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协调与跨区域安全治理

大国协调作为一种重要的多边安全机制,从成员的来源和所涉及的核心层次看,大国协调可分为区域、跨区域和全球三种形态。冷战后,由于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发生了重大改变,大国协调在区域安全治理中兴起。跨区域大国协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遵循了协调机制的一般规范与规则:一致性、合法性、责任性、包容性和自我克制。同时,它也具有突出的时代特点和独特功能:一是大国协调的会议成果被联合国安理会所认可、接受,与集体安全机制出现了紧密融合的新趋势;二是区域组织加入到大国协调的会议进程中来,发挥建设性作用,如柬埔寨问题解决中的东盟和伊朗核问题大国会谈中的欧盟。跨区域大国协调以大国为主导,具有鲜明的多边特性,对冷战后的国际安全治理体系、区域安全以及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尤应重视跨区域大国协调的作用,因为它既为区域层次上的东亚安全合作,也为突破历史困境,实现"崛起国"和"守成国"在国际体系内和平共存、共同为国际社会供给公共产品,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路径选择。     

大国协调与跨区域安全治理*简

大国协调作为一种重要的多边安全机制,从成员的来源和所涉及的核心层次看,大国协调可分为区域、跨区域和全球三种形态。冷战后,由于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发生了重大改变,大国协调在区域安全治理中兴起。跨区域大国协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遵循了协调机制的一般规范与规则：一致性、合法性、责任性、包容性和自我克制。同时,它也具有突出的时代特点和独特功能：一是大国协调的会议成果被联合国安理会所认可、接受,与集体安全机制出现了紧密融合的新趋势;二是区域组织加入到大国协调的会议进程中来,发挥建设性作用,如柬埔寨问题解决中的东盟和伊朗核问题大国会谈中的欧盟。跨区域大国协调以大国为主导,具有鲜明的多边特性,对冷战后的国际安全治理体系、区域安全以及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尤应重视跨区域大国协调的作用,因为它既为区域层次上的东亚安全合作,也为突破历史困境,实现“崛起国”和“守成国”在国际体系内和平共存、共同为国际社会供给公共产品,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路径选择。     

格莱斯顿欧洲协调思想及其外交实践

格莱斯顿的欧洲协调思想，是自由国际主义理念和基督教宗教信仰相互融合的产物，也源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特殊的国际政治历史背景。其创新之处在于赋予了欧洲协调浓厚的自由国际主义的精神内涵，这显著体现在他关于欧洲协调的目标、责任和手段、英国的角色三个核心问题的“格莱斯顿式的”理解上。格莱斯顿复兴的欧洲协调，通过敦促土耳其解决与黑山、希腊之间的边界问题，柏林条约得到遵守，切实地维护了欧洲“公法”的权威，大国之间的合作也暂时性地缓和了紧张的国际关系。经过格莱斯顿的复兴和创新，欧洲协调激励了后世的自由主义者，推动了大国协调机制的完善，为集体安全机制的构建提供了鲜活的模板。     

大国协调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应对策略

新时期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给中美两国带来战略上的新挑战,如何管理中美关系成为中美双方的一个战略难题。历史上欧洲协调时期的大国协调理路能够为此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大国协调机制包括了会议协调的形式、大国克制、非排他性制度安排、均势的设计和协调机制多样化等。大国协调机制包含了利益妥协、现状偏好、信守规则和相互尊重的理念,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协调机制进行对话、协商、讨价还价,并最终达成妥协。当前中国的快速崛起给国际体系带来持续的冲击和反应,而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和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也极大地加重了中国所面对的结构性压力。这种国际局势呼唤中美协调。当今时代的国际政治存在中美协调合作的可能条件,中美在核心安全利益、核心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等方面存在协调的有利局面。但也存在阻梗协调合作的＂软石头＂,如何应对和管理中国崛起及其＂非现状偏好＂诉求,如何在东亚地区实现中美战略磨合,考验着中美两国的智慧。     

