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与农地流转体制机制创新研究——基于地权配置的视角

“乡土中国”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社会事实。土地问题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也是深化改革的关键着力点。优化地权配置,通过土地流转提高农地利用效率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从地权配置角度切入,剖析乡村振兴与农地流转之间的内生关系,探究了当前农地流转的成绩、不足以及困境,以图耦合地、人、业、钱等要素的关系。为推进农地流转体制机制创新,应当加快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建立健全网络化的农地流转市场并充分监管农地用途,合理界定相关权利主体及其行为边界,激活土地的多层次权能,促进现代农业与小农户有机衔接,同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农地流转的后顾之忧,殷实农民获得感。     

国家如何塑造乡村精英?——关于乡村精英变迁中的国家角色述评

围绕"村民自治制度实行以来,国家如何塑造乡村精英"这一核心问题,本文对相关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了梳理。本文将国家对乡村精英的塑造区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作为"整体的国家"以宏观政策方式塑造乡村精英。其中,意识形态话语的变迁使乡村精英由"政治型精英"转变为"经济型精英",基层制度设计的变迁使乡村精英由"单一政治型精英"转变为"多元化精英",资源性政策的变迁则使得"新代理人"登上村庄政治舞台。二是基层政府作为与乡村精英直接互动的行动者塑造乡村精英。其中,压力型科层制使基层政府根据中心工作的性质来塑造乡村精英,使乡村精英经历了税费时期的"灰黑化"、税费改革后前几年的"老好人化",以及资源下放时期的"新代理人化";乡村关系则使得基层政府根据与乡村社会的博弈来塑造乡村精英:强乡弱村的乡村关系使乡村精英由"兼业化"走向"职业化",强村弱乡的乡村关系使得乡村精英主要由"有声望的村民"来担任。     

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困境与内生权威嵌入的新乡贤治理

进入后农业税时代,我国乡村治理由间接治理模式向直接治理模式转变,乡村基层组织的财政基础、治理方式和权力结构以及治理运行逻辑都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整个国家政权"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乡镇财政空壳化倒逼下的基层政府几乎完全丧失治理功能,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系日渐疏远,传统地方权威在乡村治理中面临着失效和失语。而乡村自身的内生秩序控制力量离不开乡村精英力量的形成与推动,当前非体制精英的崛起成为村庄权力结构变迁显著的特点,乡村社会的精英政治从一元政治精英向多元精英治理转变。重塑乡村精英的"新乡贤治理"模式,能够有效缓解后农业税时代直接治理模式下的治理困境。     

乡村治理:精英分类与逻辑选择

乡村精英在乡村治理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已有的乡村精英分类学说并未根据乡村精英的差异明确区分出相应的治理方式。依据我国乡村精英结构发生的新变化,乡村治理精英可进一步细分为内生型乡村治理精英和外生型乡村治理精英。乡村治理应当遵循权变思想,针对不同的乡村治理精英类型采取不同的乡村治理逻辑:当内生型乡村治理精英强大时,乡村治理逻辑应当依靠充分的村民自治机制,发挥内生型乡村治理精英的积极功能;当内生型乡村治理精英弱小时,基层政府应当着重运用官僚体制自身的理性力量,发挥外生型乡村治理精英的积极功能。     

农村土地流转研究文献综述

农村土地流转是繁荣农村经济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研究运用文献分析和数据统计方法,基于农地流转的现实意义、行动驱力、流转形式、发展趋势、绩效评价、实践困境和优化策略等方面考察,从中梳理分析农地流转的研究脉络,掌握农地流转的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为规范有序推进农地流转,治理阻碍农地流转的诸多困境,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乡村社会振兴提供参考和借鉴。     

农村仪式性人情异化的治理与乡村秩序重构——基于贵州尧村的田野调查

农村人情异化现象突出,造成乡村秩序瓦解,亟需政府采取措施进行有效治理。基于贵州尧村的田野调查,揭示了政府介入人情异化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研究发现,以人情酒席名目繁杂、人情礼金上涨与办酒敛财为特征的人情异化现象严重扭曲了农民正常家庭生活和社会交往,造成乡村秩序瓦解;农民的生活需要、村庄自主修复能力缺失共同构成政府介入人情治理的民意基础与社会基础;政府通过输入政策规范、调动行政资源、重塑自治格局来激活村庄内生性资源以及加强地域合作,形成积极的联动治理机制,实现了人情回归与乡村秩序重构。当地人情异化的治理经验对于促进农村乡风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农地存续治理——一个政府职能的分析框架

