及程序方面论述了电子警察取证的合法性。     

警察权的法律调整着力点初探

警察权的运行,是通过警察执法的权利化和公权化,以实现警察权的运行化过程,与此伴随的还有警察权的权力异化过程。法律应当以警察权的权利与权力化、公权化、运行化和异化为着力点,对警察权进行规制与调整。     

限权与分权:刑事法治视野中的警察权

警察权存在的正当根据在于维护社会治安 ,其行使应遵从公共原则、责任原则、比例原则和程序原则。我国现有的警察权设置具有垄断、广泛、重大的特征 ,对此应通过分权实现对警察权的限制 ,将行政警察与司法警察分立 ,行政警察内部再根据职责分工进一步分立。警察权的合理构造有赖于侦羁分离和侦鉴分离的实现 ,需要强调控辩平衡和司法审查 ,以最终符合刑事法治的要求。     

廖宗荣诉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二支队道路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案

一、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交通警察执行职务时．对所在辖区内发现的道路安全违法行为，有权及时纠正。交通警察对违法行为所作陈述如果没有相反证据否定其客观真实性．且没有证据证明该交通警察与违法行为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交通警察的陈述应当作为证明违法行为存在的优势证据。 二、交通警察一人执法时，对违法行为人当场给予200元以下罚款．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关于依法管理，方便群众，保障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的原则和该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也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八条规定，是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     

建构中国的警察比例原则

作为国家权力之重要组成部分,警察权的法治化运作乃公民基本权利之最有力保障,然而公民基本权利也面临来自警察权滥用的威胁。被誉为西方国家公法领域之“帝王条款”的比例原则起源于德国警察法,蕴涵着丰富的控权思想,对警察权的运作具有极强的监督与控制功能,并为实现行政目的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和防止警察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提供了可操作的标准。因此,为保障人权,弘扬法治,应尽快确立我国的警察比例原则,从而实现对警察权的有效规制。     

数据产权“三权分置”的私法逻辑

“数据二十条”首创“三权分置”的数据产权制度，该制度的构建需从私法角度证成数据产权“三权分置”的正当性，为数据产权运行提供法治保障。基于产权结构多元化和民事权利确权授权理论，数据产权“三权分置”所蕴涵的私法逻辑在于——数据产权“三权分置”从淡化所有权观念出发，创造性地提出数据资源持有权，并在数据资源持有权与数据加工使用权“二权分置”的基础上提出数据产品经营权，由此构建了数据产权“三权分置”的框架。三重授权成为数据产权“三权分置”的基本实现路径，而适应数据要素特征的登记新方式有利于数据产权及其交易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