当前“单极”与“多极”矛盾的基本态势及战略思考

当今国际格局处于深刻演变之中。美国谋求单极霸权阻力增大、困境加深,“新兴大国”崛起推动多极化发展,西方大国加大协调对外战略、企图共同维持对国际体系的主导权。大国关系加快重组、复杂联动,全球治理需求增多,中国的国际战略处境更趋微妙敏感。     

欧洲协调机制的内化过程

1814年以来,欧洲协调机制的内化经历了尝试期、深化期、侵蚀期和消亡期。欧洲协调本质上是一种制度结构,它包含了许多成文或不成文的规范、原则、规则和决策程序,这些国际规范的内化程度对于促进当时的欧洲和平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一战＂的爆发标志着欧洲协调的终结,但是欧洲协调机制对于维护欧洲百年和平功不可没。     

一次严重的欧洲危机——19世纪70年代俄、英对东地中海的争夺

19世纪大国体制形成于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这个体制得以确立的基础是"均势原则".与该体制几乎同时产生的是由东地中海争夺引起的每十几年爆发一次的欧洲危机,而19世纪70年代英俄的争夺又引发了一次严重的欧洲危机,所不同的是它改变了东地中海的格局,促使稳定的英法普奥俄五大国协作体制走向解体.     

从伊拉克战争看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

集体安全是联合国追求的安全目标和手段。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在暴露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漏洞和缺陷的同时 ,也对该体系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 ,其功效大小取决于少数大国、主要是美国的意志和愿望。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的维护 ,一方面需要根除某些大国的强权政治和冷战思维 ,加强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 ,另一方面需要推动国际社会的多极化趋势 ,加强大国间的制衡与协调     

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成就与挑战——兼论中国的对策

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国家的崛起对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对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新兴国家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新的合作机制雏形和多样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升了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但新兴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仍面临一系列现实挑战：国际格局尚未改变,受制于现有大国;新兴国家间差异大,磋商机制效力不足;各国经济存在短板,制约着其治理作用的发挥。作为新兴国家群体的一员,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应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以全球经济治理为主攻方向,注重新兴国家内部合作,并与西方传统大国积极协调,构建合理、公正、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     

全球治理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全球治理的理论起源于20世纪冷战终结之际,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而形成。从现代世界体系和国际关系的发展角度来看,全球化最为直接的影响在于对传统大国产生巨大的冲击,即不断地将原来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逐步推向一个由多元权威结构构成的多元中心的全球体系。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国际环境下,大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并非原有传统的、局限的、简单的大国关系,而是在多元行为体互动的过程中以合作为基础发展演变的大国关系,在这样的大国关系中,全球治理必然对大国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     

利比亚战争与欧盟对外行为方式的嬗变

在利比亚战争中,欧洲国家通过展现自身的硬实力以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其间欧盟对外行为方式在表现出大国主导、欧盟追随的同时,也展现了成员国外交政策中的"欧洲化"特色,并且在成员国与欧盟之间初步形成了"大国舞剑,欧盟扛旗"的分工模式。欧盟对外行为方式的变化,既是成员国多样化国内利益和政策实践的反映,也是欧盟层面制度设计的结果。作为后冷战时代欧洲主导的第一场战争,利比亚战争对塑造欧盟的对外行为方式及国际地位产生了重要影响。     

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与中国和平发展国际战略展望

“权力转移”理论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为研究视角,认为权力转移是引起大国冲突的一个深层的结构性原因。其实,在国际体系中,大国发展不平衡是普遍的规律,因而权力转移也是一个客观的现象,它能否引起大国之间的冲突与新崛起的国家在一定的国际体系中所选择的国际战略密切相关。中国选择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争取做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以“中国道路”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崛起”并不必然伴生“中国威胁”。     

不落的王球——俾斯麦与第一次地中海协定

1871年德国统一后,欧洲进入了俾斯麦主导的均势时期。依靠秘密条约、不断的谋略以及高度的不诚实为手段,俾斯麦成功地使欧洲各大国相互牵制。其中,第一次地中海协定便是俾斯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由此最终形成了英奥意三国在地中海和近东联合抵制法俄的局面。它不仅挽救了俾斯麦结盟体系,而且维持了欧洲的和平。本文旨在分析俾斯麦促成第一次地中海协定过程中的作用及其外交思路。     