我国农地存续是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所应提供的最基本的一项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也体现了政府消除土地资本化负外部性的职能要求。无论是城镇化带来的农地存续的现实压力,抑或是农地存续治理的当前困境,都反映出长期以来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制度供给、政策供给、财政供给、资源供给和治理力度上的短板与缺位。乡村振兴作为战略性顶层设计的确立,进一步强化了农地存续的基本公共产品性质,农地存续治理应回归政府公共性职能的基本面,健全"政治锦标赛"而非"经济锦标赛"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并基于供给侧改革"补短板"的要求,完善制度、财政与资源供给,推进农地存续治理的思路与方法创新。     

精英外流背景下乡村治理格局的重构——基于浙江乡村治理创新的思考

城市化进程中,大部分乡村因精英外流导致乡村传统文化资源衰微并引发系列连锁反应,政府制度嵌入与现实乡村社会难以有效链接,社会治理面临诸多挑战.文章厘清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格局的发展脉络,深入剖析浙江各地寻找传统文化资源、基于权力清单的政社互动、乡贤回归与基层精英资源的整合等探索创新,探寻总结精英外流背景下乡村治理挑战与契机应对的良治之法,从政府、社会组织、村民三者角色,探讨如何重构精英外流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格局.     

我国政府主导型农地流转政策的内输入问题研究

政府加快农地流转进程的有效方式就是通过政策推进,因此,我国农地流转表现为明显的政府主导型。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政策,是由作为权力精英的党政干部或三农专家通过走群众路线考察和聚合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向决策系统输入的过程,是典型的政策内输入,这种政策模式的运行机理取决于政府内输入机制和公民利益外部输入的有限性。但是,内输入机制在降低决策成本的同时,也产生了消极影响,它削弱了政策的公共性、合法性和有效性。为推进农地健康有序流转,政府必须从农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不断改善政府行为,建立多方参与的政策网络。     

农地流转中政府与市场作用有效协同问题研究——基于对“安义模式”的调查

建设农村土地交易市场体系,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既是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产业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举措。自全国开展农地流转市场建设试点以来,南昌市安义县作为江西省首批农地流转试点县,探索出了由"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规范有序的操作机制、综合配套的政策机制、灵活有效的价格形成机制有机构成的"安义模式"。其最大亮点在于构建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的有效协同机制,实现企业与农户之间的高效对接。但安义模式也面临多方面问题,如市场低效与市场决定的矛盾;推进长期流转与缺乏现有法规支持之间的矛盾;传统政府农业经营管理体制与现代市场流转体系的矛盾。当前,亟需创新思路,破解这些难题。     

农地“三权分置”推进中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模式构建

农地"三权分置"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又一次重大农村改革,它所引发的经济社会的变迁对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构建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模式既有需求又有基础:传统治理模式不适应日益复杂的治理环境,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与治理主体多元化进一步助推合作治理。然而,农地产权残缺与合作治理模式的内在价值困境决定了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模式的构建存在诸多的制约和风险。因此,应当注重这些约束条件,采取明确基层合作治理模式的适用范围、提升基层政府合作网络的管理能力、保持合作治理与科层治理间的张力等方式,稳步审慎地推动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模式的构建。     

论新型城镇化视域下的农地流转资本化及途径

当前农地流转制度体系制约了供求主体能动性的有效发挥，从而导致地方政府在农地流转中经常职能错位并损害农户的合法权益。农地流转资本化有效地点击了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主要瓶颈，对遏制城市空心化、促进新“四化”协同发展、根治征地群体事件高发以及加快农民市民化等焦点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制度嵌入与基层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基于一个旧村改造案例的分析

伴随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的变迁,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协同关系逐渐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题。通过政策执行和平台建构,国家能力以制度化的形式渗入乡村治理进程中,这一过程呈现出基层政府对乡村社会的"嵌入式协同"。从旧村改造个案看,当前乡村治理工作必须有效发挥基层政府在创新政策执行方式、建构长效平台方面的积极作用,以制度思维转变培育乡村社会内生性力量,进而重塑乡村治理场域以推动基层国家与社会协同关系的重构。     

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机制构建

乡村治理是指基于政治治理的视角,对国家在"乡政村治"方面的机制研究,是乡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系统工程,不仅是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基于我国乡村治理机制的实际,研究新时期构建乡村治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以此为基础进行分析,可知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治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有针对性地提出构建新时期乡村治理机制。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基层政务:逻辑、动因与路径——国家首批数字乡村试点区“韶山”的案例分析

数字乡村战略使传统基层政务服务供给模式向线上转变,构建数字乡村赋能框架进而加快实现乡村基层政务的数字化转型与数字化供给的统筹发展,为基层政府更好利用数字化技术实现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国家首批数字乡村试点区“韶山”的数字乡村赋能基层政务案例进行分析,以数字乡村建设情况为基础,研究数字乡村、基层政务与各赋能要素之间的内在关联,构建数字乡村赋能基层政务的理论框架,揭示数字乡村赋能基层政务的逻辑机理。发现基层政府建设数字乡村受赋能主体、赋能手段、赋能资源、赋能结构、赋能价值重要因素的影响,基于赋能五要素提出了理念体制创新、促进信息共享、实现社会赋权、吸纳乡村精英等完善数字乡村建设的优化路径。     

论国家权力的选择性“回归”与乡村治理结构现代化转型

国家权力与乡土社会的力量博弈是研究中国乡村基层治理的有效视角。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进程中,国家权力与乡土社会的博弈呈现出动态均衡的特点。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国家权力开始向乡土社会"选择性回归",这种回归寓于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当中。然而,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化转型仍然面临着民主形式化等诸多现实梗阻。为此,必须通过建设服务型政府、建构双向权力运行制度以及激活乡村内生性活力等方式促进国家权力与乡土社会内生性权力的良性互动,助推乡村治理结构现代化转型。     

中国乡村精英治理模式的路径探究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展开,以及乡村社会管理创新的实现,需要依赖政治素质过硬、具有开拓精神的乡村精英群体。纵观我国乡村精英的发展脉络,乡村精英的治理可以归纳为三种模式：即体制外精英治理、体制内精英治理以及体制内外精英的合作治理模式。体制内外精英合作治理模式在我国部分地区已逐渐形成,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果,但目前这方面的发展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体制内外精英合作治理模式应该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同时应明确内外精英的合作和制约关系。国家要加快相关体制改革,为体制内外精英合作治理的实施＂扫清障碍＂。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社会矛盾治理——基于陕西女村干部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村干部是农村社会矛盾治理的重要主体。基于对陕西省381位女村干部的问卷调查数据,分别从治理环境、治理对象、治理策略和治理资源等方面分析了女村干部的看法。基于女村干部立场的研究结果,一方面勾勒出当前乡村治理总体和谐稳定,但社会矛盾也大量聚集的基本形势;另一方面则呈现出乡村治理精英的生存处境,反映出当前农村社会矛盾治理所遭遇的困难与挑战。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维护农村社会秩序,不仅需要法治化治理、经济治理,也需要发挥文化治理的积极作用。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不仅需要"亲民",也要"亲基层""亲村干部",塑造良好的治理环境。     

后乡土中国的权力结构与村官政治

考察乡村政治的意义在于把握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以及其中的各种权力怎样治理乡村社会。经历革命、改造、改革和转型四次重大历史变迁的后乡土中国,乡村政治的基本性质已从"无为政治"转变为"村官政治",村官代理着国家权力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中国乡村政治转型并未出现由现代政治体系替代传统权力结构,而是表现为基层权威趋于官僚化,这是国家基层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互动的一种结果。村官政治糅合了国家治理和乡村自治,有机地将国家利益、基层精英利益和村民利益整合起来,在功能上向发展与施惠型政治转变,从而达到了乡村政治在总体上的良性运行状态。     

精英俘获:村庄结构变迁背景下扶贫项目“内卷化”分析——基于黔西南N村产业扶贫的调查研究

产业扶贫是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的重要措施,国家和地方政府投入了大量项目资源。村庄调研发现,村庄精英主动侵占扶贫资源和被动承接扶贫项目是精英俘获的两种路径,精英俘获造成了扶贫项目内卷化,成为影响农户脱贫的重要原因。在乡村变迁背景下,阶层分化的村庄社会结构、精英垄断的村庄权力结构以及悬浮型的村庄治理结构,是精英俘获扶贫资源的社会基础。在脱贫攻坚工作中,需要更多地关注扶贫工作与乡村社会的互动,把村庄社会结构变迁的客观事实纳入扶贫和研究工作中。