国际社会的负责任大国——当代中国的身份诉求与实践建构

1949年以来在国际体系、国内体系以及决策者几个层面力量的综合影响下，中国的国家身份几经转换，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到第三世界国家；从一个革命性的体系外国家到现实国际社会的一员，从国际社会的正式成员到积极承担责任的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履行国际义务，维护国际秩序，开始积极构建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身份。当代中国以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必将成为全球范围内有影响力的、被公认为起建设性作用的“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     

当前西方民粹主义对国际秩序的双重影响

当前,发生在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对国际秩序造成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它阻碍国际生产体系更新、助长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并加剧国际金融危机爆发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它削弱现有国际制度安排的有效性,违反国际多边主义合作原则,冲击了国际政治秩序的稳定。为应对当前西方民粹主义对国际秩序造成的消极影响,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提出了颇具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     

国际利益格局调整与国际秩序转型

中国崛起及其导致的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是影响当今国际秩序转型的主要因素。然而,探讨国际秩序转型不能仅仅关注实力结构的变化或大国之间的实力较量,更要聚焦于国际利益格局的再调整这一深层问题。国际利益格局是主要大国在竞争与合作中协调和分配彼此利益形成的安排,是构成国际秩序的重要维度。在稳定有效的国际秩序下,体系的实力对比与利益格局之间存在动态平衡和相互匹配关系。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持续变化和新兴国家利益诉求的日益增多,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明显面临国际利益格局再调整受阻的困境,无法根据国际政治现实的变化实现自我调整。中国既是当今国际秩序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受益者,也受到利益格局中诸多不合理要素的制约,影响到中国实现和维护自身正当合理的国家利益。因此,中国应在继续参与和融入国际社会的前提下,积极主动而又循序渐进地推动国际利益格局的良性调整。     

欧洲刑警组织历史沿革浅析

欧洲刑警组织是欧洲联盟预防和打击跨国犯罪的情报中心和协调中心,它的由来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历经TREVI、Europol Drugs Unit和Europol等三个阶段,并于2010年成为欧盟的常设刑事侦查执法机构.欧洲刑警组织的历史沿革反映了近半个世纪里欧洲在打击跨国犯罪和国际犯罪领域战略思想的形成及战略重心的调整.     

知识经济对国际体系的影响

知识经济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国际关系的基本运行规律 ,也远谈不上对国际体系的形成、构造和态势带来彻底的革新 ;但知识经济确实正在而且将要给国际体系的形成方式、构造特点等产生重要的影响。其影响主要表现在 :国际体系构成的主要依据将是以高科技力为主导的各大国综合国力的对比和变化 ,其中知识信息等“软”资源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知识经济将加快全球化进程 ,但全球化并不能自然和必然促进“多极制衡型”国际体系的形成 ,相反 ,由于各大国拥有的高科技力的差距以及TIF流动的不平衡性 ,可能会加大“一极统领型”国际体系的形成几率 ;全球化可能会加强国际组织的作用 ,但很难出现“世界政府”管理下的各国平等和谐的国际体系。     

简论国际组织的条约法制度

条约是国际法主体间相互交往最普遍的法律形式,也是国际法的一个重要渊源。自从1949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将条约法列为14个编纂专题之一以来,经过近40年的努力,联合国已先后主持制定了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下称1969年公约),1978年《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和1986年《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下称1986年公约)。     

朝鲜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冲突——基于边缘化心理视角

边缘化国家正是在反体系运动与大国遏制的互动过程中建构了关于自我的边缘化心理身份,而这一身份反过来又激发了它们的反体系行为,于是冲突在对抗与缓和的不断转换中周而复始地上演。朝鲜作为国际体系中的边缘化国家,在与体系的长期互动过程中,正是在反体系运动的实践等主要因素影响下,建构了自我的边缘化心理身份,而这一身份又引发了朝鲜以发展核力量为主的持续的国家反体系运动,大国则通过遏制或战争威胁来应对朝鲜的边缘化行为,朝鲜半岛的安全困境正是基于这一互动逻辑而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